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在欧洲的历史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有商业城邦的存在。这在欧洲司空见惯的情形，在亚洲却很少出现。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似乎没有商业城邦的一席之地。中国历史上的现实是，有商业，有商人，却没有商业城邦，更没有属于商人的自治领。为什么善于接纳外来文化的中国，却独独没有商业城邦的立足之地呢？
商业城邦是弱中央的产物
欧洲人的历史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开始，就变得支离破碎了。虽然东罗马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文化基因，但罗马帝国那种统治力已不复存在了。在西罗马帝国的故地，各种势力不断入侵，那里的文化错综复杂。法兰克人、日耳曼人、撒克逊人不断发展壮大，导致西欧没有一个统一稳定的政治实体。虽有过短暂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更多的家族之间的联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统一。
在文化不断被割裂的过程中，统一的希腊罗马文化逐步被各地自身的文化所取代，从而为持久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可以这么说，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皇帝，有的只是一个个国王。国王的权力相对于皇帝是极其有限的，国王对于下属的下属是没有掌控力。国王可以指挥公爵，但对于公爵下面的伯爵，国王往往是拿他们没有办法的。这和欧洲的封建制度有关，他们有着清楚的权利义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身权利的边界。
这样有限的权利义务关系，造就了西欧各王国内部中央集权的弱化。这种弱中央强地方的现象，给了商业城邦发展的空间。通过观察欧洲的商业城邦，我们可以发现像威尼斯、热亚那、比萨这些商业城市，正是在周边缺少强力中央集权的政府而生存下来的。商业城邦因为没有了中央政府的束缚，可以依靠自身优势发展出符合自身条件的城市类型。虽然城市的自治权掌握在少数的商业寡头手里，但其权利受到严格限制，从而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条件。
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成为商业发展的阻力
我们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氛围就已经相当浓厚了。这里比较奇怪的是，中国这么长时间的商业发展，竟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一千年前的商业和一千年后的商业，除了商业的交易形式发生变化，在商业组织上竟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商人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提升。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不符合发展的规律。
从中国古代经济的角度看，似乎能窥得一点端倪。农耕经济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在古代，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在创立的初期，首先考虑的就是政权的平稳过渡。而要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解决国内众多统治人口的粮食问题。中国王朝的稳定是和粮食问题高度绑定的，粮食的稳定意味着政权的稳定。
人口众多是中国的优势，也是中国的劣势。这么多的粮食需求，完全靠商业贸易来解决是不现实的，只能依靠农民自身解决。为了提升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往往会通过无偿授予农民土地、减免农民的赋税等方式，以便最快地解决粮食问题。这种生产模式是需要农民和土地进行绑定的，减少农民的流动性是王朝政府的必然选择。商业的发展，也会因为流动性的减弱而减缓，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停滞。有时为了鼓励生产，政府往往会接管除农业耕种外的一切产业，通过官办的方式来发展其他产业，这给了商业发展致命一击。
商业经济的发展不利王朝的统治
对于商业的态度，中国王朝统治者的态度往往是不予支持的。在这些统治者看来，商人的不劳而获，会让农民积极耕种的思想产生动摇。商人高卖低买的经商理念，由于自身没有生产价值，对于社会层面的稳定是不利的。农民会对商人这种经营模式引发不满，认为这些商人攫取了自己的利益。这种的不满，会使统治者的基础动摇。在农耕经济作为主要支柱的古代王朝，统治者必然会出于统治的需要，打压商人的发展。
古代王朝统治者为了社会面的稳定，对于特定的商品是进行官营的。比如说盐、铁等相关的产业，总是能发现政府的影子。这些垄断性的行业，在古代是真正能产生巨额利润的。商人当然也是能够参与这些行业的，但其付出的成本巨大的，利润往往被政府所盘剥。商人处境是比较艰难的，他们不光要为物价高企的原因背锅，还要承受来自政府方面的政策性风险，其中地方官员的人事变动有时会摧毁商人一辈子的积蓄。
在夹缝中生存的商人，在做大的同时是没有办法做强的。因为强大的基础是相互之间的联合，而中国的商人是无法联合的。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和中国人的单打独斗的性格有关。但我认为更大的原因是来自政府层面的压力。王朝政府可以允许商业的存在，但却不允许商业联合体的存在。这样广泛的联合性的行业组织，对于需要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维护自身的权力是不利的。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王朝政府的动员能力不强的，是无法把政令灌输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的。而商人因为其流动性，消息的传递是极其迅速的。这种对信息的敏锐把控性正是王朝政府的软肋，也就自然不能允许商人的联合。
个体商人无法对抗政府的压力
在王朝统治者眼中，单一的商人是不具有威胁统治的能力。在古代，个体的力量在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是没有反抗之力。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控制流动性，让商业的发展处于一个可以控制的程度。商业的规模一旦被控制，自然就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合力，也就失去了对抗中央政府的力量。
商人可以和地方政府达成有限的合作，而这种合作是以压制为目的的。商人作为商业的主力，一直处于这种压制状态中，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活力。没有活力的商业，也就失去了产生商业联合体的动力，更别说产生相对于商业的发展比较友好的商业城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