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創作挑戰賽#
在歐洲的曆史中，我們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有商業城邦的存在。這在歐洲司空見慣的情形，在亞洲卻很少出現。在我們中國的曆史上，似乎沒有商業城邦的一席之地。中國曆史上的現實是，有商業，有商人，卻沒有商業城邦，更沒有屬于商人的自治領。為什麼善于接納外來文化的中國，卻獨獨沒有商業城邦的立足之地呢？
商業城邦是弱中央的産物
歐洲人的曆史從羅馬帝國的崩潰開始，就變得支離破碎了。雖然東羅馬帝國繼承了羅馬帝國的文化基因，但羅馬帝國那種統治力已不複存在了。在西羅馬帝國的故地，各種勢力不斷入侵，那裡的文化錯綜複雜。法蘭克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不斷發展壯大，導緻西歐沒有一個統一穩定的政治實體。雖有過短暫的統一，但這種統一更多的家族之間的聯合，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統一。
在文化不斷被割裂的過程中，統一的希臘羅馬文化逐漸被各地自身的文化所取代，進而為持久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可以這麼說，自從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就沒有實質意義上的皇帝，有的隻是一個個國王。國王的權力相對于皇帝是極其有限的，國王對于下屬的下屬是沒有掌控力。國王可以指揮公爵，但對于公爵下面的伯爵，國王往往是拿他們沒有辦法的。這和歐洲的封建制度有關，他們有着清楚的權利義務關系，每個人都有自身權利的邊界。
這樣有限的權利義務關系，造就了西歐各王國内部中央集權的弱化。這種弱中央強地方的現象，給了商業城邦發展的空間。通過觀察歐洲的商業城邦，我們可以發現像威尼斯、熱亞那、比薩這些商業城市，正是在周邊缺少強力中央集權的政府而生存下來的。商業城邦因為沒有了中央政府的束縛，可以依靠自身優勢發展出符合自身條件的城市類型。雖然城市的自治權掌握在少數的商業寡頭手裡，但其權利受到嚴格限制，進而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寬松的條件。
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成為商業發展的阻力
我們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商業的氛圍就已經相當濃厚了。這裡比較奇怪的是，中國這麼長時間的商業發展，竟然沒有出現革命性的變革。一千年前的商業和一千年後的商業，除了商業的交易形式發生變化，在商業組織上竟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商人的地位也沒有得到提升。從發展的角度看，這不符合發展的規律。
從中國古代經濟的角度看，似乎能窺得一點端倪。農耕經濟是和中國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的。在古代，一個王朝的統治者，在創立的初期，首先考慮的就是政權的平穩過渡。而要實作政權的平穩過渡，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解決國内衆多統治人口的糧食問題。中國王朝的穩定是和糧食問題高度綁定的，糧食的穩定意味着政權的穩定。
人口衆多是中國的優勢，也是中國的劣勢。這麼多的糧食需求，完全靠商業貿易來解決是不現實的，隻能依靠農民自身解決。為了提升農民耕種土地的積極性，中央政府往往會通過無償授予農民土地、減免農民的賦稅等方式，以便最快地解決糧食問題。這種生産模式是需要農民和土地進行綁定的，減少農民的流動性是王朝政府的必然選擇。商業的發展，也會因為流動性的減弱而減緩，在極端情況下可能會停滞。有時為了鼓勵生産，政府往往會接管除農業耕種外的一切産業，通過官辦的方式來發展其他産業，這給了商業發展緻命一擊。
商業經濟的發展不利王朝的統治
對于商業的态度，中國王朝統治者的态度往往是不予支援的。在這些統治者看來，商人的不勞而獲，會讓農民積極耕種的思想産生動搖。商人高賣低買的經商理念，由于自身沒有生産價值，對于社會層面的穩定是不利的。農民會對商人這種經營模式引發不滿，認為這些商人攫取了自己的利益。這種的不滿，會使統治者的基礎動搖。在農耕經濟作為主要支柱的古代王朝，統治者必然會出于統治的需要，打壓商人的發展。
古代王朝統治者為了社會面的穩定，對于特定的商品是進行官營的。比如說鹽、鐵等相關的産業，總是能發現政府的影子。這些壟斷性的行業，在古代是真正能産生巨額利潤的。商人當然也是能夠參與這些行業的，但其付出的成本巨大的，利潤往往被政府所盤剝。商人處境是比較艱難的，他們不光要為物價高企的原因背鍋，還要承受來自政府方面的政策性風險，其中地方官員的人事變動有時會摧毀商人一輩子的積蓄。
在夾縫中生存的商人，在做大的同時是沒有辦法做強的。因為強大的基礎是互相之間的聯合，而中國的商人是無法聯合的。有一種意見認為，這和中國人的單打獨鬥的性格有關。但我認為更大的原因是來自政府層面的壓力。王朝政府可以允許商業的存在，但卻不允許商業聯合體的存在。這樣廣泛的聯合性的行業組織，對于需要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維護自身的權力是不利的。在生産力低下的古代，王朝政府的動員能力不強的，是無法把政令灌輸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的。而商人因為其流動性，消息的傳遞是極其迅速的。這種對資訊的敏銳把控性正是王朝政府的軟肋，也就自然不能允許商人的聯合。
個體商人無法對抗政府的壓力
在王朝統治者眼中，單一的商人是不具有威脅統治的能力。在古代，個體的力量在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是沒有反抗之力。中央政府可以通過控制流動性，讓商業的發展處于一個可以控制的程度。商業的規模一旦被控制，自然就無法形成強有力的合力，也就失去了對抗中央政府的力量。
商人可以和地方政府達成有限的合作，而這種合作是以壓制為目的的。商人作為商業的主力，一直處于這種壓制狀态中，也就失去了其應有的活力。沒有活力的商業，也就失去了産生商業聯合體的動力，更别說産生相對于商業的發展比較友好的商業城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