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历史说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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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两宋是一个经济繁荣和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宗教的多样性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文章对宋代各民间信仰繁荣的原因作了归类和初步分析。
两宋（960~1279）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更上一层楼，也是另一个国家的大融合和世界的大交流的时代。
在此期间，中原地区经济的兴旺，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汉族与周围各民族的共存，以及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潮流，使得中原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具有了新的特征。
在这一部分中，“在宋朝，民间信仰的多元化已经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这一点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也引发了诸多的猜想。
两宋时代，在佛教、道教的基础上，出现了很多隐秘的宗教，巫现、巫术等现象也十分普遍。各种宗教的繁荣有其各自的原因。
一、佛敏
1.统 治者 重视
宗教能使人的思维瘫痪，并能对人的行动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宗教的特殊性质使得当权者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强化对民众的支配，不惜一切代价去扶植和利用宗教。
除宋徽宗大力推崇道教、反对佛教、宋高宗贬低佛教之外，宋朝统治者大都以“礼”待佛教。宋太祖在北宋开国之时，就对佛教进行了扶持和利用，之后又经历了真宗、仁宗、英宗、天宗、哲宗，佛教的发展更加的繁荣。
由于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厚爱，再加上他们的“上善若水”，很多农民都放弃了农活，转而当起了和尚。在南宋，从宋高宗开始，历代帝王和众多的文武大臣们，都对佛教着迷。皇帝登临名刹、寺庙，派出大量的僧人前往西方朝圣，建立了译经院，任命官员任译经使，并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修建寺庙。
中国佛教历史上首本官刻佛教经典《开宝藏》，始于开宝4年（971年）。佛教繁荣发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统治者对佛教的优待。
2.佛教对儒学的融入
宋代人的崇佛，既体现在封建社会对佛教的尊崇与纵容，又体现在社会各界人士对佛教的热情与虔诚。
佛教已经深入到了宋代人的生活之中，而佛教的盛行，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儒家的统治，这让儒家在宋代的统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儒家的掌控者，为了维护儒家的统治，不惜一切代价，铲除佛教。
然而，在宋朝，传统的儒家思想却因为自己的保守而与实际脱节，因此，儒家思想也必须反思，吸纳新鲜血液，以填补自己的缺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佛教的思想也恰好与之相适应，于是，到了宋代中期以后，儒家对佛教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接受，于是，儒家与佛教的结合，佛教的“儒学”也就成了一种大势所趋。
宋儒积极地“援佛人儒”，吸收了许多佛教的思想，丰富了儒学，这既推动了新的儒家思想的产生，又引起了文人对佛教的重视，使得宋儒热衷于研究佛教典籍，在当时文人中已成为一种风气。
3.印刷术的发展
五代之后，刻字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了宋朝，刻字法被用于佛经的印制，在佛教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开创性的活动。
在宋元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共有五次官私刻藏书。宋人的刻经比译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要高得多。
虽然佛教学说在唐朝之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是因为佛经在那个时期通过印刷技术的传播而逐渐深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
4.佛教自身的发展
佛教在宋朝已成为一种思想上、文化上的一种普遍认可，这不是靠政府力量就能改变的，而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转化到中国文化中去。
宋儒由“拒佛”到“尊佛”，最终实现了儒学的变革，并催生了“儒家”，这是佛教对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同时，佛教也发生了变化，将佛教的原始教条继续汉化，“尊儒人佛”，寻求儒家与佛教的交流与交融。
佛教在宋朝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其中，博宗又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禅宗典籍大量出现，文人好禅，“文人多习佛”，因此，以禅人诗，以诗论禅，比唐朝还盛，有不少以佛教寺庙为题材的诗歌。
佛教变文、宝卷等形式的出现，促进了文人文学向平民文学的转变，而佛教教徒则借助这些可以说、可以唱的文体，来传播佛教的传说和传播教义。
二、道教
1.统治者的重视。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一直受到当权者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唐代李氏李耳的后裔，对其崇拜有加。北宋建国后，在儒家文化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当权者为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便借助道教来为自己的政治统治寻求合法性基础。
宋朝初期，太祖和太宗对道教进行了一系列的复兴，使得道教在真宗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徽宗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徽宗是个道士狂迷，被称为“道君皇帝”。
徽宗崇任道人，提升了道人的“社会”地位，夸张了神灵的“祥瑞”，建立了庙宇，制定了道法，推广了道教。这一切都促进了道教的蓬勃发展。
宋朝崇道之风不但没有随着北宋的覆灭而停息，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自高宗以后，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等朝代，崇道活动都十分活跃，一方面有国家政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利用神道来缓解内外矛盾，寻求精神慰藉的意思。
2.本土宗教的魅力。
到了两宋，道家分支众多，又冒出了不少新的门派，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茅山宗、正一道、太一道、净明道、全其道等，这些门派有的以“济世度人”为使命，有的则是潜心修行，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群优秀的道家学者，通过对道教典籍和道家思想的不断完善，推动了两宋时期道教的发展，并在道学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的努力下，道教在意识形态和范围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3.儒道融合
儒家、佛道和道家的融合，是三教发展的大势，特别是在道教成为国家正式信仰之后，更是如此。
道教炼丹在宋朝的发展，从另一个侧面加深了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并揭示了“人”与“自然”两个世界的某些内在关系，这既是对宋代儒学思想的启示，也是对北宋儒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三、民间秘密宗教
两宋时代，除正式承认的正统佛道之外，还有很多被政府取缔的隐秘的宗教，活跃于都市、农村和偏僻的山野之间，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活动范围和参与的人数都是史无前例的。
被政府称为“妖教”、“川西邪”。摩尼教（又称明教），天云宗，天莲宗，天莲宗，白衣道，都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门派。为了增强联络，他们举行集会，举行宗教仪式，他们都有固定的活动地点。而当权者则视其有违礼仪，鄙视其为“淫祀”。
宋代的皇帝颁布了许多法律，对这种神秘的“淫祀”进行了严厉的处罚。但却出现了“法禁愈严，而愈不可禁”的局面。其原因如下：
1.民间宗教自身的优势
由于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互助和友爱，使得其内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一是在经济上的互相帮助，南宋的王居正在一份奏折中说：“天下妖怪，无肉不吃，而一族有难，其族人当以卖钱为生，不吃肉则费省，所以容易满足；有了朋友，就有了交情，相互体恤，事易济。
臣以为，先王道其百姓，是为了结交朋友，互相帮助。百姓无知，以为我听了魔头的话，走了魔头的路，就可以衣食无忧，事易济，所以我说，我听了魔头的话，走了魔头的路，所以大家都会争先恐后的拥护我，这就是为什么法律越严厉，就越无法阻止的原因。”
从政治角度来看，若有教徒被逮捕，教会的同道也会不遗余力地花钱买通当地官员，将其释放；当一个成员和另一个成员起了争执时，这个成员就会“勾结力量，共同出钱，贿赂官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种互相帮助，互相帮助的友谊，对弱小的农民是很有诱惑力的。
2.当时的社会环境
两宋时代，全国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内部矛盾重重，战争频仍，向辽、西夏、金国缴纳的“岁币”，以及其他种种的重担，都落在了普通民众的头上。
农民的贫困和无助，除了被迫起义之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宋朝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促进了这一种信仰的蔓延，宋朝一改之前的几个朝代，以农场主们的不出巡，这对这种情况的发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出巡，就不会接受外界的新鲜事物，所以，留在总号的老板和总经理们，看到还在赚钱的分号，他们当然不会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
山西的商号，本该是一个统帅全局的商号，但与其他商号相比，却少了几分威慑力，也就失去了晋商的传承。
在19世纪初期，山西晋商、广东行商几乎占据了整个国际商贸的主导地位。晋商在商业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但是，无论他们多么强大，都无法与西洋船、大炮相提并论。
对于晋商的衰败，许多学者都做了一些研究，有些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晋商已经脱离了生产关系，而“票号”又失去了发行纸币的权力；一些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传统的晋商不具备竞争力、不具备创新精神、不具备良好的经营观念等。
但是，这一切都有其特定的地理条件。因此，晋商往往把自己的总部设在自己的故乡或者邻近的地方，这就造成了他们的信息闭塞，失去了他们的勤劳，同时，西方的先进经营思想也未能及时地向晋商灌输，这样一个近乎封闭的地域，再加上内忧外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造成晋商衰落的原因之一。
在单一的自然经济体系下，工商企业兴旺发达，商人在全国各地辗转，加之土地不受兼并政策，土地的快速流动，农民的生活也很不安定，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驱使着他们寻找一个固定的群体以求温暖，游荡的心灵得到慰藉，于是，为他们服务的民间宗教就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一般而言，在一个富裕、安定、繁荣的年代，帝王们并不会将此视为淫祀、淫庙，而对某些反常的祭天、神的出现，则会宽容，成为一道新奇的风景线。
然而，当政府的权威与社会的秩序开始变得岌岌可危时，人们便将这种极易引起精神与生活世界的混乱的祭祀，视为对秩序的破坏，将这种原本是虚构的神灵与随心所欲的祠祀，视为一种真正的对中央的权力划分与挑战。
而越是乱世，这种暗中的仪式就越多。人们对神的膜拜，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无力，所以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神的庇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