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達的文明和政體的開始——來庫古立法
無論國家還是城邦，建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立法，有了法律，國家或城邦才能擺脫那種依靠氏族血緣關系維系的部落狀态，真正邁入國家和文明的行列。而斯巴達的文明和政體則是從來庫古立法開始的。來庫古之于斯巴達，不亞于黃帝之于古代中國。
呂庫古
來庫古是一個極富傳說色彩的人物。根據一些古書記載，來庫古原本是個斯巴達貴族，早年他到過德爾斐。德爾斐是個可以求神谕的地方，據說阿波羅聖殿的女祭司在傳達神谕時，稱來庫古為“諸神鐘愛之人，不是凡人，而是神”。
後來他回到斯巴達，宣稱自己獲得了神谕，太陽神阿波羅向他頒布了一套律法，并要求他在斯巴達實施這套律法。正是憑借這一神谕，來庫古受到斯巴達人的尊重。他為斯巴達人制定了一系列不成文的“瑞特拉”（神谕或律法），并要求斯巴達人發誓永遠遵守這些律法。
斯巴達人
一些曆史記載也提到，在來庫古立法時，曾有一批人支援他，這批支援他的人後來進入了國家最高的權力機構——元老院，成為元老。這就是斯巴達元老院的來曆。當然，有支援者，就必然有反對者，尤其當立法動搖一些人的根本利益時，必然會遭到反對甚至攻擊。
元老院
據傳，當時有個貴族青年直接對呂庫古進行了人身攻擊，他一拳将呂庫古的眼珠打了下來。但是，來庫古不僅沒有懲辦這個貴族青年，還将他帶回家中，讓他每天看着自己如何為斯巴達殚精竭慮地工作。那個貴族青年目睹了來庫古不顧個人利益、一心為公的行為後深受感動，從此死心塌地地擁護來庫古。
來庫古
當然，以上種種都帶有一定的傳說色彩，不足為信。但不可否認的是，來庫古的确為斯巴達制定了一套重要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他的立法主要展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來庫古施行的第一改革——建立元老院
來庫古施行的許多改革措施中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建立了元老院，即長老議會。正如擁護柏拉圖所說：“元老院的效能同國王們‘狂熱的’治理糅合在一起，加之元老院同國王們在最重要的事務上具有同等的決定權，最終為國家大事的協商帶來了穩妥和應有的節制。”
柏拉圖
在此之前，斯巴達的内政一直搖擺不定，國王與群眾互相對立。如今，元老院的權力成為國家這條船上的“壓艙石”，元老院可以協調國王與群眾之間的利益沖突，将國王與群眾放在一條穩穩當當的船上，國家大事就可以獲得合理、井然有序的安排。
元老院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由28名元老和2位國王共同組成。至于為什麼元老有28人，一種說法是，據推測斯巴達可能擁有28個氏族，氏族中德高望重的首領便成了最早的元老；
元老院
另一種說法稱，這些人是最早追随和擁護來庫古立法的人，最終，他們進入了元老院，而人數正好是28個。加上兩位國王，元老院中的這30個人共同組成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這30個人也被稱為“三十寡頭”，是以，斯巴達的政治制度也被稱為寡頭政治。
元老院主要負責監督國家的行政事務、制定議案，并充當最高審判法庭的成員等，同時負責建立公民大會。公民大會的職責是對元老院提出的議案進行表決，以及選舉除國王之外的全體公務人員。盡管來庫古立法對國家政體進行了調整，但寡頭政治仍然在其中占據絕對優勢。
元老院
當來庫古的後繼者看到這股勢力仍在不斷“膨脹”時，就開始對它加以羁勒，即設立了5名民選執政官。是以，後來斯巴達的最高權力機關除了2位國王和28位元老，又多了5位民選執政官。斯巴達28位元老的任職為終身制，一旦有元老去世，新元老會從替補中産生。
替補人員由公民大會推舉産生，推舉的方法是：得到大家推崇的元老候選人逐個走過公民大會，每走過一個人，大會中的公民便發出呐喊聲、歡呼聲，獲得呐喊聲和歡呼聲最大的人可以進入元老院，由替補轉變為真正的元老。當然，如果公民們不願擁護某位候選人，就可以不發出聲音。
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統治階層獨斷專權，保證了元老、貴族還有斯巴達公民們的權力和權益。不過，這種選舉隻限于斯巴達人的範圍内，柏裡伊賽人和希洛人是沒有資格參加的。
（二）來庫古施行的第一改革——定期重新配置設定土地
來庫古第二個異常果敢的立法舉措就是定期重新配置設定土地，使每個斯巴達人都擁有一塊面積均等的耕地，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斯巴達内部因貧富分化過于嚴重而産生階級沖突。我們說過，斯巴達人所在的伯羅奔尼撒半島有一片廣袤的平原，當地的希洛人主要靠農業生活。
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平原
斯巴達人征服伯羅奔尼撒後掠奪了這裡的土地，還使原來的居住者——希洛人全部淪為奴隸。如此一來，國家便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不平等現象：财富集中在少數權貴手中，而人口衆多的平民和奴隸的生活則異常貧苦，這自然引發了平民和奴隸的不滿，階級沖突日益激化。
為了改變這種貧富差距過大、不利于城邦長久發展的狀況，來庫古提出了一種平均主義政策，即把所有的土地整合成一整塊，然後按斯巴達男人的人數重新配置設定。無論貴族還是平民，隻要是斯巴達人，就可以分得一塊面積相當、肥沃程度相當、奴隸人數相當的土地。
斯巴達男人
為防止土地兼并，來庫古還規定，每隔5~7年，國家重新進行人口登記，按人頭重新配置設定土地。這就讓土地兼并失去了意義，也從根本上保證了每個斯巴達人始終都能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土地，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階級沖突的出現。
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斯巴達出現貧富不均和不平等現象，來庫古又着手配置設定斯巴達人的流動财産。當然，有很多人不能容忍個人财産被充公，來庫古為此又采取了另一種措施：禁止民間進行任何形式的商業活動，一切生計問題由國家負責；取消所有的金銀貨币，改用鐵來鑄币，用鐵币取代金銀。
鐵币
在改制之後，拿着金銀到市場上再也買不到任何東西了，買東西要用鐵币。而鐵币不值錢，到處都是，很容易弄到，這一舉措使斯巴達富人再也沒什麼比窮人更優越之處了。鐵币政策的實施最終消滅了斯巴達城邦内的富人階層，曆史學家普魯塔克對此的解釋是：“鐵币很重，又不值錢，花起來、存起來都不友善。”
曆史學家普魯塔克
“10個米那斯（相當于20世紀初的200美元）需要一間庫房才能存放，需要兩頭牛才能搬運。”也就是說，原本幾兩碎銀的财富，現在要一個倉庫才能裝下。金銀貨币的取締直接導緻斯巴達的商業陷入停滞狀态，居民之間的貿易活動又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時代，社會經濟狀況可想而知。
在這種情況下，窮人未必更窮，但富人肯定不富。沒有了富人，大家都過相同的日子，這就杜絕了斯巴達人貪婪奢侈的念頭，使内部能夠保持一種原始的平等狀态。
以物換物
16世紀初，歐洲曾出現一位近代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托馬斯·莫爾，他創作了一部名垂史冊的著作，名為《烏托邦》。在這本著作中，托馬斯·莫爾描述了一個美好的、虛幻的名叫“烏托邦”的地方，這裡實行财産公有制，公民沒有私有财産，大家都到公共餐廳就餐；
空想家托馬斯·莫爾
官吏由人們投票選舉産生，職位不世襲；居民每天勞動6小時即能滿足社會需要，其他時間都用來從事文化、哲學、藝術創作；沒有商品貨币關系，金銀全都用來制造手铐、腳鐐或便桶、溺器……《烏托邦》中的思想深受斯巴達制度的影響。
1492年，托馬斯·莫爾進入英國牛津大學就讀古典學專業，他在這裡學習了希臘文，并有機會盡情閱讀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等人的作品。其中，柏拉圖的思想對托馬斯·莫爾的影響尤為深刻。
托馬斯·莫爾
柏拉圖創作的《理想國》就是以斯巴達為模型的，柏拉圖認為一個好的國家就應該像斯巴達那樣，沒有私有财産，沒有貧富之分，國家的最終目的就是追求最高的善的原則。是以，後來的評論家也将《烏托邦》稱作柏拉圖《理想國》的續篇。
（三）建立公共食堂制度
公共食堂制度是來庫古最為精心構思的一項政治制度。在此之前，斯巴達人也像其他希臘人一樣，在家裡開夥進餐。來庫古認為這就是人們産生不當行為的重要原因，鑒于此，他建立了公共食堂制度。
這項制度規定，所有斯巴達人必須到指定的食堂去共同就餐，以增進互相之間的友情，同時避免一部分人成為專注于吃喝享樂的饕餮之徒，進而使人們一心一意地為國家效命。大家可别小看了斯巴達人公共進餐這件事。
斯巴達人稱共餐為“菲狄提亞”，要培養一名真正的斯巴達男人、戰士，可以說幾乎就是從共餐開始的。一個男嬰從出生起，他一生的命運就交給了斯巴達。健康的男孩從7歲生日那天起，就必須到公共食堂和大家一同就餐。
斯巴達公共食堂與我們想象或親身體驗過的食堂完全不一樣。那裡自始至終隻有一種食物，每個人從成為公民那天起，就必須在公共食堂吃這種食物。
對于7~18歲正在成長的斯巴達人，食堂不但不會提供額外的營養食物，反而會刻意減少對他們的食物供應。這樣一來，大家就沒有了挑肥揀瘦的機會，也不會養成饕餮的惡習。斯巴達人強調的是拳頭，而不是牙齒。
食堂的食物來自哪裡呢？斯巴達公共食堂并不是平均配置設定福利的，其中的食物來自就餐男女每年定額繳納的谷物或肉類。一些斯巴達男人會外出捕獵，将獵物提供給公共食堂，提供獵物多的人還會獲得特别的青睐。
比如，斯巴達元老院會從中找出最勇敢、最機靈的男人，讓他們組成特别的獵殺隊伍，幹掉那些強壯的、不肯被馴服的希洛人。
獵殺隊伍
斯巴達男子在18歲時會接受資格考驗，檢驗他們的各項軍事技能和生存能力，成績不合格的人可能無法進入軍隊，甚至被整個斯巴達社會抛棄；而成績優秀者不但會被公共食堂接收，還可能獲得到王家食堂陪伴國王就餐的機會。
總之，來庫古為斯巴達城邦制定的一切制度和規定都是為了降低斯巴達人對财富的欲望和追求，加強斯巴達人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使每一個斯巴達人都隻知為國，不知為家，進而成長為英雄祖先赫拉克勒斯那樣手握棍棒、身披獅皮、勇猛無比、令世人折服的戰士。當财富不再是引起斯巴達人欲望的東西時，他們便隻剩下一種欲望——追求榮譽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