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世紀，蓋約·格拉古在向羅馬的聽衆傳遞一種資訊——既然他不受奴隸的誘惑，他同樣也不會對其屬下、也就是羅馬人的子嗣有任何不軌行為。
威廉姆斯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格拉古的演講目的在于洗清其與行省内羅馬公民發生性行為的嫌疑，但它恰恰說明，盡管人們在實際行為中要嚴格遵守規範，但在當時的羅馬人眼中，男性對俊美的年輕人産生欲望是合乎情理的——不論後者是奴隸還是公民。
可見，在共和國晚期，公民對同性之欲的認知較早期更為深刻和普遍，這無疑是基于同志風習普遍流行的社會現實。
最後，伴随着公元前2世紀羅馬的征服活動，希臘文化在羅馬日趨流行，這成為推動同志風習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關于希臘文化對羅馬影響程度之深，羅馬詩人賀拉斯曾做過精辟的總結——“被征服的希臘征服了野蠻的征服者，把藝術帶給粗鄙的拉提烏姆”。
在這種背景下，希臘人的傳統風習——男子之愛，也随着希臘文化這一載體一并傳入羅馬。誠然，因男子之愛發生于希臘公民群體内部，故羅馬人長期以來對其持摒棄态度。
但客觀上看，希臘同志風習的傳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羅馬人的同志活動。早期典型的羅馬式同志關系為奴隸主侵犯奴隸，它僅是一種單純的行為模式、而不摻雜任何感情因素。
但自共和國晚期，在希臘文化的影響下，帶有愛情意味的同志關系逐漸開始流行。關于這一情況的成因，波利比烏斯的《通史》提供了最直覺的記載。從波利比烏斯的表述來看，第三次馬其頓戰争是一個轉折點，自此以後，種種希臘式的惡習于羅馬大肆流行。
“與男孩們交往”顯然指向一種類似愛情的關系，這嚴重違背了羅馬傳統。因共和國早期，奴隸是男性公民進行同志行為唯一合法的性對象。
衆所周知，古羅馬的奴隸僅被視作“會說話的工具”，男性公民與之産生“愛情”無疑是傳統道德所不容的。
然而，在公元前2世紀社會道德敗壞的背景下，“自控”開始作為一項“virtus”的新内涵，日漸得到了堅持傳統的羅馬男性之重視，其中也涵蓋了性這一層面。老加圖作為政壇保守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向來以在道德監督方面極端嚴厲而聞名。
在普魯塔克的記載中，他在出任監察官期間，甚至以“性行為不端”為由驅逐了一位元老顯而易見，老加圖巧妙地承認了性方面的樂趣，但其高壓手段恰恰反映了這一時期羅馬人性道德的敗壞，以緻于不得不對元老采取這種看似過于嚴苛的措施，以儆效尤。
希臘式戀情不僅存在于平民中，由于共和國晚期道德堕落、社會風氣開放，部分地位顯赫者亦不恥于表達對同性的感情。在《阿提卡之夜》中，奧盧斯·格利烏斯就記錄了公元前102年執政官昆圖斯·盧塔修斯·卡圖魯斯所作情詩的片段。
此外，有時被愛的對象不僅是外邦人或奴隸，威廉姆斯甚至認為，鑒于“希臘之戀”是希臘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理由相信，在希臘的影響下，羅馬貴族開始越來越多地接受并實踐與自由出生的年輕人的浪漫關系。
這并非是一種過度猜測，在共和國晚期，已有文學作品涉及這種公民間的愛情。該時期最負盛名的詩人卡圖盧斯就是典型的代表，他曾多次表達過對男孩尤文提烏斯的愛慕。
而這類男性公民間的告白在普勞圖斯時代是從未出現過的除了男性間的愛情以外，在共和國晚期社會道德整體衰退的氛圍中，以及在希臘男子之愛的催化作用下，曾經隐匿于社會表象下的“被動者”亦逐漸浮現在公衆視野中。
約活躍于公元前1世紀的兩位劇作家盧修斯·龐波尼烏斯和昆圖斯·諾維烏斯僅存的戲劇片段生動地刻畫了這類出于自願、具備公民身份的“被動者”。
其作品屬于意大利本土的阿特拉笑劇，它們不同于此先以希臘劇本為基礎的普勞圖斯喜劇，而更具有道地的古意大利文化特征。更為令人訝異的是，不僅是平民階層，甚至在貴族中也中存在“被動者”。
根據馬克西姆斯的記載，普布利烏斯·克洛狄烏斯·普爾徹曾與出身貴族的羅馬青年發生性關系另一則案例發生于公元前52年，包括時任執政官的梅特盧斯·西庇阿在内的多名聲名顯赫的貴族參與了一起荒淫鬧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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