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的晶片為何落後上，中科院最近抛出了一個論調：根源在中國基礎研究太落後。這種說法乍一聽很有道理，實則似是而非，在中科院這個名頭的夾持下，很能誤導公衆，必須進行駁斥和澄清。
從公布出的資訊源上看，最先抛出這種說法的，是96歲高齡的老院士何祚庥。他2月11日在自己的自媒體中說：“如我和于敏共同研家（應為究）氫彈理論時，就是從第一原理出發，把氫彈裡各種可能們實體因素真正搞清楚。……所謂晶片問題，理論上隻有比氫彈理論更複雜。存在基本理論問題必定更多。我想，荷蘭人是弄楚了。而華為就不見得真懂得。極大可能是拿來就用。是以荷蘭人說，告訴你了，也不一定真正弄出來！！！——再說得具體一些，華為并不懂得理論研究的重要作用重大意義！”
如果你認為這是隻是何祚庥作為一位退休老人的個人意見，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後來中科院的副院長，也是中科院大學的校長李樹深，和另一位中科院半導體所的研究員一起， 2月16日在《中國科學院院上》發表了一篇長文，也是大談基礎理論落後問題。此文不僅将基礎研究落後歸為中國晶片落後的根源，而且還悲觀地認為，晶片戰後，“美國已經擰熄了‘燈塔’，我們進入‘黑暗森林’”。
既然何祚庥提及了氫彈，我們就不妨從“兩彈一星”說起。那麼我請問大家，“兩彈一星”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什麼？是如何祚庥所說很重視基礎理論嗎？當然，基礎理論是必須研究的，但是，這并非關鍵因素。那關鍵因素是什麼？是被後人概括為“兩彈一星”精神的赤誠的報國之心，堅定的必勝意志。
将自己與于敏并列的何祚庥，卻将重視基礎理論當成氫彈成功的根源，而于敏本人并不這麼認為。其實，于敏最初的研究和感興趣的領域是原子核理論，而非造氫彈。但當國家把研制氫彈的任務交給他時，盡管在知識儲備上“一窮二白”，但他還是立即決定“轉行”，他說，這是因為愛國主義壓倒了興趣，隻要國家需要，就應該全力以赴。
那時在氫彈上的基礎理論同樣是落後的，但是，于敏所做的不是抱怨和指責，而是迎難而上，缺什麼就補什麼。
錢學森剛回國時，時任哈軍工院長的陳赓問他，中國人搞飛彈行不行，他的回答很幹脆：“外國人搞的難道中國人不能搞，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
其實當時的中國在兩彈一星上，不僅是基礎研究落後，實際上一切都是落後的，包括基本生活條件，甚至有時連科學家的夥食都無法保障。唯一不落後，唯一領先和發達的，就是報國之心，就是昂揚的鬥志和必勝的信念。
在傳統中，這種精神和意志，被稱之為“誠”，并認為這才是人的行為的決定因素，是以，中國傳統知識和學術的核心，就是以培養人的“誠”為核心的，即以修心養性、成德為核心。具體的路徑就是《大學》“八條目”的前四條：“格物、緻知、誠意、正心。”
如果缺失研制氫彈的誠心，而機械地、被動地将原子彈看成技術難題，那麼不僅是基礎理論，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單獨拿出來，成為一個難題。這樣氫彈的研制所面對的就是無數個難題，令人高山仰止，無法逾越。而一旦像于敏那樣具備了研制氫彈的誠心，一切問題也都不是問題，都可以逐個地、系統地克服。
也就是說，有了誠心，任何一個技術環節的問題都不是獨立的問題，如果缺失了誠心，任何一個技術環節的問題，也都将成獨立的問題。
為說明“誠”究竟是什麼？《大學》舉了幾個很通俗的例子。《大學》說，“誠意”就是“毋自欺也”，就是發自自己内心的最真實的感覺和意願。接着舉了兩個例子：“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就象你聞到臭味就厭惡，看到漂亮姑娘就喜歡一樣。
在後面又舉了一個例子：“未有先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年輕媽媽們沒有學習過如何養育孩子，但是她們卻都很能勝任母親這個角色，把孩子養育好，根源在于，她們都是真正愛護自己孩子的“誠心”。這種誠心會産生内在激勵，促使她們會主動學習各種具體的育子理論和技術。
反過來說，一個缺失母親誠心的職業老保姆，她育子知識和技術一定比年輕母親多，如果一個孩子完全由她帶大，肯定不如由親生帶的健康、陽光。
一位正常的年輕母親，在生下孩子後，也就不會大聲抱怨，我的育子基礎理論落後，要先去學習和提升。對她而言，任何的育子技術困難都不是獨立的問題，不是獨立的難題。隻有養育别人孩子的保姆，才會将這些問題當成獨立的問題和難題。
是以，“兩彈一星”精神就是誠心，就是把研制兩彈一星這種國家的事真正當成自己的事，就如一位年輕母親看待從自己腹中剛出生的嬰兒一樣。
而這種“兩彈一星”精神的誠心，在今日之中科院，顯然是普遍缺失的。何祚庥、李樹深等人的基礎理論落後論、基礎理論決定論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美國對中國大打晶片戰之際，在中國像當年急需原子彈一樣急需光刻機之際，他們不是象當年的錢學森一樣那樣拍着胸脯說“外國人能搞的難道中國人不能搞”，不是象于敏一樣說“隻要祖國需要，我全力以赴”，而是指責和抱怨基礎研究落後，嘲笑更優秀的同行。
顯然，現在的科學家們，對待國家需要，已經不像一位年輕母親對待自己剛生出的嬰兒，而更像一位職業老道的保姆，看待自己雇主的孩子。對于目前而言，養育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真誠目的，而對職業化的保姆而言，養育孩子不過是一個謀生手段，一份職業，一樁生意。
是以，對中科院這些體制内的科學家而言，中國晶片落後的根源并不在基礎理論落後，而是以國家需求為自己需求的赤誠之心的缺失。他們需要解決的不是基礎理論，而是“格物、緻知、誠意、正心”。通過修心養性，把丢失的誠心找回來。即孟子說的“求放心”，心丢了、迷失了，需要去尋找。
那有人說，現在國家正急需光刻機，晶片戰正在開打，那再讓他們去修心養性，還能趕上趟嗎？的确趕不上。其實，中科院的提升基礎能力的計劃也是趕不上。國家需要的是光刻機，而不是什麼基礎能力。就如當年國家需要的是原子彈，而非什麼原子彈的基礎能力。
那麼怎麼辦？“禮失求諸野”，體制内靠不住，隻能向體制外尋求。體制外的華為不是搞出晶片了嗎？被斷供後，自己又在努力搞晶片制造、搞光刻機。他們沒有向任何人抱怨基礎能力不行。為何來自草莽的華為行，而出身中科院的聯想不行？答案就是華為有誠心，而聯想則無。
最後，我們重溫一下中學課文《蜀之鄙有二僧》：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缽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