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淑子、李香兰、潘淑华、山口野莉、野口淑子、大鹰淑子……”
这些都是以一首《夜来香》名声大噪的歌手李香兰曾经拥有过的名字。
“李香兰”这个名字，看起来就是中国人的名字，那她为什么又给自己取了那么多日本名字呢？
其实，李香兰就是日本人。
在中国人眼里，她是中国人，却为日本效忠；在日本人眼里，她是日本人，却着中国装，唱中文歌。
2005年，李香兰发表长文，劝诫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原因是“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李香兰作为侵略国家的人，她反而站在中国这一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要从她的经历说起。
李香兰，1920年2月12日生于辽宁省抚顺市，本名山口淑子，祖籍日本佐贺县杵岛郡北方村。
日俄战争后，日本战胜了沙皇俄国，继承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从国内向旅顺和大连大批移民。
山口淑子的父亲山口博平素就酷爱汉学，仰慕中国文化，就借这个机会举家迁到了中国东北。
当时中东铁路长春以南路段也划归日本管理，日本人将其改名为南满铁路，并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山口博的儿子山口文雄就在"满铁"属下抚顺煤矿做事。
山口淑子12岁那年，日本人在抚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平顶山惨案”，山口淑子的父亲被抓了，他们逮捕山口文雄的罪名是“和抗日分子有亲密联系”。
后天淑子父亲出狱后，迫于生计，一家人不得已搬往了沈阳。
在火车上，她结识了一个同龄的俄罗斯犹太裔少女柳芭。也就是这个女孩改变了她的命运。
李香兰在自己成名后面对媒体曾经说过：‘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
到了沈阳后，这个俄罗斯姑娘给山口淑子介绍了一个大人物，那就是苏联著名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就此，山口淑子成为了波多利索夫的弟子。
后来，山口文雄带着女儿去看望时任奉天银行总经理的好友李际春，李际春夫妻俩见到山口淑子后非常喜欢，随即认她为干女儿，而且还给她改了一个中国名字李香兰。
成为李际春的干女儿后，李际春的第二夫人每天教李香兰学北京话，带她吃涮羊肉、看电影。
李际春曾任直鲁联军第九军军长，兵败后蛰居于天津日租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际春曾协助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阴谋制造“华北自治”，并帮助日本关东军将末代皇帝溥仪劫持到东北。后来李际春被任命为奉天银行总裁，日本投降后，被以汉奸罪处决。
后来伪满政权成立后，奉天放送局设置了“满洲新歌曲”栏目，以美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他们向社会招募专职的中国女歌手，当时只有13岁的李香兰成功入选。
但要当这样的歌手，对李香兰来说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假扮成中国人，且不能说出自己的日本人出身。就这样，李香兰成为日本侵华的宣传工具，为日军演出助威。
李香兰天生丽质，通晓中日两国语言，又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很快便被伪满的奉天广播电台发现，录为专职歌手。
1934年，山口文雄在北平结识了著名亲日人物潘毓桂，李香兰又认他为义父，改名潘淑华。
潘毓桂是中国有名的汉奸，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30年代中期，29军军长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潘任政务处处长和平津卫戍司令部高等顾问。
“七七事变”期间，潘毓桂屡次向日本人出卖29军的作战计划，后公开投敌，任伪天津市市长。
山口文雄望女成凤心切，将14岁的李香兰送到北平，以潘毓桂女儿的身份在翊教女子中学念书。
在女中读书期间，李香兰一直住在潘家，逐步养成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在学校里，李香兰从不公开自己的身世，她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同学都不知道她的日本身份，还以为她是地道的北平人。
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紧张，这让身份特殊的李香兰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
1937年，李香兰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抗日集会，当谈及“假如日军侵入北平怎么办”时，同学们群情激昂，纷纷表达抗日决心，惟有李香兰不知该如何回答。
同学们鼓励她说：“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你要怎么做！”
李香兰脱口而出：“我要站在北平的城墙上。”
一个是养育自己的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对十几岁的李香兰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后来她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我只能这样说。......（站在城墙上，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1938年，李香兰被"满映"招聘，随即出演了电影《蜜月快车》，这部影片奠定了李香兰“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地位。
后来她又连续出演了《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和《白兰之歌》，很快便成为"满映"的当家花旦。
当时"满映"有意识地拍些风花雪月的娱乐电影，极力宣扬美化占领区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以掩饰他们侵略行径。
“满映”成立的目的，无非是美化日本的殖民侵略，宣传所谓的“日满协和”，最终达到日本维持在伪满洲国殖民统治的目的。
在这些影片中，李香兰无一例外地饰演了一些纯情中国女子，爱上了日本男人，表达"中日亲善"的主题，所有的故事也都如出一辙。
为了迷惑观众，“满映”故意淡化李香兰的国籍，人们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许多人特别是一些新闻媒体甚至当面质问李香兰：“作为一名中国人为什么参加拍摄侮蔑中国的电影呢？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吗？”
李香兰很想向人们表白自己的身份，但又不能这样说，只好连连鞠躬道歉。
对于这段经历，李香兰在自传中这样回忆：“当时我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女，只是按照大人们要求的去扮演交给我的角色。”
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料到，在繁华和荣耀背后还会隐藏着黑暗与阴谋。
她在用歌声和电影麻痹中国人民的时候，自己也处在矛盾纠葛之中。
李香兰曾说：“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1943年，她拍摄了一部轰动一时的影片《万世流芳》，她在片中饰演林则徐的女儿。
这部影片是由当时著名的“中联”“中电”“满映”三家公司合拍的，、和导演是卜万苍。当时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都很浓厚，电影界也是进步思潮涌动，这样的合拍行为多少令人匪夷所思。
主演陈云裳曾经对李香兰说，她因为参演“满映”合拍的影片，还被人写信来指名道姓地谩骂。
在拍摄《万世流芳》的时候，李香兰接触到了很多抗日的进步人士，也是因此，才有了她逐渐的醒悟。
有一天，一位日军高级参谋要求李香兰去陪他喝酒。他清楚地知道李香兰是日本人，因此一上来就呵斥她：“这种非常时期，你出入舞厅，还和支那人跳舞，还像个日本国民吗？”
说完之后，他又央求李香兰陪他去饭店陪酒。
李香兰怒道：“在夜总会与中国人跳舞不行，那么在饭馆的小房间里陪日本军人喝酒就可以吗？”
参谋气得直拍桌子，一把火烧掉了那个饭馆。
这件事很快流传开来，她周围的中国朋友都对她的行为表示赞许，可是，内心的挣扎只有她自己清楚。
1944年末，李香兰终于退出“满映”，去了上海。
李香兰到上海发展，她对这座城市的评价是：“上海具有道德败坏和时髦的双重性格。”李香兰的那双大眼睛在十里洋场备受瞩目。
在这里，她曾经翻唱过“金嗓子”周璇的《何日君再来》，成为她的经典曲。那一曲《夜来香》，则让她名声大噪。
从此之后，“夜来香”便成了李香兰的一个标签。她也因此与她的偶像周璇成为好友，开始与周璇、白光、张露、吴莺音齐名，成为上海滩的“五大歌后”之一。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根据《处置汉奸案件条例草案》，开始搜捕汉奸。
李香兰以“文化汉奸”的罪名被逮捕，理由是“身为中国人，却拍演玷污中国的电影，以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
在军事法庭期间，有人来找过她，说可以帮她脱罪，并且给她优渥的待遇，但前提是，她得在恢复自由后去东北做间谍，打探共产党八路军的消息。他们看中的是李香兰在东北的关系网。
然而，此时的李香兰已经受够了那些被利用的日子，她义正词严地说：“我不是汉奸，我是日本人，本名叫山口淑子，虽然我曾经为日本的政策效力，可这因为我是日本人。为了搞清这件事，我接受审讯，等待审判。”
“杀了她！枪毙李香兰！”
在中国民众满是愤怒的声讨声中，检察官要求按照汉奸罪将李香兰处死。
这时候，李香兰道出了自己是日本人“山口淑子”的真相。当时的国人一致认为，李香兰说自己是日本人，是为了逃脱“汉奸罪”的惩罚。
后来柳芭从北京的山口家中为李香兰带来了山口家户籍誊本。
当时的国民党人根本不认为一张纸可以证明身份，他们找来了在日本留过学的人，又询问了李香兰的事迹，他们才肯相信她的身份。
1946年2月，中国军事法庭下达了最终判决：“审理到此终结，解除汉奸（罪名）。但是，李香兰也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本庭负责审判的宗旨，在于制裁那些身为中国人而背叛中国的汉奸罪。现在既已证实了你的日本国籍，自应宣布无罪。然而，在理论上和道义上你是存在问题的。你以中国人的艺名演的那些电影，在法律上虽不适用于汉奸审判，但本法庭却认为是件很遗憾的行为。”
法庭宣判后，李香兰带有深切悔意地说道：“我虽然不能对一系列电影的规划、制作和剧本等都去负责，但参加了演出是事实。尽管当时我还年轻，也应该承认自己的思想是愚蠢的，对此我深感内疚。”
1946年，李香兰返回了日本。
回到日本后的李香兰恢复了本名山口淑子，她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香兰山口”，她称这个名字为“中日混合物”。
1958年，李香兰与外交官大鹰弘认识了。
当时的大鹰弘是外交官，他是李香兰的粉丝，曾经专程到后台为她献过花。
大鹰弘看过李香兰的演出后，请她吃饭，并带她到处散心，之后二人慢慢培养起了感情，没多久大鹰弘便向李香兰求婚了。
但是他们的婚姻却遭到了阻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他们两个人并不般配:一个是年轻的外交官，一个只是一个演员。（虽然李香兰很出名，但是在日本，演员属于低下的职业）
大鹰弘的上司为此专程找李香兰谈话，委婉地表示要她主动离开大鹰弘，同时外务省还将大鹰弘派到缅甸工作，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二人彻底分开。
为了能够和大鹰弘在一起，李香兰决定放弃演员的身份，1958年，她第二次宣布退出影坛。
1969年，快50岁的李香兰成为电视台的主持人。在电视台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李香兰认识了很多人，这让她学到了很多经验。
1972年，中日建交，这也让李香兰感到十分激动，并想着为中日两国做点什么，但这时她还不知道究竟该做些什么。
1974年，李香兰在人们的建议下竞选了参议院议员，并且当选了，从此当了18年的参议院议员。
在从政多年时间里，李香兰最大的精力便是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而且她一直有一个愿望，便是亲自向中共政府当局解释自己并不是当年的间谍。
为了这个愿望，1975年，李香兰在前往朝鲜途中特意经过北京，向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孙平化一五一十阐述了当年的一切事情。
在那个深夜，李香兰心中背负多年的包袱终于消散。
此后，李香兰历任环保政务次官、参议院冲绳及北方问题事务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参议院外务委员会委员长、自民党妇人（女）局局长等职。
1990年代初，李香兰从政界引退。
值得欣慰的是，李香兰从日本政界引退后仍长期担任“亚洲女性基金”副理事长，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当年从军的慰安妇公开道歉赔偿。
2005年，已经85岁高龄的李香兰公开发表一篇长文，劝诫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供奉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因为“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关于中日间偶尔的小摩擦，李香兰认为应该正视，不能使它积重难返：“中国和日本是我的‘母亲之国’和‘父亲之国’，我最不希望见到两国的友好关系出现问题。
“我这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日本。”
李香兰的这番言论，在某种意义上也诠释着她的一生，前半生被日本军方利用，作为一颗糖衣炮弹，砸向中国土地，后半生利用在日本的影响，修复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
2014年，李香兰终于走完了这一生，终年94岁。
前半生，她为时代所累，几乎成了“汉奸”。
而后半生，她抓住时代，让自己成为“中日友好”的名片。
“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