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弟偏教各别離
——大哥魯迅（2）
也許是因為排行的關系，在對大家庭的責任感方面魯迅顯然比周作人要強得多。這從購置八道灣住所上不難看出。
由于在紹興老家的房子為族人所迫，不得不賣掉，魯迅便隻好為舉家遷京做準備。他自1919年2月起就在各處看房子，最後終于標明了新街口八道灣羅氏屋。之是以標明這裡，是"取其空地很寬大，宜于兒童遊玩"。當時周作人、周建人都已經有孩子了。大哥的考慮何等周到!為此，他向好友借了很多錢。1919 年春節一過，魯迅便為搬遷之事奔忙。而周作人卻于這年3月30日由北大請假傳回紹興，4月20日，又由紹興攜其家小赴日本遊覽。當魯迅為修整八道灣新居辛勞之際，周作人雖也在北京，但不久又“啟行向東京"，接其家小。從頭至尾，裡裡外外，全是魯迅一個人在忙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似乎看不到二弟周作人的身影，我們也看不到魯迅對此有一句怨言。
在八道灣的大家庭生活，魯迅一如既往地任勞任怨。家庭财政主要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負責，魯迅每月發了工資，除了留下買煙的錢，其餘悉數交給這位二弟媳婦。
1920 年5 月，侄子周沛生病住院，近兩個月的時間，魯迅幾乎天天往醫院，或者“夜住醫院”。1921 年，周作人生病，魯迅親自在西山碧雲寺為他租屋療養。在周作人西山養病期間，魯迅與他保持着密切的書信聯系，不斷向他彙報家裡的事，彙報孩子的情況:“姊姊(周作人女兒周靜子)昨日已托山本檢查，據雲無病，其是以瘦者，因正在'長起來’之故，今日已又往校矣。”“芳子殿下今日上午已出院;土步君已斷乳竟亦不吵鬧，此公亦一英雄也。”稱自己的侄女為“殿(下)”，稱侄子為“君”、為“公”，調侃中可見對孩子的喜愛。盡管那時自己沒有孩子，但兄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時刻牽着魯迅的心。在外人看來，這是何等和睦的一個大家庭。
然而，1923年7月，情況卻急轉直下。先是7月14日，魯迅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發生了一次嚴重的沖突，沖突的原因是什麼，至今仍是個謎。魯迅在這一天的日記裡僅僅寫了一句話:“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7月18 日，周作人給魯迅送來了一封絕交信。
魯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别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從稱呼到内容，透着讓人窒息的冷漠與決絕，好像是一種絕大的忍耐與寬容，又似一種痛心至極的徹悟。沖突的原因是什麼?當事人都不肯說，就連魯迅的母親也不知道，她曾對在八道灣借住的許羨蘇說:“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鬧起來了，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頭天還好好的，弟兄二人把書拖進拖出地商量寫文章……”不久之後，魯訊遷出了八道灣，教到西城的磚塔胡同六十一号。後來他去八道灣取書，周作人甚至舉起一個香爐要扔過來打他，可見他們之間的“仇恨”到底有多深。也許根本原因與家庭經濟有關，羽大信子在生活中講排場，花錢大手大腳。孩子有個多疼腦熱，她都會打電話叫日本醫生坐汽車上門就診。魯迅曾不止一次抱怨:“我這坐人力車掙來的錢，抵不上坐汽車花出去得多。”魯迅也曾對郁達夫說過“我對啟明(周作人)，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将來，但他對于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為了增加家庭收入，魯迅在北京多所高校代課，他的消費觀念與弟媳羽大信子迥乎不同，沖突日益激化。魯迅後來用過一個筆名“宴之敖”，他自己解釋“'宴’從宀(家)，從曰，從女;'敖’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可見，魯迅與這位日本弟媳之間的沖突到底有多深。
魯迅 周作人 周建人
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往小處說，這是兩人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影響了兩人的人生走向;往大處說，這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大損失。
如果兩人沒有決裂，兄弟攜手在文化上又該有多少輝煌的創造呢?
曹聚仁在〈魯迅評傳》中則說:“周作人和魯迅晚年分道揚镳，兄弟之間，也不免在字裡行間，有所譏刺，那當然是周作人的損失。”
1927 年11 月，奉系軍閥查禁了北京《語絲》雜志社，雜志作者紛紛避難，魯迅在寫給章廷謙的信中猜測“周啟明蓋在日本醫院欤”，又說“他之在北，自不如來南之安全，但我對于此事，殊不敢贊一辭，因我覺八道灣之天威莫測，正不下子張作霖，倘一搭嘴，也許罪戾反而極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當能互助耳”。表現了對同作人既關切又愛莫能助的矛着心情。
1935 年，周作人發表了《五十自壽詩》。
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随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通生涯洞裡蛇。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談狐說鬼尋常事，隻欠工夫吃講茶。
此詩一出，既有人争做和詩，也有左翼作家為文對他加以嘲諷與批判。對此，魯迅在緻楊霁雲的信中說:“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于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隐喝，已為一般讀者所不嘹(明白)……”如果周作人聽到這話，會不會說:“知我者，大哥也!”
魯迅對周作人是這樣，對比自己小7歲的三弟周建人也同樣是關懷備至。從日本回國前，他曾寄給周建人《植物教科書》《野花時節》《植物生物故事)等三部英文書籍，鼓勵周建人研究植物學和生物學。
周建人
1916 年9 月，魯迅還住在北京紹興會館，得知周建人要來北京，他精心裱糊房間，迎接三弟的到來。後來周建人來北京住了一個多月，直到 10 月 12 日才啟程回鄉。在京期間，魯迅陪着他遊覽中央公園、武英殿及萬生園，并多次陪他看電影、看戲。
1919 年，周建人随着大家庭遷居北京，到 1921 年，為尋求經濟獨立，他一個人到上海謀生。1927 年魯迅也來到上海，兄弟之間互相照應。魯迅每星期都會請周建人一家到家裡聚餐，并為他代付兩個孩子的學費。周建人一開始在商務印書館工作，可是上海“一·二八”抗戰之後，商務印書館被戰火焚毀，周建人面臨失業的危險。魯迅又一次次寫信，托老朋友許壽裳幫忙為三弟留住工作。
1921年，周建人翻譯了波蘭式曼斯奇的《猶太人》，周作人準備為他寫一篇《譯後附記》，卻感到資料不足。魯迅就為周作人摘譯了凱拉綏克《斯拉夫文學史》第二卷第十七節《最新的波蘭的散文》，專門為他提供資料。這件事，也反映了他們三人之間融洽的兄弟情誼。誰能想到，他們之間最終會是這樣的結局。
魯迅19 歲時寫下詩句“有弟偏教各别離"，也許是一語成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