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芯片为何落后上，中科院最近抛出了一个论调：根源在中国基础研究太落后。这种说法乍一听很有道理，实则似是而非，在中科院这个名头的夹持下，很能误导公众，必须进行驳斥和澄清。
从公布出的信息源上看，最先抛出这种说法的，是96岁高龄的老院士何祚庥。他2月11日在自己的自媒体中说：“如我和于敏共同研家（应为究）氢弹理论时，就是从第一原理出发，把氢弹里各种可能们物理因素真正搞清楚。……所谓芯片问题，理论上只有比氢弹理论更复杂。存在基本理论问题必定更多。我想，荷兰人是弄楚了。而华为就不见得真懂得。極大可能是拿来就用。所以荷兰人说，告诉你了，也不一定真正弄出来！！！——再说得具体一些，华为并不懂得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重大意义！”
如果你认为这是只是何祚庥作为一位退休老人的个人意见，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后来中科院的副院长，也是中科院大学的校长李树深，和另一位中科院半导体所的研究员一起， 2月16日在《中国科学院院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也是大谈基础理论落后问题。此文不仅将基础研究落后归为中国芯片落后的根源，而且还悲观地认为，芯片战后，“美国已经拧熄了‘灯塔’，我们进入‘黑暗森林’”。
既然何祚庥提及了氢弹，我们就不妨从“两弹一星”说起。那么我请问大家，“两弹一星”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是如何祚庥所说很重视基础理论吗？当然，基础理论是必须研究的，但是，这并非关键因素。那关键因素是什么？是被后人概括为“两弹一星”精神的赤诚的报国之心，坚定的必胜意志。
将自己与于敏并列的何祚庥，却将重视基础理论当成氢弹成功的根源，而于敏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其实，于敏最初的研究和感兴趣的领域是原子核理论，而非造氢弹。但当国家把研制氢弹的任务交给他时，尽管在知识储备上“一穷二白”，但他还是立即决定“转行”，他说，这是因为爱国主义压倒了兴趣，只要国家需要，就应该全力以赴。
那时在氢弹上的基础理论同样是落后的，但是，于敏所做的不是抱怨和指责，而是迎难而上，缺什么就补什么。
钱学森刚回国时，时任哈军工院长的陈赓问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他的回答很干脆：“外国人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其实当时的中国在两弹一星上，不仅是基础研究落后，实际上一切都是落后的，包括基本生活条件，甚至有时连科学家的伙食都无法保障。唯一不落后，唯一领先和发达的，就是报国之心，就是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
在传统中，这种精神和意志，被称之为“诚”，并认为这才是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因此，中国传统知识和学术的核心，就是以培养人的“诚”为核心的，即以修心养性、成德为核心。具体的路径就是《大学》“八条目”的前四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如果缺失研制氢弹的诚心，而机械地、被动地将原子弹看成技术难题，那么不仅是基础理论，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单独拿出来，成为一个难题。这样氢弹的研制所面对的就是无数个难题，令人高山仰止，无法逾越。而一旦像于敏那样具备了研制氢弹的诚心，一切问题也都不是问题，都可以逐个地、系统地克服。
也就是说，有了诚心，任何一个技术环节的问题都不是独立的问题，如果缺失了诚心，任何一个技术环节的问题，也都将成独立的问题。
为说明“诚”究竟是什么？《大学》举了几个很通俗的例子。《大学》说，“诚意”就是“毋自欺也”，就是发自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感觉和意愿。接着举了两个例子：“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就象你闻到臭味就厌恶，看到漂亮姑娘就喜欢一样。
在后面又举了一个例子：“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年轻妈妈们没有学习过如何养育孩子，但是她们却都很能胜任母亲这个角色，把孩子养育好，根源在于，她们都是真正爱护自己孩子的“诚心”。这种诚心会产生内在激励，促使她们会主动学习各种具体的育子理论和技术。
反过来说，一个缺失母亲诚心的职业老保姆，她育子知识和技术一定比年轻母亲多，如果一个孩子完全由她带大，肯定不如由亲生带的健康、阳光。
一位正常的年轻母亲，在生下孩子后，也就不会大声抱怨，我的育子基础理论落后，要先去学习和提升。对她而言，任何的育子技术困难都不是独立的问题，不是独立的难题。只有养育别人孩子的保姆，才会将这些问题当成独立的问题和难题。
所以，“两弹一星”精神就是诚心，就是把研制两弹一星这种国家的事真正当成自己的事，就如一位年轻母亲看待从自己腹中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而这种“两弹一星”精神的诚心，在今日之中科院，显然是普遍缺失的。何祚庥、李树深等人的基础理论落后论、基础理论决定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对中国大打芯片战之际，在中国像当年急需原子弹一样急需光刻机之际，他们不是象当年的钱学森一样那样拍着胸脯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不是象于敏一样说“只要祖国需要，我全力以赴”，而是指责和抱怨基础研究落后，嘲笑更优秀的同行。
显然，现在的科学家们，对待国家需要，已经不像一位年轻母亲对待自己刚生出的婴儿，而更像一位职业老道的保姆，看待自己雇主的孩子。对于目前而言，养育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真诚目的，而对职业化的保姆而言，养育孩子不过是一个谋生手段，一份职业，一桩生意。
因此，对中科院这些体制内的科学家而言，中国芯片落后的根源并不在基础理论落后，而是以国家需求为自己需求的赤诚之心的缺失。他们需要解决的不是基础理论，而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通过修心养性，把丢失的诚心找回来。即孟子说的“求放心”，心丢了、迷失了，需要去寻找。
那有人说，现在国家正急需光刻机，芯片战正在开打，那再让他们去修心养性，还能赶上趟吗？的确赶不上。其实，中科院的提升基础能力的计划也是赶不上。国家需要的是光刻机，而不是什么基础能力。就如当年国家需要的是原子弹，而非什么原子弹的基础能力。
那么怎么办？“礼失求诸野”，体制内靠不住，只能向体制外寻求。体制外的华为不是搞出芯片了吗？被断供后，自己又在努力搞芯片制造、搞光刻机。他们没有向任何人抱怨基础能力不行。为何来自草莽的华为行，而出身中科院的联想不行？答案就是华为有诚心，而联想则无。
最后，我们重温一下中学课文《蜀之鄙有二僧》：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