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花，没有和毒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的美，实在是令人惊艳的，明艳娇柔而又纯洁无瑕，直至人们的心灵深处。
最初，罂粟花是很受人尊敬的。在古埃及，它被称为“神花”。在中国，它被很多人用诗文来歌颂。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和明代文学家王世懋的“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都盛赞它的美丽。
罂粟花还被赋予过很多情怀，唐代诗人雍陶在《西归出斜谷》中写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就是罂粟花。那一片片五彩缤纷的罂粟花，使得经过艰难跋涉的游子，愁容顿失，感受到了归家的快乐。
甚至，作为罂粟花之来源的罂粟科罂粟属植物罂粟，它起初也是被人珍惜的。这原生于地中海东部山区及小亚细亚、埃及等地的罂粟，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说：“其实状如罂子，其米如粟，乃象乎谷，而可以供御，故有诸名。”
它的药用价值在青铜时代就被人们认识到了。宋朝以来很多医药学书籍记载了罂粟的药用价值，例如，北宋医药学家苏颂在《图经本草》中说她：“行风气，逐邪热，治反胃胸中痰滞。”宋代医药学家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说它：“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
医学上常以性味酸涩、微寒的罂粟壳入药，处方又名“御米壳”或“罂壳”，一般在夏季采收罂粟壳，“凡用以水洗润，去蒂及筋膜，取外薄皮，阴干细切，以米醋拌炒入药。亦有蜜炒、蜜炙者。”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就反映了罂粟滋养着人们身心的情况。罂粟的种子可以榨油，“嫩苗作蔬食甚佳”。
罂粟米还能够缓解丹石中毒症状。古代有些王公贵族和士大夫为求长生不老，常恣意服用钟乳石、硫黄、紫石英、朱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白石英、赤石等矿物药组成的钟乳石散、五石散等，这些药性质燥热暴烈，能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短期效应，使人服后全身发热，甚至激情四射，实际上这是一种慢性中毒。
寇宗奭认为服用丹石的人食用罂粟米更佳：“服石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宋代医药学家马志在《开宝本草》中也说：“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
可惜，罂粟成为制造毒品的原料，就变得非常危险了。罂粟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内含吗啡、可待因、那可汀、罂粟碱等30多种生物碱，在罂粟果实尚未成熟之时，即结青苞的时候，勿损罂粟里面硬皮，于外面青皮上划出刀口，其中的汁液会流出，用瓷器收集这些汁液，阴干，就得到了未经提炼的鸦片。
生鸦片曾经受到古希腊罗马医师们的高度重视，若正确少量使用，可以成为镇静剂等有治疗作用的药物。可是，鸦片带来的虚幻而麻醉般的快乐感觉令人容易上瘾，和海洛因等毒品一样，在快感倍增的情形下慢性中毒，严重时会因呼吸困难而死亡。
罂粟的强大副作用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人的身心，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鸦片大量输入，更是一种残酷的摧毁，很多人因吸食鸦片而丧命。如末代皇后婉容就是由于鸦片中毒而亡的。
婉容在1938年7月16日至1939年7月10日的流水账中，记录了自己买益寿膏（实为鸦片）740多两、平均每天约吸2两的情况。到伪满末年，她的两条腿已经不能动弹，双眼均不能见光，近于失明，看人的时候常以折扇挡着脸，从扇子的骨缝中看过去，样子非常可怕。
昔日的婉容，也是漂亮的，也曾像罂粟花一样，将单纯明朗的笑容，轻轻绽放。不知她拥抱罂粟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自己最后会成为一个完全不能自控的疯子？罂粟花，终于被视为邪恶之花。
其实，元朝时，医药学家对罂粟的副作用已有初步的认识，建议慎用。元代医药学家朱震亨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劫；及湿热泄痢者，用之止涩。其治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然而，世人并未记住朱震亨的劝告。
元朝时已有人开始服食鸦片了。元朝人服食的鸦片，并非中国本土制成，而是从一些战争中得来的。作为战利品，鸦片在当时还颇受欢迎。到了明朝，罂粟花虽然仍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但中国人逐渐懂得了鸦片的生产、制造、服食。邪恶，才有缝可钻。
而邪恶的，并不是罂粟花；邪恶的，是某些人的心，是他们愿意以毁灭方式去接受诱惑。古往今来，吸毒者众，制毒贩毒者多。说罂粟花可怕只不过是某些人逃避罪责的借口和手段罢了。
时光，一点一点地流逝着。罂粟花，依然迎风飘扬。现在的人，恐怕很难再赞美它了，反而唯恐避之不及。对世事浑然不知的无辜的花儿，就这样被贴上标签。好与恶，美与丑，往往就在人们的一念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