引言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立國前女真族文化落後，建立金朝後，積極學習吸收漢文化。
随着民族融合程序的深入，女真統治者受儒家思想熏染，儒學修養逐漸提升，表現出對儒學的心理認同，為儒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儒學影響下的金代文學，繼承儒家詩教觀，主張文以明道，追求《詩經》以來形成的風雅傳統，并且在具體的文學創作中有所展現。
女真族建立金朝之前，其生産方式、社會制度和文化水準相對中原地區落後很多，金朝建立之後，随着民族融合的逐漸加深，女真族加快學習和吸收漢文化，統治者受到儒學的熏染，儒學修養大大提高，促進了金朝儒學的發展。
一、儒學背景下的金代文學
金朝作為女真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依靠強大的武力，先後滅亡了遼和北宋政權，繼而入主中原。
女真族建立金朝之前，文化水準相對較低，還保留着相對原始的生産生活方式，入主中原後，大量搜集漢人圖書，積極吸收漢文化，推動民族融合，為金代儒學的發展提供了可能。
金太祖、太宗時期，緻力于開疆拓土，較少顧及到文化建設，金熙宗、海陵王二人以及之後的金代帝王自幼即受教于儒家士大夫，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學修養逐漸提升。
金代統治者的示範作用，促進了女真人對漢文化的接受，教育和科舉内容的儒學化，以及大量學校和文廟的修建，推動了儒學更為廣泛的傳播和發展。
二、金初儒士的文化傳播
金初儒士主要來自遼和北宋，主要的任務在于為朝廷制定完善的官制和禮儀，即所謂“朝廷典策、鄰國書命”，并沒有過多的儒學理念上的闡釋，為金代儒學的經學化傾向奠定了基礎。
金代理學雖受到宋代理學的影響而有所發展，但并未出現足以名世的理學大家。金代儒學發展的同時，釋、道思想亦流行于金代社會，呈現出儒釋道三教融合的趨勢，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家文學觀對文學發展的影響。
金代文學的發展大緻可以分為初期、中期和晚期三個時期，初期文壇即金初的“借才異代”時期，金初的“異代”文人在進入金朝之前就已經具備較高的文學修養，較為成熟的文學風格，他們為金朝文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中期文壇從“國朝文派”的出現到宣宗貞祐南渡之前，“國朝文派”文人生于金、長于金，開始形成金代文學獨有的特色，但從中仍可看到金初“異代”文人的影響，
金宣宗時期，面對蒙古軍隊的進攻，金朝軍隊無力抵抗，國勢日漸衰落，文學發展也進入新的時期。
後期文壇從貞祐南渡到金亡，貞祐南渡後雖然國勢日漸衰落以至于最終滅亡，但文學的發展卻迎來繁榮發展，出現了很多的文學家。
三、儒學對金代文士的影響
儒學對金代文士的影響展現在正統觀念的轉變和隐逸意識的加強，金朝作為女真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其建立之初，統治者就開始為本朝的正統性尋求理論依據，在此過程中，儒家正統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金代統治者滅亡北宋，入主中原後，積極進行漢化改革，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制定官制和禮儀等制度，并且多次讨論王朝“德運”問題，以期獲得漢人的認可和擁護。
受到“夷夏之辨”觀念的影響，古代漢族士人對少數民族普遍抱有一定的偏見，在此背景下的金代漢族士人，其正統觀有個從排斥到接受的變化過程，表明他們對金朝統治合法性的心理上的逐漸認同，并且在文學作品中有所表達。
金代初期來自遼和宋的文士，或是戰争中被俘，或是主動投降金朝，或是出使金朝被留，儒家忠君思想影響下的漢族士人常常流露出對于故土的懷念，在其文學作品中有着較為明确的表達。
是以，金初“異代”文士，尤其是來自宋朝的文士，仍然以宋朝為正統，對于金朝統治的正統性抱有懷疑的态度。
而生于金、長于金的文人，即蕭貢提出的“國朝文派”，他們對于遼、宋并沒有特殊的情感，自然是認同金朝統治的正統合法性，在文學作品中也流露出作為金朝臣民的自豪感和優越感。
金代末期，面對蒙古軍隊的進攻，王朝危在旦夕時，文人士大夫表現出對王朝命運的關切和擔憂，絲毫不遜于漢族士人對漢人政權的關心，金代文士對金朝統治的心理認同可見一斑。
另外女真統治下的漢族士人，在仕途上面臨更為困難的處境，在文學作品中流露出較強的隐逸思想。
金初異代文士出于全身遠禍、不仕二主的考慮，常常流露出隐逸之思，“國朝文派”文人一方面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影響，有着較為強烈的入世願望，另一方面又面臨仕途上的困境，在仕與隐之間徘徊掙紮，時常流露出的隐逸之思，他們都未必真的要隐居山林，而更多的是作為仕途遭遇挫折時心理上的慰藉。
四、金代傳統儒學的回歸
儒家思想影響下的金代文學觀，對于《詩經》以來形成的風雅傳統有着自覺的追求，在文道關系的體認上，繼承儒家詩教觀，主張文學能夠“明王道，輔教化”，傳達儒家忠、孝、仁、義等理念，強調文學作品的社會教化功能。
儒家文學觀倡導“文質彬彬”，強調文學作品内容的充實，反對外在形式上過度的雕飾，在此觀念引導下，金代貞祐南渡後的文壇，主張“文以意為主”，以此反撥金代章宗以來文壇上形成的尖新、浮豔之風，推動了金代文學的發展。
同時，金代傳統儒學的回歸，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金代文學複古傾向的形成，金代文人主張師法古人，進而獲得文學水準上的提升，主要展現在金代文人對唐宋文學的接受和學習上。
金代文人對唐代文學普遍持推崇态度，師法範圍較廣，盛唐、中唐、晚唐文人都在學習範圍之内，而金代文人對宋代文學則褒貶不一，學習的對象主要集中在歐陽修、蘇轼、黃庭堅等人，且不乏批評之詞。
五、儒學影響下金代文學表現
儒學影響下的金代文學創作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表現，金代初期的“異代”文人受到儒家忠君愛國思想的影響，不能忘懷故國，在金朝始終找不到歸屬感。
是以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對故國家鄉的懷念，加之仕于二朝的心理負擔，他們萌生退隐之心，表達出對隐逸的向往，借以消解内心中的困境。
金代立國的過程中經曆了長期的戰争，即使在金朝建立後，戰争亦頻繁發生，加之朝廷賦稅和不時發生的自然災害。
金朝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足，即使号稱“盛世”的世宗、章宗朝，金朝百姓有時亦不免陷入不能自足的境地，金代中期的文人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響，關心普通百姓的生産生活狀況，以劉迎為代表的文人創作出諸多關懷民生的文學作品。
而儒家文人士大夫在進行文學創作時會不經意間就會流露出對儒學理論的思考，這些思考植根于深厚的儒學修養，有些作品尚不失文學色彩，金代文人亦有此類作品。
金代文人還有闡發儒學理論的文學創作，這些文學作品純是儒學義理的闡發，宣揚儒家思想，展現出他們對儒學義理的了解，但是較為缺乏文學審美意蘊。
貞祐南渡後的金朝國勢日漸衰微，受儒家忠君愛國和仁政思想影響，金代文人的作品中表現出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和百姓處境的關心。
金朝建立之初，注重典章制度、禮儀政治的經學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同時受到宋代理學的影響，金代理學亦得到一定的傳播。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對儒學的接受水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代儒學的發展，也能折射出女真等少數民族對儒學接受的發展程序。
而在儒家思想之外，釋、道思想也流行于金代社會，并且三者呈現出互相交融的态勢。
北宋滅亡後，文化和學術中心南移，中原地區儒學基礎薄弱，金代儒學的發展雖然相對衰落，但是卻一直沒有斷絕。
金代統治者從建國之初就開始對文士進行搜羅，從遼、宋進入金代的文人大都具有較好的文化素養，雖然不是專門緻力于儒家思想研究的儒學大家，但也都長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們成為第一批儒學傳播者。
六、金代儒學發展的作用
金代儒學的發展帶有明顯的經世緻用傾向，金代建立之初，金代儒學在國家政治制度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韓昉、洪皓等人擔任金代皇帝和女真貴族的老師，向他們灌輸了儒家治國理政觀念；宇文虛中、韓企先等人直接參與了金代禮儀等典章制度的制定。
金代初期的儒學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政治手段，向統治者灌輸儒家理念，建立起符合儒家規範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發明義理，建立學說體系。
随着民族融合程序的深入，金代儒學在封建化過程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漢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更多的漢族士大夫得以走入仕途，他們飽讀儒家詩書，恪守儒家禮儀，貫徹儒家治國理念。
特殊的曆史環境使金代儒學的發展側重傳統儒學中經世緻用的方面，而缺少儒學義理的發明和闡釋。
金、元時期傳統儒學複歸現象的産生，一方面是由于金、元少數民族的貴族集團以武力征服中原，摧殘了漢民族傳統文化，因而出現了一個儲存漢傳統文化、恢複中原地區社會固有秩序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對宋元理學流弊的反撥，變空談義理為宗經緻用。
結語
金代文人更加關注儒學中厚人倫、美教化的層面，對于道德、性命等義理的闡釋并沒有太多的發明，這也是金代儒學注重經世緻用的具體展現。
金代儒士對儒家忠、孝、仁、義觀念的宣揚，也都沒有突破傳統儒學的範疇。金代文人對儒學的闡釋立足于封建人倫關系的建構，與國家秩序的穩定息息相關。
金代文人對儒學的側重點，正迎合了金代統治者維護統治的意願，也促進了普通漢人對金代少數民族統治者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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