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弟偏教各别离
——大哥鲁迅（2）
也许是因为排行的关系，在对大家庭的责任感方面鲁迅显然比周作人要强得多。这从购置八道湾住所上不难看出。
由于在绍兴老家的房子为族人所迫，不得不卖掉，鲁迅便只好为举家迁京做准备。他自1919年2月起就在各处看房子，最后终于选定了新街口八道湾罗氏屋。之所以选定这里，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游玩"。当时周作人、周建人都已经有孩子了。大哥的考虑何等周到!为此，他向好友借了很多钱。1919 年春节一过，鲁迅便为搬迁之事奔忙。而周作人却于这年3月30日由北大请假返回绍兴，4月20日，又由绍兴携其家小赴日本游览。当鲁迅为修整八道湾新居辛劳之际，周作人虽也在北京，但不久又“启行向东京"，接其家小。从头至尾，里里外外，全是鲁迅一个人在忙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二弟周作人的身影，我们也看不到鲁迅对此有一句怨言。
在八道湾的大家庭生活，鲁迅一如既往地任劳任怨。家庭财政主要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负责，鲁迅每月发了工资，除了留下买烟的钱，其余悉数交给这位二弟媳妇。
1920 年5 月，侄子周沛生病住院，近两个月的时间，鲁迅几乎天天往医院，或者“夜住医院”。1921 年，周作人生病，鲁迅亲自在西山碧云寺为他租屋疗养。在周作人西山养病期间，鲁迅与他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不断向他汇报家里的事，汇报孩子的情况:“姊姊(周作人女儿周静子)昨日已托山本检查，据云无病，其所以瘦者，因正在'长起来’之故，今日已又往校矣。”“芳子殿下今日上午已出院;土步君已断乳竟亦不吵闹，此公亦一英雄也。”称自己的侄女为“殿(下)”，称侄子为“君”、为“公”，调侃中可见对孩子的喜爱。尽管那时自己没有孩子，但兄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时刻牵着鲁迅的心。在外人看来，这是何等和睦的一个大家庭。
然而，1923年7月，情况却急转直下。先是7月14日，鲁迅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冲突的原因是什么，至今仍是个谜。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仅仅写了一句话:“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8 日，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了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从称呼到内容，透着让人窒息的冷漠与决绝，好像是一种绝大的忍耐与宽容，又似一种痛心至极的彻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当事人都不肯说，就连鲁迅的母亲也不知道，她曾对在八道湾借住的许羡苏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拖进拖出地商量写文章……”不久之后，鲁讯迁出了八道湾，教到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后来他去八道湾取书，周作人甚至举起一个香炉要扔过来打他，可见他们之间的“仇恨”到底有多深。也许根本原因与家庭经济有关，羽大信子在生活中讲排场，花钱大手大脚。孩子有个多疼脑热，她都会打电话叫日本医生坐汽车上门就诊。鲁迅曾不止一次抱怨:“我这坐人力车挣来的钱，抵不上坐汽车花出去得多。”鲁迅也曾对郁达夫说过“我对启明(周作人)，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为了增加家庭收入，鲁迅在北京多所高校代课，他的消费观念与弟媳羽大信子迥乎不同，矛盾日益激化。鲁迅后来用过一个笔名“宴之敖”，他自己解释“'宴’从宀(家)，从曰，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可见，鲁迅与这位日本弟媳之间的矛盾到底有多深。
鲁迅 周作人 周建人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往小处说，这是两人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影响了两人的人生走向;往大处说，这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如果两人没有决裂，兄弟携手在文化上又该有多少辉煌的创造呢?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则说:“周作人和鲁迅晚年分道扬镳，兄弟之间，也不免在字里行间，有所讥刺，那当然是周作人的损失。”
1927 年11 月，奉系军阀查禁了北京《语丝》杂志社，杂志作者纷纷避难，鲁迅在写给章廷谦的信中猜测“周启明盖在日本医院欤”，又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子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互助耳”。表现了对同作人既关切又爱莫能助的矛着心情。
1935 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
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通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此诗一出，既有人争做和诗，也有左翼作家为文对他加以嘲讽与批判。对此，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喝，已为一般读者所不嘹(明白)……”如果周作人听到这话，会不会说:“知我者，大哥也!”
鲁迅对周作人是这样，对比自己小7岁的三弟周建人也同样是关怀备至。从日本回国前，他曾寄给周建人《植物教科书》《野花时节》《植物生物故事)等三部英文书籍，鼓励周建人研究植物学和生物学。
周建人
1916 年9 月，鲁迅还住在北京绍兴会馆，得知周建人要来北京，他精心裱糊房间，迎接三弟的到来。后来周建人来北京住了一个多月，直到 10 月 12 日才启程回乡。在京期间，鲁迅陪着他游览中央公园、武英殿及万生园，并多次陪他看电影、看戏。
1919 年，周建人随着大家庭迁居北京，到 1921 年，为寻求经济独立，他一个人到上海谋生。1927 年鲁迅也来到上海，兄弟之间互相照应。鲁迅每星期都会请周建人一家到家里聚餐，并为他代付两个孩子的学费。周建人一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可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商务印书馆被战火焚毁，周建人面临失业的危险。鲁迅又一次次写信，托老朋友许寿裳帮忙为三弟留住工作。
1921年，周建人翻译了波兰式曼斯奇的《犹太人》，周作人准备为他写一篇《译后附记》，却感到资料不足。鲁迅就为周作人摘译了凯拉绥克《斯拉夫文学史》第二卷第十七节《最新的波兰的散文》，专门为他提供资料。这件事，也反映了他们三人之间融洽的兄弟情谊。谁能想到，他们之间最终会是这样的结局。
鲁迅19 岁时写下诗句“有弟偏教各别离"，也许是一语成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