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是把有关日本的论著统统涵盖到一起的庞杂的学问名称。尽管看似杂乱无章，但这些论著都具有如下两点共同特性：一是谈论日本的文化特性，二是对日本的优劣进行评价。而且，这两方面内容都会随着社会变化和时代变迁而发生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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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的分期和内在结构
近代黎明期以来的约两个世纪期间，“日本论”的研究动机、关注焦点、观察方法和评价体系等方面随着国际环境和日本的国策、国运及国计民生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归结为如下两大方面：一是各时期对日本文化特性的关注内容发生了变化，二是各时期对日本文化特性的评价体系发生了变化。
从历史时期划分，“日本论”的演变过程经历了近代和二战后两大时期，每个时期又经历了若干阶段性变化，其总的趋势是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变轨迹。
19世纪中叶，发生了两件给当时正在实行“锁国”政策的日本带来巨大心理冲击的事件。第一，1840年中国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战败。第二，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亦译作“培里”）率东印度舰队四艘军舰（日本称作“黑船”）驶入日本江户湾浦贺港逼迫其开港。关于前一个事件，日本通过“风说书”道听途说了（日本把中国传来的鸦片战争传言称作“风说”）数千年“天朝上国”中国败于老牌西方列强英国的坚船利炮的消息。通过后一个事件，日本则直接见识了新兴西方列强美国的强大武力。
（美国黑船来航）
以此为契机，日本看待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坐标参照系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自古以来凡事以中国的典章制度为范本的思维模式转向以西方文化为评判标准的思维模式。在此过程中，日本经历了自我意识的重塑过程，具体表现为对自身文化特性的自我评价体系的几度变化。
在此时期，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各国的近代日本研究也开始起步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其自身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体系。日本的“自我评价”和外国的“他者评价”两条线时而交织，时而碰撞，时而背离，共同组成了对日本的整体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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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黎明期的“日本论”: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
这个时期“日本论”的关键词是“和魂洋才”。
当日本的知识精英们开始接触到陆续传入的西方文化时，其最初的反应是承认西方在科学技术上强于日本，但同时认为日本在精神文化上则远远优越于西方。
在美国“黑船”到来之前，18世纪的日本已经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当时的政权德川幕府对于与自古以来奉为先师的中国文化不同的西方文化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和严格的限制。其一，只允许荷兰文化传入（荷兰与日本只搞贸易不传天主教，还帮助幕府镇压起义军，所以深得幕府信任），从而在日本形成了作为“洋学”代名词的“兰学”。其二，只准许西方科学技术传入，而轻视乃至排斥西方精神文化和人文学科。
这一时期日本的自我评价体现在当时代表性知识精英的一系列学说之中。
早年受到儒学熏陶、以学识广博著称的新井白石（1657—1725）曾任德川幕府第六代将军和第七代将军的侍讲。1709年，新井奉命与被拘留的意大利传教士西多蒂（G.B.Sidotti）举行了多次会谈，此后以会谈内容为素材写出了五卷《采览异言》和三卷《西洋见闻》。据新井观察，西洋学问在“形而下”的科学技术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在“形而上”的“道”方面则远远不如日本。这里新井所说的“道”，就是指以儒学为核心的日本传统思想。
（新井白石）
此后，佐久间象山（1811—1864）以新井白石的思维模式为范本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即技术）”这一有名公式。桥本左内（1834—1859）则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为“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的对称理念。
上述诸学说均体现了18世纪以来日本由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向“西化”思想转变之前过渡期的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肯定西方的先进性，而在精神文化方面则肯定日本的优越性。这种思维模式的公式化表现就是“和魂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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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脱亚入欧”：19世纪中叶至末期
这个阶段“日本论”的关键词变成了“脱亚入欧”。
其评价体系的基调是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上彻底否定日本传统文化，主张日本应当全面学习西方，彻底摒弃传统文化而努力成为西化国家。
随着幕府末期“洋学”的发展和明治初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展开，“和魂洋才”公式在“西化”浪潮下被冲垮。明治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是“文明开化”。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明治六年（1873年）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成立，其最初成员为当时知识界的主要人物西周、加藤弘之、福泽谕吉、津田真道、西村茂树、箕作秋坪、中村正直、衫亨二、箕作麟祥、森有礼等十人。他们都有相似的经历，几乎都是下级士族出身，当初学习儒学，后来转学洋学，身兼东西方文化修养并都在德川幕府的学术机关“开成所”当过知识官僚。“明六社”成立第二年拥有了成员30人，发行了刊物《明六杂志》，发表各类文章集中介绍了18—19世纪英法两国的政治与哲学思想，猛烈抨击了日本封建制度及其思想的腐朽性。在他们的思想启蒙下，主张建立“民选议院”的自由民权运动勃然兴起。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知识界对日本文化的评价基调由“和魂洋才”向着“脱亚入欧”“全盘西化”转变。例如，森有礼（1847-1889年）认为“日本人乃劣等民族”，提倡日本人放弃日语而把英语作为国语。福泽谕吉（1834—1901）发表一系列论著主张全面学习西方。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一文。其中曰：“国内无论朝野，万事皆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旧习，而且还要在全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轴心，其主义所在唯‘脱亚’二字。”“作为当今之策，大陆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与恶友亲近者也难免成为恶友。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思想实际上主导了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日本发展战略。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并成为1984年以来日本货币最大面额10000日元的币面人物。
（福泽谕吉）
19世纪后半期，日本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岔路口。首先是选择“传统主义”还是“欧化主义”的岔路。通过论战，福泽谕吉的“欧化主义”思想占据了上风。其次是“欧化主义”分化出的几条岔路，具体体现为“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和平发展与对外侵略等发展道路之争。19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东亚盟主论”，即主张日本作为“文明国”应当协助和联合中国、朝鲜一道防止西洋入侵；另一种是“脱亚入欧论”，即主张日本应当脱离落后的亚洲，独自跻身西方列强行列。
在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发表两年后的1887年，中江兆民（1847—1901）发表了《三醉人经纶问答》一文，虚拟了“南海先生”、“洋学绅士”、“豪杰君”三人饮酒论道的场景，三人分别代表了渐进主义、理想主义和扩张主义，以此分析和预测了日本未来可选择道路的三个选项。而日本实际上选择的是中江兆民笔下“豪杰君”所主张的扩张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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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优越论”的抬头：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10年代
这个阶段“日本论”的关键词是“日本优越论”。
其思想资源是“欧化主义”和“亚洲主义”（亚细亚主义）的混合物，其自我评价的基调是对选择“脱亚入欧”道路后的日本加以肯定，认为日本是成功学习了西方的、已可以同西方人平等竞争的最优秀的亚洲国家，因而应当成为亚洲各国的盟主。
正当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占据主流地位的19世纪后半期，对此提出异议的各类非主流思想也陆续出现。日本先后打赢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05年的日俄战争后，“日本论”的基调从前一时期相对于西方的自卑心理转向自信心膨胀。从此，探讨和挖掘日本及日本人的“优越性”成为“日本论”的主流倾向。
在日本走向全盘西化的时代，作为对这一风潮的批判，新渡户稻造（1862—1933）用英语写成的《武士道》应运而生。作为具有留美、留德经历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新渡户稻造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人，首先要把握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学好日本语。否则，你外语说得再流利，如失去了自身主体性，也不能在国际社会发挥好的作用”。他把向西方社会介绍日本文化作为己任，并把从义、勇、仁、礼、诚实与真诚、荣誉等角度介绍武士道作为切入点。他成为1984年到2004年期间流通的日本5000日元的币面人物。
（《武士道》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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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主义”泛滥时期：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
这个阶段“日本论”的关键词是“皇民化”。
随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日本论”逐渐被纳入了为军国主义服务的轨道，赤裸裸的“皇民主义”完全占据了包括“日本论”在内的知识领域和舆论阵地，一切与此相背离的论著都遭到了无条件的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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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运动和外国人的视角：近代其他类型的“日本论”
（1）近代左翼运动的“日本论”
19世纪后半期以来，包括各派左翼力量和日本共产党在内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始终把批判日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己任。到了军国主义肆虐的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凡是对“皇民主义”提出质疑的各种左翼“日本论”都遭到了残酷镇压和彻底取缔。
（2）近代外国人所撰写的日本论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其他国家的“日本论”也逐步发展起来。一些国家的学者、游客、商人、外交官等人员通过自己的访日体验陆续写出了一些“日本论”论著。他们在参考日本人自身撰写的“日本论”论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其自身对于日本文化特性的评价体系，而且这一体系随着日本的变化和本国与日本关系的变化而演变。这些外国人撰写的“日本论”的日本评价与日本人的自我评价并不相同。
外国人所撰写的“日本论”名著的一例：
1932—1942年期间出任美国驻日大使的约瑟夫·格鲁（Joseph Clark Grew，1880年—1965)曾发表《使日十年》一书，收录了个人日记和一些文件，成为这一时期“日本论”的一部名著。格鲁于1942年返回美国后担任副国务卿，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诸如积极建议保留天皇制等等。
（约瑟夫·格鲁著《使日十年》中文版）
随着日本发动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外国人的日本研究不能不把关注焦点转向对日本侵略性背后的文化特性的探讨，其所撰写的“日本论”论著中的对日评价大多走向负面和带有批判性。日本的自我评价和外国的日本评价两条线进入了相互背道而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