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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兔死，走狗烹，自範蠡起，大多開國功臣都明白功高震主的道理。
與之相對應的是開國皇帝的擔憂，隻要這些開國臣子有一點謀反的迹象，他們就會下死手。
而首當其沖的，往往是領兵打仗的武将。
以宋朝開國之君趙匡胤為例，在杯酒釋兵權以前，他曾對周圍的大臣講自己整宿睡不着。
臣子問他為什麼，他說自己擔心“陳橋事變”重演，不希望君臣相鬥。
群臣聞言，惶恐不安，唯恐大禍臨頭，翌日紛紛辭官，故有“杯酒釋兵”之說。
其實每一位開國皇帝都有類似于趙匡胤的“畏懼開山之臣”的心态，隻是方式不一樣而已。
如劉邦、朱元璋等，對開國功臣揮起了屠刀；比如劉秀、趙匡胤，先禮後兵。
而他們的擔憂和一系列手段，實際上都是皇權與兵權此消彼長與争奪。
将領去留
大部分的開創者，都是一時的英雄豪傑，他們身上都有着不同的特長，但他們不擅長去上司他人，去站在最中心的位置。
漢朝開國之君劉邦曾經說過一句話：“夫謀定而後動，千裡之行，莫如子房；
“鎮國安民，發糧饷，不絕糧道，我不如蕭何；百戰百勝，百戰百勝，我不是韓信的對手”。
每一位開國皇帝往往都非常了解自己的臣子，知人善用是基本素養。
而他們往往也要帶兵打仗，是以對自己麾下的将士是非常了解的。
反過來也是一樣的，能夠在戰場上配合良好，這名臣子自然也很了解皇帝的心思。
是以，如果這些有功之臣想要造反，那麼他們必然會成為皇帝陛下最大的敵人。
試想一下，若是韓信真的背叛了劉邦，那麼劉邦想要打敗韓信，将會是何等的困難？
也許劉邦還是能依靠身邊的人将其控制住，但一定也是兩敗俱傷的局面。
在封建時代，無論哪個朝代，建國之初，皆有封賞，或封王侯，或封藩鎮。
這類封賞，往往位高權重，掌握實權，甚至可以控制地方的兵權、賦稅等等，在這一方面，絕不能掉以輕心。
尤其是武将，如果不能很好的管理好，很有可能會自成一派，威脅到皇權。
趙普曾經對趙匡胤說過，曆代王朝興盛衰敗的原因，都是因為這些原因。
五代十國之是以如此混亂，就是因為藩鎮已經淩駕于中央之上。
唐王朝覆滅，就是因為他們不能剝奪藩鎮的兵權，隻能眼睜睜看着他們越來越強大。
身為帝王，必須要制衡這些勢力，或者削弱他們的權力，不然江山就沒了。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開國皇帝們基本上在制定軍事制度和安排将士時，都會遵循“兵無專主、将無重權”的原則。
首先就把規則制定死了，對将領手中的兵權進行全方位的牽制，防止其擁兵自重，醞釀謀反的計劃。
像文章開頭講到的“杯酒釋兵權”，趙匡胤為何能淡定自若地邀請一大幫臣子赴宴，直接把自己的顧慮說出來。
那是因為，在辦這個酒宴之前，宋太祖就已經取得了中央禁軍的控制權，而唯一讓他還很擔心的就是藩鎮問題。
他的丞相趙普也曾和他說過，藩鎮問題一日得不到解決，“陳橋兵變”一事就極有可能再次上演。
趙匡胤本人也是謀反上來的，他心裡面當然清楚這當中的要害。
但是他又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絕，心中依舊認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念着這個情分，他才選擇了先禮後兵這種方式。
而這些将領已經知道自己已被皇帝懷疑，況且手裡已經沒有了精兵，現在和皇帝鬧翻無異于自尋死路。
宋太祖也給他們開出了豐厚的條件，交出兵權安穩過完下半輩子，也是一筆不錯的買賣。
于是就在推杯換盞之間，一場皇權與兵權的争鬥落下了帷幕，最後的結果是皇權取得了控制權。
實際上，曆朝曆代在安排将領去留上面，都有着皇權控制兵權的現象。
并且随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控制會越來越強，在将領與士兵之間的關系上，皇帝使了小花招。
離間将士
在曆史上，幾乎每一個朝代，在遇到戰事時，都是由皇帝親自臨時點兵出征。打完仗以後，士兵們都回歸原來駐紮的邊防，而将領則回歸任職的處所。
這一點在宋朝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那時在軍營裡已經開始實行“更戍法”。
所謂“更戍法”，就是将士兵和将領分開，駐紮在京師的禁軍和鎮守各地的禁軍，按照朝廷排好日期，按時輪換駐守地。
這一安排實作了兵無常帥、帥無常兵，使得将領不會與士兵們産生更多的聯系，避免了藩鎮割據和将士起義的風險。
當然，将帥和士兵都不熟，那誰也不服氣誰，這種政策的影響對于整個朝廷來說有好有壞。
首先避免了擁兵自重，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軍隊的凝聚力，這也是宋朝在抵禦外敵時，常常失利的原因之一。
到了清朝，這些遊牧民族出身的統治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
康熙皇帝有一次就對大學士說，一群将士長期駐守一個地方，捏着兵權并不是什麼好事。
時間久了，這些将領就會心生傲慢，容易給國家造成動亂。想吳三桂、耿精忠等人，就是這樣起來造反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康熙給出的建議是，将領應當時常傳回都城朝見皇帝，以此震懾将領，讓他們敬畏皇帝。
後來，為了避免士兵、官吏久居邊疆，結成自己的勢力，清朝制定了限年更調和武官回避制度。
可以見得，皇帝提防将領到達了這樣處心積慮的地步。
總的來看，這些皇帝指定的各種措施，無一例外都是将軍隊調動和使用的權力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上，不允許任何人來插手、幹擾。
在皇帝眼中，将領實際上隻是皇家訓練出來管理軍隊，打仗時代替出征的工具人而已。
在如何限制上，皇家規定了隻有遭遇戰事才能暫時獲得權力，去統領軍隊打仗。
這種權力往往會具象化為象征皇權的憑證，如虎符、虎牌等等，不僅如此，還要有皇家親筆寫下的印信，兩者結合起來，将領才能調動軍隊。
戰争結束後，将領也就失去了統領軍隊的權力，這就是所謂的“将無重權”。
而另外一個保險，就是離間将士關系，将與兵走得越遠，皇家也就越開心。
因為這樣就基本不可能産生，武臣私養羽翼的情況。
但這樣的措施是以犧牲軍隊戰鬥力為代價，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當朝統治者自掘墳墓的行為，這一點可以以宋清兩朝屢次出征敗北為證。
在軍隊、兵權上，皇帝做了不少措施，按理講，這下應當是高枕無憂了。
但随着中央集權的加強，監軍制度也逐漸成為了既定的軍隊制度。
而這種安排其實也隻是未雨綢缪之策，更多的是皇權加強的象征。
監軍制度由來已久，先秦時期就已經有了打仗的雛形，而真正成為一種制度是在漢代。
前文所提的中央禁軍就是皇家的重點關注對象，一個是離皇家最近，二個是這裡可都是全王朝的精銳。
皇家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保。在漢武帝時期，監軍使者開始監督北軍，等到戾太子叛亂，一整套監視禁軍的制度正式成形。
除了在中央設定禁軍，在漢武帝乃至他身後，各個地方的軍隊都普及了監軍機構。
再到王莽和東漢時期，監軍制度更為盛行，在隋朝，禦史除了本職工作，在戰時還兼任監軍這一職責。
随後來到唐朝，這一時期監軍的人員從兼職轉變為了專職，并且皇帝還專門設立的監軍使院。
隻不過，一開始監軍使的地位并不高，活動範圍和能力也有很大的限制。
到了開元、天寶年間，監軍使不再臨時派派任将領，而是改為由宦官監軍。
時間久了，這些監軍使的地位與節度使幾乎平起平坐，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藩鎮割據的情況發生和蔓延。
而到了明朝，監軍制度變得更加嚴密，其組織機構分設了兩個系統，一個是宦官監督，二個是文臣監督。
至此監軍制度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皇權對于兵權的控制也越發牢固，這也是為什麼到了封建王朝末期，鮮少在史書上發現大規模的将士叛亂。
兵權的翅膀已經被皇權剪了，根本就飛不起來。
除了在制度上加強控制，曆代皇帝還在文化、思想上控制兵權。
殺雞儆猴
封建時代，講究的就是君權至上。
皇帝的至高無上的權勢，不是靠拳頭得來的，就是靠陰謀詭計得來的。
但往往登基之後，他們都會把這歸功于老天爺，說上個朝代氣數已盡，下個朝代才是真正的掌權之人。
皇帝都這麼說了，文武百官也隻能照做。
這一點在《水浒傳》中有所展現，當初在“水泊梁山”之中，宋江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也曾經用過類似的手段，獲得了一塊名為“天石”。
上面刻着一行字，将“一百單八将”描述成了“天将”，由宋江統領，最大的好處就是無論官職高低，武功高低，功勞大小，都不會有人說什麼。
這是上天的旨意，難道你還敢違背？
但這些開創者的心中卻不見得是這樣想的。
這些人，有些是與開國大帝一起長大的，有些則是和開國大帝同生共死的兄弟，彼此都很熟悉。
比如陳勝，他曾經說過王侯将相甯有種乎，陳勝在種地的時候，曾經對他的朋友們說過，等他發财了，一定要記得他。
可他造反剛有點功績，成為陳王後，就毫不留情地殺了一位揭穿他秘密的農民同僚，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是這幾個老夥計口無遮攔，對陳王的威信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開國皇帝在沒有登基的時候，還能以兄弟相稱，可一旦登基，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了。
遇到一個心地善良的皇帝還好，遇到一個心狠手辣的皇帝，那就是死路一條。
每一位開國皇帝，都不願意提起自己的過去，更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兄弟們對自己呼來喝去，讓自己的威嚴蕩然無存。
每一位開國之君，都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夠長盛不衰。
江山穩固，何為心腹大患？每一位開國皇帝，都會盯着那些功臣，因為沒有人比他們更了解他們，隻要他們還活着，他們的舊部就不敢造反。
一旦太上皇死了，太上皇的兒子孫子鎮得住太上皇的功臣？
一般立國之人，大多有居功自傲的毛病，或者無意之間會插手皇帝的事務。
開國功臣再親近，也比不上皇帝們對子孫後代的親近。
為了子孫後代，那些心狠手辣的皇帝，就會對那些功勳卓著的人下手，朱元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朱元璋立國之後，很快就利用胡惟庸和藍玉的案子，處死了不少有功之臣。
其殘忍程度，連他自己的兒子朱标都看不下去了。
朱标是明太祖看好的太子，為了教育他，朱元璋拿起一根荊棘棒，用利劍削去荊棘棒上的荊棘，告訴朱标：“我幫你削去荊棘棒上的荊棘，然後還給你。”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他要為自己的兒子殺盡惡人，整頓内政，而這個國家，以後就由兒子來掌管。
朱标為人比較和善，正是基于這一點，朱元璋擔心自己的兒子對付不了這些人，是以就給了那些大臣一個下馬威。
可沒想到，他殺了那麼多有功之臣，以至于他孫子建文帝陷入了無人可用的窘境。
相比于劉邦和朱元璋，趙匡胤雖然害怕開國功臣奪走自己的江山，但還是選擇了先禮後兵，這也是為什麼他會被稱為“仁君”的原因。
縱觀封建王朝，有時候雖然兵權會高過皇權，但大多數時候，由于中央集權的制度，以及皇權本身的獨裁性。
這就注定了皇帝們一定會将兵權強制化為自己的工具，至于曆代開國皇帝害怕功臣，說是“害怕”，倒不如說是一種猜忌，是一種保護色。
随着時間的推移，皇權的加強，功臣被斬，或奪取兵權是必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