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曆史說TALK
編輯｜曆史說TALK
前言
中國兩宋是一個經濟繁榮和民族大融合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由于特定的曆史背景，宗教的多樣性發展到一個空前的高度。文章對宋代各民間信仰繁榮的原因作了歸類和初步分析。
兩宋（960~1279）是中國封建制度的更上一層樓，也是另一個國家的大融合和世界的大交流的時代。
在此期間，中原地區經濟的興旺，政治局勢的錯綜複雜，漢族與周圍各民族的共存，以及從分裂到統一的曆史潮流，使得中原文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也具有了新的特征。
在這一部分中，“在宋朝，民間信仰的多元化已經發展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這一點吸引了衆多學者的注意，也引發了諸多的猜想。
兩宋時代，在佛教、道教的基礎上，出現了很多隐秘的宗教，巫現、巫術等現象也十分普遍。各種宗教的繁榮有其各自的原因。
一、佛敏
1.統 治者 重視
宗教能使人的思維癱瘓，并能對人的行動起到有效的限制作用。宗教的特殊性質使得當權者為了在意識形态上強化對群眾的支配，不惜一切代價去扶植和利用宗教。
除宋徽宗大力推崇道教、反對佛教、宋高宗貶低佛教之外，宋朝統治者大都以“禮”待佛教。宋太祖在北宋開國之時，就對佛教進行了扶持和利用，之後又經曆了真宗、仁宗、英宗、天宗、哲宗，佛教的發展更加的繁榮。
由于當時統治者對佛教的厚愛，再加上他們的“上善若水”，很多農民都放棄了農活，轉而當起了和尚。在南宋，從宋高宗開始，曆代帝王和衆多的文武大臣們，都對佛教着迷。皇帝登臨名刹、寺廟，派出大量的僧人前往西方朝聖，建立了譯經院，任命官員任譯經使，并花費了大量的金錢來修建寺廟。
中國佛教曆史上首本官刻佛教經典《開寶藏》，始于開寶4年（971年）。佛教繁榮發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統治者對佛教的優待。
2.佛教對儒學的融入
宋代人的崇佛，既展現在封建社會對佛教的尊崇與縱容，又展現在社會各界人士對佛教的熱情與虔誠。
佛教已經深入到了宋代人的生活之中，而佛教的盛行，也在不斷地沖擊着儒家的統治，這讓儒家在宋代的統治，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是以，儒家的掌控者，為了維護儒家的統治，不惜一切代價，鏟除佛教。
然而，在宋朝，傳統的儒家思想卻因為自己的保守而與實際脫節，是以，儒家思想也必須反思，吸納新鮮血液，以填補自己的缺憾。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佛教的思想也恰好與之相适應，于是，到了宋代中期以後，儒家對佛教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接受，于是，儒家與佛教的結合，佛教的“儒學”也就成了一種大勢所趨。
宋儒積極地“援佛人儒”，吸收了許多佛教的思想，豐富了儒學，這既推動了新的儒家思想的産生，又引起了文人對佛教的重視，使得宋儒熱衷于研究佛教典籍，在當時文人中已成為一種風氣。
3.印刷術的發展
五代之後，刻字法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到了宋朝，刻字法被用于佛經的印制，在佛教發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開創性的活動。
在宋元三百多年的時間裡，共有五次官私刻藏書。宋人的刻經比譯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要高得多。
雖然佛教學說在唐朝之後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但是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這是因為佛經在那個時期通過印刷技術的傳播而逐漸深入到了人們的生活中。
4.佛教自身的發展
佛教在宋朝已成為一種思想上、文化上的一種普遍認可，這不是靠政府力量就能改變的，而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轉化到中國文化中去。
宋儒由“拒佛”到“尊佛”，最終實作了儒學的變革，并催生了“儒家”，這是佛教對傳統文化的重要影響，同時，佛教也發生了變化，将佛教的原始教條繼續漢化，“尊儒人佛”，尋求儒家與佛教的交流與交融。
佛教在宋朝又有了新的發展，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有禅宗，天台宗，淨土宗，華嚴宗，唯識宗，律宗，其中，博宗又有了自己獨特的藝術特色，禅宗典籍大量出現，文人好禅，“文人多習佛”，是以，以禅人詩，以詩論禅，比唐朝還盛，有不少以佛教寺廟為題材的詩歌。
佛教變文、寶卷等形式的出現，促進了文人文學向平民文學的轉變，而佛教教徒則借助這些可以說、可以唱的文體，來傳播佛教的傳說和傳播教義。
二、道教
1.統治者的重視。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一直受到當權者的高度關注，特别是唐代李氏李耳的後裔，對其崇拜有加。北宋建國後，在儒家文化日漸式微的情況下，當權者為鞏固自己的意識形态，便借助道教來為自己的政治統治尋求合法性基礎。
宋朝初期，太祖和太宗對道教進行了一系列的複興，使得道教在真宗時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至徽宗時期達到了鼎盛時期。徽宗是個道士狂迷，被稱為“道君皇帝”。
徽宗崇任道人，提升了道人的“社會”地位，誇張了神靈的“祥瑞”，建立了廟宇，制定了道法，推廣了道教。這一切都促進了道教的蓬勃發展。
宋朝崇道之風不但沒有随着北宋的覆滅而停息，而且還在不斷地發展壯大。自高宗以後，曆孝宗，光宗，甯宗，理宗等朝代，崇道活動都十分活躍，一方面有國家政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利用神道來緩解内外沖突，尋求精神慰藉的意思。
2.本土宗教的魅力。
到了兩宋，道家分支衆多，又冒出了不少新的門派，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茅山宗、正一道、太一道、淨明道、全其道等，這些門派有的以“濟世度人”為使命，有的則是潛心修行，對道教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群優秀的道家學者，通過對道教典籍和道家思想的不斷完善，推動了兩宋時期道教的發展，并在道學史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他們的努力下，道教在意識形态和範圍上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3.儒道融合
儒家、佛道和道家的融合，是三教發展的大勢，特别是在道教成為國家正式信仰之後，更是如此。
道教煉丹在宋朝的發展，從另一個側面加深了對“天人合一”的了解，并揭示了“人”與“自然”兩個世界的某些内在關系，這既是對宋代儒學思想的啟示，也是對北宋儒學産生了直接的影響。
三、民間秘密宗教
兩宋時代，除正式承認的正統佛道之外，還有很多被政府取締的隐秘的宗教，活躍于都市、農村和偏僻的山野之間，其最顯著的特點是其活動範圍和參與的人數都是史無前例的。
被政府稱為“妖教”、“川西邪”。摩尼教（又稱明教），天雲宗，天蓮宗，天蓮宗，白衣道，都是其中比較有影響的門派。為了增強聯絡，他們舉行集會，舉行宗教儀式，他們都有固定的活動地點。而當權者則視其有違禮儀，鄙視其為“淫祀”。
宋代的皇帝頒布了許多法律，對這種神秘的“淫祀”進行了嚴厲的處罰。但卻出現了“法禁愈嚴，而愈不可禁”的局面。其原因如下：
1.民間宗教自身的優勢
由于其内部成員之間的團結、互助和友愛，使得其内部具有很強的凝聚力。
一是在經濟上的互相幫助，南宋的王居正在一份奏折中說：“天下妖怪，無肉不吃，而一族有難，其族人當以賣錢為生，不吃肉則費省，是以容易滿足；有了朋友，就有了交情，互相體恤，事易濟。
臣以為，先王道其百姓，是為了結交朋友，互相幫助。百姓無知，以為我聽了魔頭的話，走了魔頭的路，就可以衣食無憂，事易濟，是以我說，我聽了魔頭的話，走了魔頭的路，是以大家都會争先恐後的擁護我，這就是為什麼法律越嚴厲，就越無法阻止的原因。”
從政治角度來看，若有教徒被逮捕，教會的同道也會不遺餘力地花錢買通當地官員，将其釋放；當一個成員和另一個成員起了争執時，這個成員就會“勾結力量，共同出錢，賄賂官吏，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種互相幫助，互相幫助的友誼，對弱小的農民是很有誘惑力的。
2.當時的社會環境
兩宋時代，全國處于“積貧積弱”的狀态，内部沖突重重，戰争頻仍，向遼、西夏、金國繳納的“歲币”，以及其他種種的重擔，都落在了普通群眾的頭上。
農民的貧困和無助，除了被迫起義之外，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尋找一種精神上的寄托。
宋朝的社會經濟狀況也促進了這一種信仰的蔓延，宋朝一改之前的幾個朝代，以農場主們的不出巡，這對這種情況的發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們不出巡，就不會接受外界的新鮮事物，是以，留在總号的老闆和總經理們，看到還在賺錢的分号，他們當然不會感覺到危險正在逼近。
山西的商号，本該是一個統帥全局的商号，但與其他商号相比，卻少了幾分威懾力，也就失去了晉商的傳承。
在19世紀初期，山西晉商、廣東行商幾乎占據了整個國際商貿的主導地位。晉商在商業活動中積累了大量的資金，但是，無論他們多麼強大，都無法與西洋船、大炮相提并論。
對于晉商的衰敗，許多學者都做了一些研究，有些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晉商已經脫離了生産關系，而“票号”又失去了發行紙币的權力；一些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如：傳統的晉商不具備競争力、不具備創新精神、不具備良好的經營觀念等。
但是，這一切都有其特定的地理條件。是以，晉商往往把自己的總部設在自己的故鄉或者鄰近的地方，這就造成了他們的資訊閉塞，失去了他們的勤勞，同時，西方的先進經營思想也未能及時地向晉商灌輸，這樣一個近乎封閉的地域，再加上内憂外患，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造成晉商衰落的原因之一。
在單一的自然經濟體系下，工商企業興旺發達，商人在全國各地輾轉，加之土地不受兼并政策，土地的快速流動，農民的生活也很不安定，一種趨利避害的心理驅使着他們尋找一個固定的群體以求溫暖，遊蕩的心靈得到慰藉，于是，為他們服務的民間宗教就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選擇。
一般而言，在一個富裕、安定、繁榮的年代，帝王們并不會将此視為淫祀、淫廟，而對某些反常的祭天、神的出現，則會寬容，成為一道新奇的風景線。
然而，當政府的權威與社會的秩序開始變得岌岌可危時，人們便将這種極易引起精神與生活世界的混亂的祭祀，視為對秩序的破壞，将這種原本是虛構的神靈與随心所欲的祠祀，視為一種真正的對中央的權力劃分與挑戰。
而越是亂世，這種暗中的儀式就越多。人們對神的膜拜，是因為他們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無力，是以他們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神的庇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