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的文明和政体的开始——来库古立法
无论国家还是城邦，建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法，有了法律，国家或城邦才能摆脱那种依靠氏族血缘关系维系的部落状态，真正迈入国家和文明的行列。而斯巴达的文明和政体则是从来库古立法开始的。来库古之于斯巴达，不亚于黄帝之于古代中国。
吕库古
来库古是一个极富传说色彩的人物。根据一些古书记载，来库古原本是个斯巴达贵族，早年他到过德尔斐。德尔斐是个可以求神谕的地方，据说阿波罗圣殿的女祭司在传达神谕时，称来库古为“诸神钟爱之人，不是凡人，而是神”。
后来他回到斯巴达，宣称自己获得了神谕，太阳神阿波罗向他颁布了一套律法，并要求他在斯巴达实施这套律法。正是凭借这一神谕，来库古受到斯巴达人的尊重。他为斯巴达人制定了一系列不成文的“瑞特拉”（神谕或律法），并要求斯巴达人发誓永远遵守这些律法。
斯巴达人
一些历史记载也提到，在来库古立法时，曾有一批人支持他，这批支持他的人后来进入了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元老院，成为元老。这就是斯巴达元老院的来历。当然，有支持者，就必然有反对者，尤其当立法动摇一些人的根本利益时，必然会遭到反对甚至攻击。
元老院
据传，当时有个贵族青年直接对吕库古进行了人身攻击，他一拳将吕库古的眼珠打了下来。但是，来库古不仅没有惩办这个贵族青年，还将他带回家中，让他每天看着自己如何为斯巴达殚精竭虑地工作。那个贵族青年目睹了来库古不顾个人利益、一心为公的行为后深受感动，从此死心塌地地拥护来库古。
来库古
当然，以上种种都带有一定的传说色彩，不足为信。但不可否认的是，来库古的确为斯巴达制定了一套重要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他的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来库古施行的第一改革——建立元老院
来库古施行的许多改革措施中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建立了元老院，即长老议会。正如拥护柏拉图所说：“元老院的效能同国王们‘狂热的’治理糅合在一起，加之元老院同国王们在最重要的事务上具有同等的决定权，最终为国家大事的协商带来了稳妥和应有的节制。”
柏拉图
在此之前，斯巴达的内政一直摇摆不定，国王与民众相互对立。如今，元老院的权力成为国家这条船上的“压舱石”，元老院可以协调国王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将国王与民众放在一条稳稳当当的船上，国家大事就可以获得合理、井然有序的安排。
元老院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由28名元老和2位国王共同组成。至于为什么元老有28人，一种说法是，据推测斯巴达可能拥有28个氏族，氏族中德高望重的首领便成了最早的元老；
元老院
另一种说法称，这些人是最早追随和拥护来库古立法的人，最终，他们进入了元老院，而人数正好是28个。加上两位国王，元老院中的这30个人共同组成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这30个人也被称为“三十寡头”，因此，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也被称为寡头政治。
元老院主要负责监督国家的行政事务、制定议案，并充当最高审判法庭的成员等，同时负责建立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的职责是对元老院提出的议案进行表决，以及选举除国王之外的全体公务人员。尽管来库古立法对国家政体进行了调整，但寡头政治仍然在其中占据绝对优势。
元老院
当来库古的后继者看到这股势力仍在不断“膨胀”时，就开始对它加以羁勒，即设立了5名民选执政官。所以，后来斯巴达的最高权力机关除了2位国王和28位元老，又多了5位民选执政官。斯巴达28位元老的任职为终身制，一旦有元老去世，新元老会从替补中产生。
替补人员由公民大会推举产生，推举的方法是：得到大家推崇的元老候选人逐个走过公民大会，每走过一个人，大会中的公民便发出呐喊声、欢呼声，获得呐喊声和欢呼声最大的人可以进入元老院，由替补转变为真正的元老。当然，如果公民们不愿拥护某位候选人，就可以不发出声音。
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统治阶层独断专权，保证了元老、贵族还有斯巴达公民们的权力和权益。不过，这种选举只限于斯巴达人的范围内，柏里伊赛人和希洛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二）来库古施行的第一改革——定期重新分配土地
来库古第二个异常果敢的立法举措就是定期重新分配土地，使每个斯巴达人都拥有一块面积均等的耕地，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斯巴达内部因贫富分化过于严重而产生阶级矛盾。我们说过，斯巴达人所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一片广袤的平原，当地的希洛人主要靠农业生活。
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平原
斯巴达人征服伯罗奔尼撒后掠夺了这里的土地，还使原来的居住者——希洛人全部沦为奴隶。如此一来，国家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财富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而人口众多的平民和奴隶的生活则异常贫苦，这自然引发了平民和奴隶的不满，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为了改变这种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城邦长久发展的状况，来库古提出了一种平均主义政策，即把所有的土地整合成一整块，然后按斯巴达男人的人数重新分配。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是斯巴达人，就可以分得一块面积相当、肥沃程度相当、奴隶人数相当的土地。
斯巴达男人
为防止土地兼并，来库古还规定，每隔5~7年，国家重新进行人口登记，按人头重新分配土地。这就让土地兼并失去了意义，也从根本上保证了每个斯巴达人始终都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阶级矛盾的出现。
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斯巴达出现贫富不均和不平等现象，来库古又着手分配斯巴达人的流动财产。当然，有很多人不能容忍个人财产被充公，来库古为此又采取了另一种措施：禁止民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一切生计问题由国家负责；取消所有的金银货币，改用铁来铸币，用铁币取代金银。
铁币
在改制之后，拿着金银到市场上再也买不到任何东西了，买东西要用铁币。而铁币不值钱，到处都是，很容易弄到，这一举措使斯巴达富人再也没什么比穷人更优越之处了。铁币政策的实施最终消灭了斯巴达城邦内的富人阶层，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对此的解释是：“铁币很重，又不值钱，花起来、存起来都不方便。”
历史学家普鲁塔克
“10个米那斯（相当于20世纪初的200美元）需要一间库房才能存放，需要两头牛才能搬运。”也就是说，原本几两碎银的财富，现在要一个仓库才能装下。金银货币的取缔直接导致斯巴达的商业陷入停滞状态，居民之间的贸易活动又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社会经济状况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穷人未必更穷，但富人肯定不富。没有了富人，大家都过相同的日子，这就杜绝了斯巴达人贪婪奢侈的念头，使内部能够保持一种原始的平等状态。
以物换物
16世纪初，欧洲曾出现一位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他创作了一部名垂史册的著作，名为《乌托邦》。在这本著作中，托马斯·莫尔描述了一个美好的、虚幻的名叫“乌托邦”的地方，这里实行财产公有制，公民没有私有财产，大家都到公共餐厅就餐；
空想家托马斯·莫尔
官吏由人们投票选举产生，职位不世袭；居民每天劳动6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他时间都用来从事文化、哲学、艺术创作；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全都用来制造手铐、脚镣或便桶、溺器……《乌托邦》中的思想深受斯巴达制度的影响。
1492年，托马斯·莫尔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就读古典学专业，他在这里学习了希腊文，并有机会尽情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其中，柏拉图的思想对托马斯·莫尔的影响尤为深刻。
托马斯·莫尔
柏拉图创作的《理想国》就是以斯巴达为模型的，柏拉图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就应该像斯巴达那样，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之分，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追求最高的善的原则。因此，后来的评论家也将《乌托邦》称作柏拉图《理想国》的续篇。
（三）建立公共食堂制度
公共食堂制度是来库古最为精心构思的一项政治制度。在此之前，斯巴达人也像其他希腊人一样，在家里开伙进餐。来库古认为这就是人们产生不当行为的重要原因，鉴于此，他建立了公共食堂制度。
这项制度规定，所有斯巴达人必须到指定的食堂去共同就餐，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情，同时避免一部分人成为专注于吃喝享乐的饕餮之徒，从而使人们一心一意地为国家效命。大家可别小看了斯巴达人公共进餐这件事。
斯巴达人称共餐为“菲狄提亚”，要培养一名真正的斯巴达男人、战士，可以说几乎就是从共餐开始的。一个男婴从出生起，他一生的命运就交给了斯巴达。健康的男孩从7岁生日那天起，就必须到公共食堂和大家一同就餐。
斯巴达公共食堂与我们想象或亲身体验过的食堂完全不一样。那里自始至终只有一种食物，每个人从成为公民那天起，就必须在公共食堂吃这种食物。
对于7~18岁正在成长的斯巴达人，食堂不但不会提供额外的营养食物，反而会刻意减少对他们的食物供应。这样一来，大家就没有了挑肥拣瘦的机会，也不会养成饕餮的恶习。斯巴达人强调的是拳头，而不是牙齿。
食堂的食物来自哪里呢？斯巴达公共食堂并不是平均分配福利的，其中的食物来自就餐男女每年定额缴纳的谷物或肉类。一些斯巴达男人会外出捕猎，将猎物提供给公共食堂，提供猎物多的人还会获得特别的青睐。
比如，斯巴达元老院会从中找出最勇敢、最机灵的男人，让他们组成特别的猎杀队伍，干掉那些强壮的、不肯被驯服的希洛人。
猎杀队伍
斯巴达男子在18岁时会接受资格考验，检验他们的各项军事技能和生存能力，成绩不合格的人可能无法进入军队，甚至被整个斯巴达社会抛弃；而成绩优秀者不但会被公共食堂接收，还可能获得到王家食堂陪伴国王就餐的机会。
总之，来库古为斯巴达城邦制定的一切制度和规定都是为了降低斯巴达人对财富的欲望和追求，加强斯巴达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每一个斯巴达人都只知为国，不知为家，从而成长为英雄祖先赫拉克勒斯那样手握棍棒、身披狮皮、勇猛无比、令世人折服的战士。当财富不再是引起斯巴达人欲望的东西时，他们便只剩下一种欲望——追求荣誉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