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論”是把有關日本的論著統統涵蓋到一起的龐雜的學問名稱。盡管看似雜亂無章，但這些論著都具有如下兩點共同特性：一是談論日本的文化特性，二是對日本的優劣進行評價。而且，這兩方面内容都會随着社會變化和時代變遷而發生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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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論”的分期和内在結構
近代黎明期以來的約兩個世紀期間，“日本論”的研究動機、關注焦點、觀察方法和評價體系等方面随着國際環境和日本的國策、國運及國計民生的變化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可以歸結為如下兩大方面：一是各時期對日本文化特性的關注内容發生了變化，二是各時期對日本文化特性的評價體系發生了變化。
從曆史時期劃分，“日本論”的演變過程經曆了近代和二戰後兩大時期，每個時期又經曆了若幹階段性變化，其總的趨勢是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這樣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變軌迹。
19世紀中葉，發生了兩件給當時正在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帶來巨大心理沖擊的事件。第一，1840年中國在中英鴉片戰争中戰敗。第二，1853年美國海軍準将馬休·佩裡（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亦譯作“培裡”）率東印度艦隊四艘軍艦（日本稱作“黑船”）駛入日本江戶灣浦賀港逼迫其開港。關于前一個事件，日本通過“風說書”道聽途說了（日本把中國傳來的鴉片戰争傳言稱作“風說”）數千年“天朝上國”中國敗于老牌西方列強英國的堅船利炮的消息。通過後一個事件，日本則直接見識了新興西方列強美國的強大武力。
（美國黑船來航）
以此為契機，日本看待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坐标參照系發生了根本轉變，即由自古以來凡事以中國的典章制度為範本的思維模式轉向以西方文化為評判标準的思維模式。在此過程中，日本經曆了自我意識的重塑過程，具體表現為對自身文化特性的自我評價體系的幾度變化。
在此時期，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各國的近代日本研究也開始起步和發展，并逐漸形成了其自身對日本文化的評價體系。日本的“自我評價”和外國的“他者評價”兩條線時而交織，時而碰撞，時而背離，共同組成了對日本的整體評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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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黎明期的“日本論”:18世紀到19世紀中葉
這個時期“日本論”的關鍵詞是“和魂洋才”。
當日本的知識精英們開始接觸到陸續傳入的西方文化時，其最初的反應是承認西方在科學技術上強于日本，但同時認為日本在精神文化上則遠遠優越于西方。
在美國“黑船”到來之前，18世紀的日本已經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當時的政權德川幕府對于與自古以來奉為先師的中國文化不同的西方文化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态度和嚴格的限制。其一，隻允許荷蘭文化傳入（荷蘭與日本隻搞貿易不傳天主教，還幫助幕府鎮壓起義軍，是以深得幕府信任），進而在日本形成了作為“洋學”代名詞的“蘭學”。其二，隻準許西方科學技術傳入，而輕視乃至排斥西方精神文化和人文學科。
這一時期日本的自我評價展現在當時代表性知識精英的一系列學說之中。
早年受到儒學熏陶、以學識廣博著稱的新井白石（1657—1725）曾任德川幕府第六代将軍和第七代将軍的侍講。1709年，新井奉命與被拘留的意大利傳教士西多蒂（G.B.Sidotti）舉行了多次會談，此後以會談内容為素材寫出了五卷《采覽異言》和三卷《西洋見聞》。據新井觀察，西洋學問在“形而下”的科學技術方面是無與倫比的，但在“形而上”的“道”方面則遠遠不如日本。這裡新井所說的“道”，就是指以儒學為核心的日本傳統思想。
（新井白石）
此後，佐久間象山（1811—1864）以新井白石的思維模式為範本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即技術）”這一有名公式。橋本左内（1834—1859）則進一步把它具體化為“器械藝術取于彼，仁義忠孝存于我”的對稱理念。
上述諸學說均展現了18世紀以來日本由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思想向“西化”思想轉變之前過渡期的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在科學技術方面肯定西方的先進性，而在精神文化方面則肯定日本的優越性。這種思維模式的公式化表現就是“和魂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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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脫亞入歐”：19世紀中葉至末期
這個階段“日本論”的關鍵詞變成了“脫亞入歐”。
其評價體系的基調是在與西方文化的比較上徹底否定日本傳統文化，主張日本應當全面學習西方，徹底摒棄傳統文化而努力成為西化國家。
随着幕府末期“洋學”的發展和明治初期思想啟蒙運動的展開，“和魂洋才”公式在“西化”浪潮下被沖垮。明治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是“文明開化”。在這一政策的鼓勵下，明治六年（1873年）啟蒙學術團體“明六社”成立，其最初成員為當時知識界的主要人物西周、加藤弘之、福澤谕吉、津田真道、西村茂樹、箕作秋坪、中村正直、衫亨二、箕作麟祥、森有禮等十人。他們都有相似的經曆，幾乎都是下級士族出身，當初學習儒學，後來轉學洋學，身兼東西方文化修養并都在德川幕府的學術機關“開成所”當過知識官僚。“明六社”成立第二年擁有了成員30人，發行了刊物《明六雜志》，發表各類文章集中介紹了18—19世紀英法兩國的政治與哲學思想，猛烈抨擊了日本封建制度及其思想的腐朽性。在他們的思想啟蒙下，主張建立“民選議院”的自由民權運動勃然興起。
在這一背景下，日本知識界對日本文化的評價基調由“和魂洋才”向着“脫亞入歐”“全盤西化”轉變。例如，森有禮（1847-1889年）認為“日本人乃劣等民族”，提倡日本人放棄日語而把英語作為國語。福澤谕吉（1834—1901）發表一系列論著主張全面學習西方。1885年3月16日，福澤谕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脫亞論》一文。其中曰：“國内無論朝野，萬事皆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僅要脫去日本舊習，而且還要在全亞細亞洲中開創出一個新的軸心，其主義所在唯‘脫亞’二字。”“作為當今之策，大陸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與惡友親近者也難免成為惡友。我們要從内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福澤谕吉的“脫亞入歐”思想實際上主導了此後一個半世紀的日本發展戰略。福澤谕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并成為1984年以來日本貨币最大面額10000日元的币面人物。
（福澤谕吉）
19世紀後半期，日本正處于一個曆史的岔路口。首先是選擇“傳統主義”還是“歐化主義”的岔路。通過論戰，福澤谕吉的“歐化主義”思想占據了上風。其次是“歐化主義”分化出的幾條岔路，具體展現為“大日本主義”與“小日本主義”、和平發展與對外侵略等發展道路之争。19世紀80年代初期，出現了兩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一種是“東亞盟主論”，即主張日本作為“文明國”應當協助和聯合中國、北韓一道防止西洋入侵；另一種是“脫亞入歐論”，即主張日本應當脫離落後的亞洲，獨自跻身西方列強行列。
在福澤谕吉的《脫亞論》發表兩年後的1887年，中江兆民（1847—1901）發表了《三醉人經綸問答》一文，虛拟了“南海先生”、“洋學紳士”、“豪傑君”三人飲酒論道的場景，三人分别代表了漸進主義、理想主義和擴張主義，以此分析和預測了日本未來可選擇道路的三個選項。而日本實際上選擇的是中江兆民筆下“豪傑君”所主張的擴張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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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優越論”的擡頭：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10年代
這個階段“日本論”的關鍵詞是“日本優越論”。
其思想資源是“歐化主義”和“亞洲主義”（亞細亞主義）的混合物，其自我評價的基調是對選擇“脫亞入歐”道路後的日本加以肯定，認為日本是成功學習了西方的、已可以同西方人平等競争的最優秀的亞洲國家，因而應當成為亞洲各國的盟主。
正當福澤谕吉的“脫亞入歐論”占據主流地位的19世紀後半期，對此提出異議的各類非主流思想也陸續出現。日本先後打赢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争和1904-05年的日俄戰争後，“日本論”的基調從前一時期相對于西方的自卑心理轉向自信心膨脹。從此，探讨和挖掘日本及日本人的“優越性”成為“日本論”的主流傾向。
在日本走向全盤西化的時代，作為對這一風潮的批判，新渡戶稻造（1862—1933）用英語寫成的《武士道》應運而生。作為具有留美、留德經曆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新渡戶稻造認為：“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人，首先要把握好本民族的曆史文化傳統，學好日本語。否則，你外語說得再流利，如失去了自身主體性，也不能在國際社會發揮好的作用”。他把向西方社會介紹日本文化作為己任，并把從義、勇、仁、禮、誠實與真誠、榮譽等角度介紹武士道作為切入點。他成為1984年到2004年期間流通的日本5000日元的币面人物。
（《武士道》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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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主義”泛濫時期：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
這個階段“日本論”的關鍵詞是“皇民化”。
随着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擡頭，“日本論”逐漸被納入了為軍國主義服務的軌道，赤裸裸的“皇民主義”完全占據了包括“日本論”在内的知識領域和輿論陣地，一切與此相背離的論著都遭到了無條件的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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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運動和外國人的視角：近代其他類型的“日本論”
（1）近代左翼運動的“日本論”
19世紀後半期以來，包括各派左翼力量和日本共産黨在内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始終把批判日本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作為己任。到了軍國主義肆虐的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凡是對“皇民主義”提出質疑的各種左翼“日本論”都遭到了殘酷鎮壓和徹底取締。
（2）近代外國人所撰寫的日本論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其他國家的“日本論”也逐漸發展起來。一些國家的學者、遊客、商人、外交官等人員通過自己的訪日體驗陸續寫出了一些“日本論”論著。他們在參考日本人自身撰寫的“日本論”論著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其自身對于日本文化特性的評價體系，而且這一體系随着日本的變化和本國與日本關系的變化而演變。這些外國人撰寫的“日本論”的日本評價與日本人的自我評價并不相同。
外國人所撰寫的“日本論”名著的一例：
1932—1942年期間出任美國駐日大使的約瑟夫·格魯（Joseph Clark Grew，1880年—1965)曾發表《使日十年》一書，收錄了個人日記和一些檔案，成為這一時期“日本論”的一部名著。格魯于1942年傳回美國後擔任副國務卿，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對日占領政策，諸如積極建議保留天皇制等等。
（約瑟夫·格魯著《使日十年》中文版）
随着日本發動和擴大對外侵略戰争，外國人的日本研究不能不把關注焦點轉向對日本侵略性背後的文化特性的探讨，其所撰寫的“日本論”論著中的對日評價大多走向負面和帶有批判性。日本的自我評價和外國的日本評價兩條線進入了互相背道而馳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