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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兔死，走狗烹，自范蠡起，大多开国功臣都明白功高震主的道理。
与之相对应的是开国皇帝的担忧，只要这些开国臣子有一点谋反的迹象，他们就会下死手。
而首当其冲的，往往是领兵打仗的武将。
以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为例，在杯酒释兵权以前，他曾对周围的大臣讲自己整宿睡不着。
臣子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担心“陈桥事变”重演，不希望君臣相斗。
群臣闻言，惶恐不安，唯恐大祸临头，翌日纷纷辞官，故有“杯酒释兵”之说。
其实每一位开国皇帝都有类似于赵匡胤的“畏惧开山之臣”的心态，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
如刘邦、朱元璋等，对开国功臣挥起了屠刀；比如刘秀、赵匡胤，先礼后兵。
而他们的担忧和一系列手段，实际上都是皇权与兵权此消彼长与争夺。
将领去留
大部分的开创者，都是一时的英雄豪杰，他们身上都有着不同的特长，但他们不擅长去领导他人，去站在最中心的位置。
汉朝开国之君刘邦曾经说过一句话：“夫谋定而后动，千里之行，莫如子房；
“镇国安民，发粮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百战百胜，百战百胜，我不是韩信的对手”。
每一位开国皇帝往往都非常了解自己的臣子，知人善用是基本素养。
而他们往往也要带兵打仗，所以对自己麾下的将士是非常了解的。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能够在战场上配合良好，这名臣子自然也很了解皇帝的心思。
所以，如果这些有功之臣想要造反，那么他们必然会成为皇帝陛下最大的敌人。
试想一下，若是韩信真的背叛了刘邦，那么刘邦想要打败韩信，将会是何等的困难？
也许刘邦还是能依靠身边的人将其控制住，但一定也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在封建时代，无论哪个朝代，建国之初，皆有封赏，或封王侯，或封藩镇。
这类封赏，往往位高权重，掌握实权，甚至可以控制地方的兵权、赋税等等，在这一方面，绝不能掉以轻心。
尤其是武将，如果不能很好的管理好，很有可能会自成一派，威胁到皇权。
赵普曾经对赵匡胤说过，历代王朝兴盛衰败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些原因。
五代十国之所以如此混乱，就是因为藩镇已经凌驾于中央之上。
唐王朝覆灭，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剥夺藩镇的兵权，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越来越强大。
身为帝王，必须要制衡这些势力，或者削弱他们的权力，不然江山就没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开国皇帝们基本上在制定军事制度和安排将士时，都会遵循“兵无专主、将无重权”的原则。
首先就把规则制定死了，对将领手中的兵权进行全方位的牵制，防止其拥兵自重，酝酿谋反的计划。
像文章开头讲到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为何能淡定自若地邀请一大帮臣子赴宴，直接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
那是因为，在办这个酒宴之前，宋太祖就已经取得了中央禁军的控制权，而唯一让他还很担心的就是藩镇问题。
他的丞相赵普也曾和他说过，藩镇问题一日得不到解决，“陈桥兵变”一事就极有可能再次上演。
赵匡胤本人也是谋反上来的，他心里面当然清楚这当中的要害。
但是他又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心中依旧认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念着这个情分，他才选择了先礼后兵这种方式。
而这些将领已经知道自己已被皇帝怀疑，况且手里已经没有了精兵，现在和皇帝闹翻无异于自寻死路。
宋太祖也给他们开出了丰厚的条件，交出兵权安稳过完下半辈子，也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于是就在推杯换盏之间，一场皇权与兵权的争斗落下了帷幕，最后的结果是皇权取得了控制权。
实际上，历朝历代在安排将领去留上面，都有着皇权控制兵权的现象。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控制会越来越强，在将领与士兵之间的关系上，皇帝使了小花招。
离间将士
在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在遇到战事时，都是由皇帝亲自临时点兵出征。打完仗以后，士兵们都回归原来驻扎的边防，而将领则回归任职的处所。
这一点在宋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时在军营里已经开始实行“更戍法”。
所谓“更戍法”，就是将士兵和将领分开，驻扎在京师的禁军和镇守各地的禁军，按照朝廷排好日期，按时轮换驻守地。
这一安排实现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兵，使得将领不会与士兵们产生更多的联系，避免了藩镇割据和将士起义的风险。
当然，将帅和士兵都不熟，那谁也不服气谁，这种政策的影响对于整个朝廷来说有好有坏。
首先避免了拥兵自重，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这也是宋朝在抵御外敌时，常常失利的原因之一。
到了清朝，这些游牧民族出身的统治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康熙皇帝有一次就对大学士说，一群将士长期驻守一个地方，捏着兵权并不是什么好事。
时间久了，这些将领就会心生傲慢，容易给国家造成动乱。想吴三桂、耿精忠等人，就是这样起来造反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康熙给出的建议是，将领应当时常返回都城朝见皇帝，以此震慑将领，让他们敬畏皇帝。
后来，为了避免士兵、官吏久居边疆，结成自己的势力，清朝制定了限年更调和武官回避制度。
可以见得，皇帝提防将领到达了这样处心积虑的地步。
总的来看，这些皇帝指定的各种措施，无一例外都是将军队调动和使用的权力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上，不允许任何人来插手、干扰。
在皇帝眼中，将领实际上只是皇家训练出来管理军队，打仗时代替出征的工具人而已。
在如何限制上，皇家规定了只有遭遇战事才能暂时获得权力，去统领军队打仗。
这种权力往往会具象化为象征皇权的凭证，如虎符、虎牌等等，不仅如此，还要有皇家亲笔写下的印信，两者结合起来，将领才能调动军队。
战争结束后，将领也就失去了统领军队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将无重权”。
而另外一个保险，就是离间将士关系，将与兵走得越远，皇家也就越开心。
因为这样就基本不可能产生，武臣私养羽翼的情况。
但这样的措施是以牺牲军队战斗力为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当朝统治者自掘坟墓的行为，这一点可以以宋清两朝屡次出征败北为证。
在军队、兵权上，皇帝做了不少措施，按理讲，这下应当是高枕无忧了。
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监军制度也逐渐成为了既定的军队制度。
而这种安排其实也只是未雨绸缪之策，更多的是皇权加强的象征。
监军制度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打仗的雏形，而真正成为一种制度是在汉代。
前文所提的中央禁军就是皇家的重点关注对象，一个是离皇家最近，二个是这里可都是全王朝的精锐。
皇家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保。在汉武帝时期，监军使者开始监督北军，等到戾太子叛乱，一整套监视禁军的制度正式成形。
除了在中央设置禁军，在汉武帝乃至他身后，各个地方的军队都普及了监军机构。
再到王莽和东汉时期，监军制度更为盛行，在隋朝，御史除了本职工作，在战时还兼任监军这一职责。
随后来到唐朝，这一时期监军的人员从兼职转变为了专职，并且皇帝还专门设立的监军使院。
只不过，一开始监军使的地位并不高，活动范围和能力也有很大的限制。
到了开元、天宝年间，监军使不再临时派派任将领，而是改为由宦官监军。
时间久了，这些监军使的地位与节度使几乎平起平坐，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藩镇割据的情况发生和蔓延。
而到了明朝，监军制度变得更加严密，其组织机构分设了两个系统，一个是宦官监督，二个是文臣监督。
至此监军制度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皇权对于兵权的控制也越发牢固，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封建王朝末期，鲜少在史书上发现大规模的将士叛乱。
兵权的翅膀已经被皇权剪了，根本就飞不起来。
除了在制度上加强控制，历代皇帝还在文化、思想上控制兵权。
杀鸡儆猴
封建时代，讲究的就是君权至上。
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势，不是靠拳头得来的，就是靠阴谋诡计得来的。
但往往登基之后，他们都会把这归功于老天爷，说上个朝代气数已尽，下个朝代才是真正的掌权之人。
皇帝都这么说了，文武百官也只能照做。
这一点在《水浒传》中有所体现，当初在“水泊梁山”之中，宋江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也曾经用过类似的手段，获得了一块名为“天石”。
上面刻着一行字，将“一百单八将”描述成了“天将”，由宋江统领，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官职高低，武功高低，功劳大小，都不会有人说什么。
这是上天的旨意，难道你还敢违背？
但这些开创者的心中却不见得是这样想的。
这些人，有些是与开国大帝一起长大的，有些则是和开国大帝同生共死的兄弟，彼此都很熟悉。
比如陈胜，他曾经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在种地的时候，曾经对他的朋友们说过，等他发财了，一定要记得他。
可他造反刚有点功绩，成为陈王后，就毫不留情地杀了一位揭穿他秘密的农民同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是这几个老伙计口无遮拦，对陈王的威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开国皇帝在没有登基的时候，还能以兄弟相称，可一旦登基，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
遇到一个心地善良的皇帝还好，遇到一个心狠手辣的皇帝，那就是死路一条。
每一位开国皇帝，都不愿意提起自己的过去，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兄弟们对自己呼来喝去，让自己的威严荡然无存。
每一位开国之君，都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够长盛不衰。
江山稳固，何为心腹大患？每一位开国皇帝，都会盯着那些功臣，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他们，只要他们还活着，他们的旧部就不敢造反。
一旦太上皇死了，太上皇的儿子孙子镇得住太上皇的功臣？
一般立国之人，大多有居功自傲的毛病，或者无意之间会插手皇帝的事务。
开国功臣再亲近，也比不上皇帝们对子孙后代的亲近。
为了子孙后代，那些心狠手辣的皇帝，就会对那些功勋卓著的人下手，朱元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朱元璋立国之后，很快就利用胡惟庸和蓝玉的案子，处死了不少有功之臣。
其残忍程度，连他自己的儿子朱标都看不下去了。
朱标是明太祖看好的太子，为了教育他，朱元璋拿起一根荆棘棒，用利剑削去荆棘棒上的荆棘，告诉朱标：“我帮你削去荆棘棒上的荆棘，然后还给你。”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要为自己的儿子杀尽恶人，整顿内政，而这个国家，以后就由儿子来掌管。
朱标为人比较和善，正是基于这一点，朱元璋担心自己的儿子对付不了这些人，所以就给了那些大臣一个下马威。
可没想到，他杀了那么多有功之臣，以至于他孙子建文帝陷入了无人可用的窘境。
相比于刘邦和朱元璋，赵匡胤虽然害怕开国功臣夺走自己的江山，但还是选择了先礼后兵，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称为“仁君”的原因。
纵观封建王朝，有时候虽然兵权会高过皇权，但大多数时候，由于中央集权的制度，以及皇权本身的独裁性。
这就注定了皇帝们一定会将兵权强制化为自己的工具，至于历代开国皇帝害怕功臣，说是“害怕”，倒不如说是一种猜忌，是一种保护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权的加强，功臣被斩，或夺取兵权是必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