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中期监察使职对当时、后世都产生一定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主要体现在社会秩序的维护、官员吏治、政绩考核、农业生产、地方驻军管理等方面。
积极影响
- （一）整肃统治秩序：巩固中央集权，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北宋的建立并不是五代乱世的终结，社会秩序并未平稳，仍处于一个相对混乱的阶段。
北宋前两朝的统治者需要做诸如，重建国家秩序、重塑政府公信力、收复民心等一系列巩固统治的工作。北宋前中期五朝统治者认为政治制度设计应该夯实国家统治基础。
因此，作为政治制度基础之一的监察制度，受到统治者重视。
北宋产生于唐末五代的乱世之中。
中、晚唐时期，藩镇的不断坐大造成了地方和中央的分离，最终使王朝走向灭亡，这和地方官员权力不断扩大、失去控制不无关系。
此外，由于五代时期赋税的征收和地方的实力派对中央的威胁，造成了各个割据政权内部的不稳定。
所谓“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这也是宋初统治者最为重视的问题。
故而在政权建立初期，宋太祖开宝元年，宋太祖针对当时“诸道州府追属县租，以籍付孔目官，擅自督摄逋赋，因缘欺诈，破扰吾民”的问题，命令各个道州府“录事参军躬按文簿，本判官振举之。”
正是由于用正式诏书的形式来保证政策的推行，所以监察使职在这个过程中则成为地方的监督者，或者说更大程度上是管理者。
开宝六年（973），平定广南地区之后，宋太祖任命徐泽为判官，徐泽的职权具有转运使之名。
宋朝建立之初的转运使，实际上只是作为“勾当某路水陆计度转运事”，期间也作为监察使职出现。一直到庆历年间，转运使又被赋予按察之名，强调其“监督、监管”的职权。
因此，在北宋前中期，出于重建地方经济秩序和重新明确国家税赋征收方式的需要，朝廷在地方设置转运使。
文化教育事务是一国统治的基础与关键，而转运司具有监察和管理职权，是皇帝意志在地方的表现，所以对此方面负有一定的责任。
转运司行使职权，监管民间出版物的撰写、传播，实施弹劾或做相关的处理，这对于稳定宋初的社会秩序十分关键。
其中较为明确的是，大中祥符二年提出的对文武官员进行警告，同时命令各地的监察使职官员对地方官员的言行和日常政务进行监管。
- （二）加强对官员的管理与监督
北宋前两朝在建立各项制度时采取的态度是“颇用重典”，即通过制定相对严格的法律，治理天下。
针对相应的司法监督和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也以“明慎”作为基本原则来处理事务，以“忠厚”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成为制度的来源。
这是北宋建国之初对官员任职要求，属于原则性的规定，实际操作则需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论之。
政权建立之初，监察使职对地方官员和边境作战的将领起到重要的威慑作用，尤其是作为受皇帝直接派遣的使臣，他们身负皇命，对地方官员和军中不法行为进行管理和监督。
由此可见，监察使职职权的行使直接来源于皇权的威慑力，同时其存在对于国家监察制度的完善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此可知，军事行动过程中，监察使职对官员实际表现进行监督将战斗中官员的表现上报皇帝，对皇帝直接了解前线战况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监察使职是监司的一部分，作为国家的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其作用集中体现在国家对地方官员日常政务的考核中。
监察使职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是作为国家监察体系的一部分在发挥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以转运使为代表的监察力量，开始对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进行干预，处理涉事官员，成为震慑地方官员的重要手段。
转运使、按察使、监军在地方经济、军事领域中产生作用。
朝廷诏书的不断申明使监察使在实际工作中的地位得到稳固，其权力来源进一步被明确，由此在国家监察体系中占据相当坚实的地位。
- （三）能够维护当地的司法公平，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
北宋建立的政治制度中，有一个突出的原则是“分权制衡”。
官员的权力被皇权分散，通过官员职权的分解，最大程度地集中皇权，由此大大降低地方坐大威胁中央政府的风险。
监察使职奉诏对地方法制工作的审理、官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从而保证地方司法公平和司法工作正常进行。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司的相关官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保证地方法制的正常秩序。
例如，淳化三年（992）下诏规定：“逐路转运司今后应勘事，只差勘官一人，如公安当，依旧例请录问官，检法官一员。或有大段刑狱公事，临时取旨。”
从而可知，北宋前中期，监察使职拥有查核地方已审结案件的权力。任职监察使职的官员可以对已经审结案件的审理过程、审理结果进行重新审查。
转运司和提点刑狱司作为监司中有司法再察权力的机构，可以针对案件审理的程序，再次进行核察。
这是监察使职行使司法监察职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对于“贫不能诣阙”的案件当事人，应当对其进行帮助，并且提供相应的上诉通道，成为地方司法管理的之际体现与补充。
消极影响
监察使职在北宋建立之初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环境不断稳定，官员主观松懈，逐渐失去政权建立之初的警惕性，以及对文人宽松的社会环境、科举兴盛，任职官员的泛滥，不断显现出问题。
原先作为监察管理百官存在的监察使职逐渐成为国家政权体系中极为冗繁的一部分，甚至造成行政低效的问题。
任职监察使职的官员素质，良莠不齐，其中施政能力低下者甚至成为干扰当地社会安定的因素，造成极差的社会影响，直接危害到国家安定。
其中最为集中的体现是，行政效率低下；官员素质低下造成，监察效果因人而异，无法统一这两方面的问题。
- （一）行政效率下降，对正常的行政秩序造成阻碍
宋朝政治制度的规定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到了元丰时期，随着政权的稳定，管辖和监督地方经济事务，呈现出守旧、效率过低的问题。
同时，转运司的兼职管理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日常政务出现冲突，提举常平司作为从转运司中析出的机构，在地方管理的过程中，由于移用其他部门的钱粮，出现“侵费之弊”的现象。
就授官制度而言，监察使职按期迁转，而非按照官员的实际政绩进行迁转，就会造成任职官员素质良莠不齐，实际工作效果无法保证的问题。
监察使职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如若失职，会对政务的正常执行产生极为负面的社会影响，成为社会矛盾点所在。
宋太祖开宝二年，当时的秘书丞、知河东转运事刘仪在地方发放军饷时超过期限，造成军队内部出现问题，因此对其进行免官的惩罚。
同年，丁德裕就西川转运使、礼部郎中李铉的工作态度问题，进行弹劾。
官员间的私人关系一旦介入政务处理，将会出现消极的影响，重者则会威胁到国家公信力和社会稳定。
这样的记载也出现在当时官员的私家笔记中。
根据《涑水记闻》记载，宋太祖时，李继隆与时任转运使的卢之翰有嫌隙，一直想要构陷卢之翰，于是诈称当年出兵，命令转运司筹措粮草，待粮草筹措完毕之后，又称出兵日期有变，粮草因此分散下去。
之后，边关再次示警，需要筹措粮草，可是短期内无法实现。
于是，李继隆趁机向宋太祖进言，要求惩办卢之翰。宋太祖未经详查即下令处置卢之翰在内的三名转运使，要求立即处斩。
当时只有枢密副使钱若水站出来向宋太祖进言，建议详查之后再做处置。宋太祖派人详加核实之后，发现是李继隆一人所为，但对李继隆和卢之翰等三名转运使也分别做出程度不同的降职处分。
- （二）监察使职的工作效果因人而异，监察效果并不统一
按察使的任命原是为补充地方监察工作有所缺失的问题，实际任命过程中却产生着相反的作用。
任命的按察使中有缺乏经验者，地方行政实际操作中往往会产生阻碍，必须进行替换，这和监察使职群体的活动有紧密联系，由此可见，实际行政效果与官员自身素质紧密联系。
比如，庆历年间（1041—1048），出于进一步巩固漕司的职权和地位的目的，“令带按察使”，作为监司之中的监察力量。又如，宋仁宗时期，孙沔作为地方长官，劣迹斑斑，任职杭州期间，他利用职权曾向萧山县的郑曼买纱，之前郑曼故意抬高纱的价格。
孙沔在并州任职期间，私下派吏卒在青州、麟州两地之间从事买卖纱、绢、药物的勾当，在公堂之上摆放大棒等刑具，滥施刑罚，有时因为暴怒而痛殴前来诉事的人，曾经剔断盗贼的脚后筋。
这样的恶行被执行皇帝旨意进行调查的监察使职，一一上奏，奏章送达时就下旨将孙沔降为宁国节度副使，监司也因为失察获罪，全部被贬。
在孙沔犯罪的整个过程中，由于监司的不作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政务处理不当的官员未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官员自身行政能力低下，国家体制等问题都会导致监察使职在行使权力时不能保证行政效率的最大化，这正是监察使职在北宋前中期未能对吏治产生实际效用的原因。
转运使在北宋前中期作为国家经济监察官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监察使职的实际效用却并未得到实现，导致被监管官员的贪赃枉法。
监察使职在地方履职时，对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置若罔闻，宋仁宗对失职的监司官员的处罚也仅仅是对他们做出“各赎铜二十斤”的处罚。
这也是到宋仁宗时期，官员行政工作的实际效果不足，成为朝廷积弊，因而不得不推动社会改革。
欧阳修认为，按察使成为转运使加衔之后，并未能够成为“庆历新政”中澄清吏治的重要力量，反而成为阻碍当地行政运行的力量。
任职官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甚至并不合格，导致出现“官吏贪残，刑狱枉滥，民庶无告”的情况，这与设置按察使的初衷完全相悖。甚至个别监察使职官员在任职期间，还放纵叛乱势力劫掠地方。
按察使在地方行使职权时，取得的政绩有限，甚至对地方原有治理秩序产生阻碍作用。
如此这般将国家号令当作一纸空文之人，会扰乱国家秩序，进而演变成互相蒙蔽的局面。
由此可见，监察使职任职官员个人素质和任职情况有直接关联，品德和能力低下者对国家的阻碍作用也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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