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的道德法令能够出现主要有四个重要前提条件，分别是城邦中后期以来社会权力的强化，城邦社会的解体和公共秩序遭到破坏、法律内容和性质的变化、社会道德观的多元化发展。
罗马政局权力的强化
对于城邦的性质在古典学、人类学、历史学上有不同的定义，最近几年更有英国年轻学者贝兰特提出颇有争议的观点，即认为城邦是无国家的社会。对于这一点，身处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国家就是人类社会无需说明的自然状态。
由此，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即早期城邦社会并不拥有强大到足以干涉其成员家庭内部事务的公权力，政局很大程度上只是社会的附属品，而远不是以后的社会管理者。
正如古郎热所言，城邦是一种联合体（这些Community的联合体）。因此在之前的许多个世纪里，城邦须尊重各家庭，各胞族及各部落的宗教信仰，它无权过问这些小团体的内部事务。它不能插手家庭里的事务，不能审判家事，对妻子、儿子及保护人的审判权利与职责属于父亲，这就是为什么在家庭独立自足的时代所建立的个人权利，能在城邦中保持不变，直到晚期为止。
正因为如此，城邦时代对道德的约束主要来自于社会风俗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法律。不过，情况却在共和末期发生了改变。早在奥古斯都颁布道德法令之前，像秦纳、苏拉、恺撒等独断者都以不同的形式（主要是立法形式）对经济、社会、道德、家庭事务实行监管，而他们所依赖的正是共和末期以来罗马当局日益扩大的公权力。
在罗马城邦早期，宗教曾经作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控制着城邦的政局和社会，各级官员的权力都与宗教息息相关，比如高级官员要会占卜、要能够主持主要的祭祀仪式；不成文法在被贵族和高级官员解释的时候明显带有宗教含义；战争等对外事务也往往受宗教的深刻影响。
与之完全相反的是在城邦晚期则出现了如酒神祭祀事件这样的社会监管民间祭祀和宗教崇拜的行为。在奥古斯都统治时代，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罗马宗教的复兴需要更多地依赖罗马政局的扶持，并夹杂着某些政局愿望。
比如取洁礼和城邦宗教聚餐就按元首（奥古斯都本人正是最高大祭司，宗教职务正是他最初同时也是最后取得的重要官职）意愿完全遵照古代仪式举行，古郎热认为罗马人“仍然将它视为一种宗教仪式，而在管理者看来，这不失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方式”。
也就是说罗马城邦社会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家庭关系协调和宗教约束来实现自治的，可以不需要社会监管。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城邦政局权力扩大的呢？
古罗马作家尤特罗比乌斯在《罗马国史大纲》中提到卡密尼斯时期设立军事保民官之后，罗马国家机器因战争而扩展开来；佛罗伦萨的学者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认为是城邦中的平民推动了罗马国家的发展和制度的健全。
腾尼·弗兰克在《罗马帝国主义》中认为是平民为了分享土地和平等权利而推动了罗马国家的军事扩张；古郎热在《古代城邦》中认为城邦权利充分享有者之外的居民推动了城邦的解体。
从这些学者的观点和支持观点的论据中，我们能得出结论，罗马政局权力的扩大是罗马人民（尤其是不能享受和不能充分享有城邦给予权利的人们）普遍追求社会平等权利的结果。因为在之前的城邦组织中只有少数真正的公民才享有这些权利，只有人数更少的“家长”和元老贵族才能享有影响整个城邦的社会权威。
在罗马城邦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最具有赋予每一个人广泛而平等权利的潜在作用。于是依靠社会权力的不断扩大，人们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更多平等的权利。同样，城邦中一些出身贵族的人不满足于社会权威需要缓慢积累的过程和共和制下相互制衡的限制，期待获得更快速、直接、有效的社会权力。
这些都推动了政局权力的日益扩大，使得奥古斯都能够在帝政时代完成道德法令这样的政局监管社会行为。表面上是法律监管道德，但在司法、立法并不独立的罗马帝政时代下却是政局监管社会。
罗马社会调节能力的丧失
与政局权力扩大相对应的正是传统城邦社会的解体和公共秩序的被破坏。爱因斯坦说过，“我们的理论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以马原史学的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解
释罗马传统社会解体的原因，以马克斯·韦伯的社会阶层理论则可以分析社会瓦解的表现和特征。如列宁运用马原学说所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所谓上层寡头即罗马共和国的高级官职被二十几个贵族家族垄断，他们控制了罗马国家的实权。三次内战中的几个独断者都是体现着贵族家族的联合，如奥古斯都的元首统治也是继承了恺撒独断所依赖的尤里亚家族和克劳狄乌斯家族的联合。
从征服西西里并采用叙拉古国王希罗的行省统治模式以来，罗马的各大贵族家庭开始热衷于从政局方面取得不受城邦社会约束的地方及中央权力。这种来自政局的权力如此方便、快捷、有效、不受传统制约，不必像社会权威一样需要长期共处、反复博弈并酝酿足够的伦理色彩，也不太需要在公共事务表现出崇高的德性及取得相当的成绩才能获得。
想要获得权力的部分罗马贵族也希望从中获利，由一定有社会权威而不一定有政局权力的贵族变成了一定有政局权力而不一定有社会权威的权贵。一些在特殊时间里获得特别权力的贵族个人及其家族在一定时间内获得了罗马国家的统治权，如在两次布匿战争中壮大起来的西庇阿家族，他们开启了共和国统治阶层的寡头化。
在公元前234－133年间，罗马选出的200个执政官中，有159个来自26个新贵家族。其中科涅利乌斯家族的代表担任执政官23次、埃米利乌斯11次，法比优斯9次，富尔维优斯10次，克劳狄乌斯９次。在这个时期内，实际上是26个新贵家族垄断了罗马政局。
政局权力垄断又造成这些权贵在工商业中运用特权获得财富，造成贪污、腐败横行。在罗马共和末期日趋激烈的社会斗争和武装冲突中，社会风俗及规范对上层统治者的约束越来越小。
如果说苏拉与马略的争斗中军事领袖们还或多或少地要顾及道德和法律，那么到恺撒和庞培之间爆发内战前后便只讲法律而不讲道德，直到屋大维与安东尼再次爆发内战时，他们对道德和法律的顾忌都已不多见了。
所谓下层民粹是指自从汉尼拔战争的直接破坏和广泛的军事征募压力下，小土地所有者的负担不断加重。这些构成罗马社会细胞的自耕农生活日益困苦，最终破产而不得不离开土地。
他们中的一部分流浪到罗马城沦为无产者，一部分到行省和边境地区冒险求生。随着罗马统治地域的扩大，各行省的粮食生产竞争阻碍了意大利农业的振兴。又随着新式农庄的出现改变了意大利的耕作制度，庄园制的密集耕种带来了橄榄、葡萄等种植的兴旺。
这就要求经营者加大对土地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使用，大财产所有者兼奴隶主阶层形成推动了这一发展的进程，使小生产者阶层进一步濒临绝境，更加不能承受身上的负担。小生产者的普遍贫困。自耕农阶层逐渐趋于萎缩，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社会危机引发政局危机，很快就带来民粹主义的兴起。当破产农民在尝试行省冒险、沦为游手好闲的城市无产者和变成国家及权贵的被庇护者都不能真正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他们中便有人试图用激进方式改变现状。再加上一些有野心的魅力领袖（来自平民上层或贵族）煽动，罗马革新便成为一种可能。
西塞罗曾经说过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后罗马的人民和元老院发生了分裂，事实上这种社会阶层的分裂在这之前就逐渐出现了，只是在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在原来的罗马城邦社会里元老院这个半政局的委员会可以依靠自己的权威，制造并传播意识形态（包括传统道德），发挥社会调和功能修复各种族群、阶层的对立和矛盾。
元老贵族原本作为罗马城邦社会里生产、生活方式最被认同的佼佼者和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成功者，同时又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传播者以及道德楷模，自然而然地在长期共存中形成了对罗马普通人的长者式权威。
而社会分裂导致元老贵族无论是在物质财富创造方式和意识形态输出方面都越来越不被思想日趋多元且激进的社会所认同，社会权威被削弱，逐渐失去了罗马人民的信任。
罗马城邦社会的解体是造成公共秩序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但是直接原因则来自于共和末年多次大规模内战和持续不断的街头乱动、暴力冲突、阴谋杀害。类似于论语中“乡愿，德之贼也”的描述，某些人利用民众极端的、民粹化的情绪挑起破坏社会秩序和践踏社会道德的暴力行为。
而挑起这些摧毁罗马社会公共秩序冲突的恰恰也正是想要合伙夺取国家权力的军事独断者和民粹派煽动家，进而更有两者的联合。例如马略与萨图尔尼努斯（而后是苏尔皮奇乌斯）、恺撒与克劳狄、庞培与保民官迈罗。
其中克劳狄依靠招募奴隶作为剑士和卫兵，非法组织起为自己服务的流氓武装，他们恣意妄为地破坏一切规则和公共秩序，掀起了令多数人都对社会绝望的街头暴力。同时他一方面纵容无赖无产者公然践踏道德，一方面又阻止元老院的干涉和监察官对不道德行为的指控。
更可怕的是这些煽动家的努力便是使得任何当局权力和社会权威的干预都不能维持公共秩序的稳定。甚至，他们还经常与自己的军人头子发生冲突，即便在庞培、马略这样战场上常胜将军的管理下，罗马共和政局和社会都无能为力，只能祭出军队干政的杀手锏。
不得不承认，随着危机的加深，人们的愿望也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强制力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平。奥古斯都正是一个魅力领袖的经典范例，他自己就成功地将军事独断者和民众领袖身份结合在一起，得到贵族和民众的共同支持。然而在内战期间最严重的一次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便是后三头的公民清算，奥古斯都本人又正是其中最坚决的执行者，那场政局清算使社会道德本身及其基础几乎彻底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