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在庐江县城东南六十里以外的砖桥乡白衣庵和尚山脚下，一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女共产党员，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倒在敌入的枪口下。她就是中共桐无庐县委中心交通站负责人之一夏传英。
解放以来，每逢清明时节，前来为烈士扫墓的人络绎不绝。少先队员将常青的松柏和最美的鲜花祭放在烈士的墓前。多少年来，英雄的形象活在砖桥乡人的心头，人们是那样深深地怀念着她。
传英一九二一年出生在庐江县砖桥乡西榜村的一户农民家庭。那是个竹木丛生，山青水秀的偏僻山乡，位于无为庐江两县交界处。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国民党节节败退，新四军活动的桐庐无地区即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我党开辟了桐庐无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个地区是长江南北新四军来往要道之一，日伪顽在这里部署了相当雄厚的军事力量，在庐江驻有顽军五二八团。
传英的家乡砖桥还驻有自树旗帜、自立番号的土顽军，为了打击这股质动武装，我党在砖桥一带成立了庐南游击队，由洪增福任队长从一九三八年起，夏传英就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在亲戚朋友中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群众中教喝抗日歌曲，如“吃菜要吃白菜，当兵要当新四军”，“哥哥上战场，妹妹在后方”等。
这些红色歌谣，通俗易懂，男女老少都会唱。通过传英和其他同志的辛勤工作，砖桥群众觉醒了，许多青年纷纷报名要求参加新四军。传英的丈夫刘世泽在传英的动员和支持下，也于一九四0年参加了新四军，后来担任了副排长。
一九四四年，刘世泽同志在无为县周家大山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世泽的哥哥刘世道和传英的侄子夏承译也都先后参加新四军，并光荣栖性。
当时，游击队缺乏枪支弹药，传英极力为游击队筹备。本村洪增来的母亲在砖桥街上开饭店，乡警队经常到那里吃饭，有时没有钱，就拿子弹、手榴弹做押金，传英便与洪母接近，经常谈心，启发她的爱国主义觉悟，替游击队买下了许多子弹和手榴弹。
一九三九年，传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当地党组织经常派她到各地侦察敌情，传递信件和消息。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传英到新四军第七师被服厂工作。
厂里办识字班，她积极动员妇女参加学习；组织青妇队，她第一个报名参加；部队需要军鞋，她发动大家动手做。她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在火热的斗争中，传英逐渐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一九四二年，庐南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桂系顽军一七六师五二八团和部分土顽加紧对游击山区围剩，同时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实行“五户联保”，规定五户中如有一人参加新四军，不报肯，亚户同罪。此外，备乡、保都成立有国民党特务组织“肃奸大队”，大肆搜捕抗日工作人员。
我党的抗日活动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在砖桥、枫店、山鸡店、海形一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网。三月，夏传英被组织派团桐庐无县委继续从事地下交通工作。此后，她经常头戴斗笠，身穿短袍，脚登草鞋，冒着生命危险，往返奔波于桐庐无境内进行地下联络工作。
斗争的实践使她慢慢地变得老练了，她学会了开展地下活动的很多常识，胆大心细，应付自如。她有时把信件塞在扁担眼里，有时用矾水把字写在大表纸上，草鞋、稻箩、麻绳和大扫把都是她藏信件之物。
遇有紧急情况，传英往往机警地甩掉“尾巴”，和敌人“捉迷藏”，一次，传英奉命将一份秘密行动计划火速送到庐南游击队，她知道，这封信关系到庐南地区斗争的成败，责任重大，自己就是吃尽干般苦，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她乔装成农家妇女，手提竹篮，顺着崎岖的山间小道出发了。
刚走出十来里路，就发现前面的山口有敌人设卡，急忙另找小路出山，她攀上高耸的山蜂，在一条布满荆棘、乱石的险道上迂回前进，终于顺利到达石门庵，把信交给了游击队。
一九四三年三月的一天，游击队驻扎在朴家岭大地主朱永祖家，夏传英得知敌五二八团的队伍也在这天要来这里，她马上和另一位妇女洪增英一道翻桥冲，抄小路，来到朴家岭，将情况报告给游击队长洪全福，游击队迅速离开朴家岭，避免了同顽军的一场遭遇战。
另有一次，传英送信到桐城六狮口，途中，她发现远处有敌人在站岗，立即撕烂衣服，披散头发，装疯卖夔，蒙过了敌人的岗哨，将信送到了指定地点。十一月间，敌五二八团团长周雄派国民党乡长徐俊明带着广西军、乡警队不断来砖桥清剿，党的组织遭到了破坏。
个别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叛变自首了，一些胆小的人逃跑了，而传英的革命意志仍坚定不移。她的活动巳被敌人注意，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她家周圈活动。同志们为她的安全担心，劝她及早转移，传英说：“我的处境确实很危险，但要是我离开了，各方面工作就没有人联系，这会给党的工作带来更大的损失。”
胆小怕事的嫂子多次劝传英离开砖桥，她对嫂子说：“不要怕，最多不过杀头。”敌人的搜捕，叛徒的告密，时刻都在威胁着传英；但是，传英不避艰险，临危不惧，继续坚持工作。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农历腊月二十四日清，传英正在化装，准备将一份情报送到无为新四军七师师部，并带些年货打算顺便看看丈夫。刚要动身，叛徒刘开太带着桂系一个军官和国民党乡长徐俊民等三十多人，闯进传英家。
传英看形势危急，迅速将密信揉成小团团塞进嘴里吞下。敌人没有得到密信，便七手八脚将传英捆绑起来拖走了。
被捕后，传英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敌人的监狱，成了她坚持斗争的战场；敌人的法庭，成了她怒斥敌人的讲台。审讯室里阴森幽暗，寒气袭人。传英面无惧色地站在那里，她在自己心里筑起一道敌人水远无法攻破的钢铁防线。
主审者奉其主子“肃奸”大队长何满泽“力争劝降”的冒意，假意责骂手下人，并吩咐给传英松绑，然后奸笑着走上前去：“嘿嘿，委屈你了。你以后不要干什么共产党了，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只要你说出党组织和党员的名单，马上可以让你走。”
传英冷冷地说：“要说共产党，砖桥只有我一个，要杀要砍随你的便。”主审者继续装模作样地说：“能把你请来，我们很高兴。你年纪轻轻，又能干，只要你讲出党组织来，可以做我们军官的太太……”
没等说完，传英“啪啪”打了敌人两个耳光，说：“你家有妈妈，也有姐姐、妹妹，叫她们做你的官太太去。”
主审者恼羞成怒，猛然回头狂喊：“给老子拖下去，狠狠地打”紧接着，沾了水的麻绳象雨点一样落在传英的身上。
不一会儿，传英全身巳是皮开肉绽，但她咬着牙，没哼一声。敌人继续审问：“共产党在哪里？说！”传英威严地答道：“我巳说过，砖桥乡共产党只有我一个，要杀就杀，耍什么威风。”
“拿竹签子来！”敌人气急败坏地嚎叫。传英的双手被铁丝反绑着，每个指间都用筷子夹着。一根一根竹签子钉进她手指尖里。血水直流，血肉模糊，传英晕了过去。
一阵令人心悸的泼水声音。“说不说？”“不知道！”传英发出微弱、但仍然坚定的声音。敌人发疯似的乱蹦乱叫：“野人！野人！杀掉！”监狱可以折磨革命者的身躯，但磨灭不了革命者的赤胆忠心。
传英虽身陷图图，但没有忘记党交给的任务，她设法托人带信给交通员鲁玉同志，让他前来探监，以便转交情报。但是鲁玉还没有来到，敌人巳决定将传英处死。
腊月二十七日凌晨，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砖桥乡王家祠堂阴风惨惨，两个打手拖着遍体鳞伤的传英，将她甩出祠堂的大门。传英用鄙夷的目光扫了敌人一眼，坚持自己走向刑场。
她还像往常一样，依然是那样从窑，那样坦然。敌人狡诈地对她说：“现在说还不迟，只要你说出来，还可以放你出去。”传英轻蔑地回答虎狼般的刽子手：“没什么可说的。”
一声凄厉的子弹声响了，传英倒在血泊中，烈士最后高呼的口号声响彻了和尚山山谷。
传英牺牲后，凶残的敌人砍下她的头颅，斩下四肢，并在遗体旁插上“谁敢收尸，枪杀全家”的牌子。但乡亲们仍然营着生命危险，帮助传英的嫂子用围裙将头颅包好，藏在篮子里偷回家，安葬在乔冲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