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世纪，盖约·格拉古在向罗马的听众传递一种信息——既然他不受奴隶的诱惑，他同样也不会对其属下、也就是罗马人的子嗣有任何不轨行为。
威廉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格拉古的演讲目的在于洗清其与行省内罗马公民发生性行为的嫌疑，但它恰恰说明，尽管人们在实际行为中要严格遵守规范，但在当时的罗马人眼中，男性对俊美的年轻人产生欲望是合乎情理的——不论后者是奴隶还是公民。
可见，在共和国晚期，公民对同性之欲的认知较早期更为深刻和普遍，这无疑是基于同性恋风习普遍流行的社会现实。
最后，伴随着公元前2世纪罗马的征服活动，希腊文化在罗马日趋流行，这成为推动同性恋风习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希腊文化对罗马影响程度之深，罗马诗人贺拉斯曾做过精辟的总结——“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把艺术带给粗鄙的拉提乌姆”。
在这种背景下，希腊人的传统风习——男子之爱，也随着希腊文化这一载体一并传入罗马。诚然，因男子之爱发生于希腊公民群体内部，故罗马人长期以来对其持摒弃态度。
但客观上看，希腊同性恋风习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罗马人的同性恋活动。早期典型的罗马式同性恋关系为奴隶主侵犯奴隶，它仅是一种单纯的行为模式、而不掺杂任何感情因素。
但自共和国晚期，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带有爱情意味的同性恋关系逐渐开始流行。关于这一情况的成因，波利比乌斯的《通史》提供了最直观的记载。从波利比乌斯的表述来看，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种种希腊式的恶习于罗马大肆流行。
“与男孩们交往”显然指向一种类似爱情的关系，这严重违背了罗马传统。因共和国早期，奴隶是男性公民进行同性恋行为唯一合法的性对象。
众所周知，古罗马的奴隶仅被视作“会说话的工具”，男性公民与之产生“爱情”无疑是传统道德所不容的。
然而，在公元前2世纪社会道德败坏的背景下，“自控”开始作为一项“virtus”的新内涵，日渐得到了坚持传统的罗马男性之重视，其中也涵盖了性这一层面。老加图作为政坛保守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向来以在道德监督方面极端严厉而闻名。
在普鲁塔克的记载中，他在出任监察官期间，甚至以“性行为不端”为由驱逐了一位元老显而易见，老加图巧妙地承认了性方面的乐趣，但其高压手段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罗马人性道德的败坏，以致于不得不对元老采取这种看似过于严苛的措施，以儆效尤。
希腊式恋情不仅存在于平民中，由于共和国晚期道德堕落、社会风气开放，部分地位显赫者亦不耻于表达对同性的感情。在《阿提卡之夜》中，奥卢斯·格利乌斯就记录了公元前102年执政官昆图斯·卢塔修斯·卡图鲁斯所作情诗的片段。
此外，有时被爱的对象不仅是外邦人或奴隶，威廉姆斯甚至认为，鉴于“希腊之恋”是希腊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理由相信，在希腊的影响下，罗马贵族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并实践与自由出生的年轻人的浪漫关系。
这并非是一种过度猜测，在共和国晚期，已有文学作品涉及这种公民间的爱情。该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卡图卢斯就是典型的代表，他曾多次表达过对男孩尤文提乌斯的爱慕。
而这类男性公民间的告白在普劳图斯时代是从未出现过的除了男性间的爱情以外，在共和国晚期社会道德整体衰退的氛围中，以及在希腊男子之爱的催化作用下，曾经隐匿于社会表象下的“被动者”亦逐渐浮现在公众视野中。
约活跃于公元前1世纪的两位剧作家卢修斯·庞波尼乌斯和昆图斯·诺维乌斯仅存的戏剧片段生动地刻画了这类出于自愿、具备公民身份的“被动者”。
其作品属于意大利本土的阿特拉笑剧，它们不同于此先以希腊剧本为基础的普劳图斯喜剧，而更具有地道的古意大利文化特征。更为令人讶异的是，不仅是平民阶层，甚至在贵族中也中存在“被动者”。
根据马克西姆斯的记载，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彻曾与出身贵族的罗马青年发生性关系另一则案例发生于公元前52年，包括时任执政官的梅特卢斯·西庇阿在内的多名声名显赫的贵族参与了一起荒淫闹剧。
参考文献：
1.Cicero,The Letters to His Friends, I-VI, translated by W.Glynn Willia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
2.Cicero,The Verrine Orations, I-II, translated by Leonard Greenwoo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
3.Cicero,Pro T.Annio Milone, translated by N.H.Wa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