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牌法的管理
朝鲜王朝时期，统治者让儒学思想，在民间传播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孝宗十年（1659年）2月27日，右副承旨李尚真上疏：“贡案紊乱，而出赋不均，黎庶日困，田政废弛，而结数遗漏，税入亦缩，户口无统，而挂漏悬殊，苦歇有便，此皆为国之当务，而即今坏乱若此，苟不亟图整顿，如救焚拯溺之为，则臣恐国家，无时可治，民生，无日可苏。然后相时度势，又令五家作统，审知民数，则丘政，易以变通，而身役之倒悬，亦可解也。”
李尚真的上疏一方面体现出了在五家统事目推行之前户籍管理以及赋役的征收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李尚真认为只有五家作统制的实施可以使赋税的征收重新回归正轨。此外，朝鲜王朝为防范居民的流动，还推行号牌法来辅助五家作统制管理户籍，号牌法是朝鲜王朝与五家作统制并行的一种户籍管理办法，两者相辅相成，对朝鲜王朝进行人口的掌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朝鲜王朝时期，上至王族、朝官，下至庶民、公私奴婢及贱民，所有16岁以上的男丁都需佩戴号牌。在上方书写姓名、户口等个人信息，没有持有号牌的人不得进出朝鲜境内诸多场所。肃宗十一年，朝鲜王朝制定了号牌事目，并且规定：“有牌不带者，杖八十，借者，论以制书有违之律，与者，杖一百徒三年。号牌盗出者，依都督·六府衙门印信盗用之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号牌伪造者，依印信伪造之律，一罪施行。”
到了朝鲜王朝肃宗时期，在确立了五家统事目的同时，朝廷内还有官员提出了推行纸牌法以应对大量士兵以及奴婢的流亡，“又所启，五家作统，各持身上户口，即是先朝讲定之事，盖以军士及各司奴婢之逃故者，不能详知其实数，致有侵征邻族之弊，民间之怨苦，多由于此。至于流民，任意迁徙，不定厥居之弊，亦宜厘正，故此实为民除弊之良法，非欲挠民也，而到今举行之时，事目中身上户口，名之曰，纸牌”。
因此，朝鲜政府为了抑制大量的人口流动，决定在五家作统制的基础上推行纸牌作为户籍凭证，以此掌握人口的动向。朝鲜王朝在五家作统制之上推行户牌法来对国内户籍进行严格管控，限制人口流动。
然而严格的户籍管控措施却在朝鲜国内多次遭遇官员的反对，他们纷纷表示号牌之法实属扰民之举，在肃宗三年（1677年）6月3日，忠清道鸿山居忠义梁师点上疏提到：“方今第一骚民心者，即号牌之法也，照验前古，鲜有行之矣。今民，即古之民，而纸牌，即号牌之法也。既以纸牌之搜括，五家作统，勿论男女老黄，尽载于籍，月报死生，襁褓赤子，尽充军額，责应军役，鲜保田里，则冤泣愁痛，乌得已也？
纸牌与木牌，固无彼此，则又何加冤于既冤之民，而以失安民之道欤。脱以为逃遍避役者而行之，则非徒罔民，是反求其逃散也。流离来去，朝存夕亡者，既无族属矣。必以役于接在之统，则其有族属者，亦难支保，又为逃散，征役于族邻，其势，存者亦亡矣。民既失所，无处安生，则几何其不胥以为盗也，涓涓不塞，蔓蔓奈何？
昔在仁祖朝，欲行此法，而以民心骚挠，旋即罢之，不复举行者，今几年哉。若使此法，民便国益，则顾何所惮，而不行于先朝，而设行于今日乎？自古行法，未尝不视乎民心之便苦，时势之可否也。”
梁师点将号牌和纸牌作为时弊，认为其是十足的扰民之举，认为只需实行五家作统法便已经可以实现户籍的统计工作，而纸牌号牌之法则会“加冤”于“既冤”之民，反而会加剧民众流亡的程度。
李景奭的《论五家统号牌乡约三件事箚》一文中也对此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该文中关于五家作统制与号牌法的关系论述如下：“至于五家统。非宋世之新法也。乃是三代之遗制。先王之良法。圣祖行之。大典载之。特以大难之后。不复修明矣。周家版籍之后。历代可考。虽以四海之大。兆民之衆。户必录之。口必数之。惟此东方数千里之地。虽有户籍之名。而多逋版籍之外。与夫生齿之数。半漏计帐之中。此事如此。
他事可知。识者之慨然久矣。今若设行。则便是先王之政。大典之法。行之有据。听之无惑。视诸大户籍而加密。虽暂烦扰。不至太甚。或施刑罚。亦不过重。必不如号牌之多用诛杀而后始成也。李惟泰之言。攷据经传。其所论说。非如徒泥于古。採而行之蔑不可矣。臣于己丑。叨忝首相。以五家统可行之意。
议诸备局。其时之议。虑或骚屑。臣不敢强也。且于先朝以俞棨收布之疏献议时。行五家统则不烦收布而法立事济之意。略陈于末端。此时则备局诸议。亦似归一矣。今闻五家统不若号牌。此论本因惟泰之疏而发。而与惟泰之意相盭。殆同乎郢书燕说也。先王之政不修。儒者之说不行。而行威制之酷法。无乃有欠于深长思者耶。臣于此不敢轻议。”
通过李景奭的论述，一方面可以看出来他对于实行五家作统制基本上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这是“先王之良法，圣祖行之，大典载之”，但是他反对将“号牌法”与“五家作统”结合使用，李景奭将“号牌法”视作“酷法”，认为用以整顿户籍的刑罚不宜过重。
号牌法的实施是对于五家作统制限制人口流动这一职能的进一步强化，统治者通过将五家作为一统的方式将五户家庭捆绑在一起，共同分担责任，相互之间互相监督，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人若想逃亡便已极为不易，而号牌法与五家作统法结合使用则是在这之上又多了一道审核的程序。
号牌法的实施帮助朝鲜王朝更好地掌握了人口状况，防止良贱混淆、奴婢逃亡等事件发生，在性质上与五家作统制基本一致。朝鲜王朝通过这样的户籍管理办法，将五家作统法与号牌法相结合起来，充分表现出其对人口的严格管理。
宣扬儒家礼仪
在地方管理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刑罚是不足以彻底改善地方风气的。因此，必须通过对乡里间百姓进行教化，向其传输儒家的思想观念，来逐步实现移风易俗的目标，朝鲜王朝在乡村管理中通过将五家作统制与乡约相结合，成为政府用来教化民众的工具。
五家统事目中记载：“一曰：凡统里之民，相保相司，婚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善良之民。如有不孝不悌，叛主杀人，伤风败俗，盗贼等事，必告于里面，闻于本县，以为轻重惩治之地。”这一条的规定便是五家作统之下对乡里间关系的规定，朝鲜统治者希望通过五家作统制来构建邻里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此外，五家统事目的另一条目也有相关表述：“一曰。凡一面之中，必择宽旷处所，或亭宇寺刹，可以合衆之地，春秋相会，讲信尊卑分等，为父兄者，训饬同里子弟，为子弟者，敬顺同里父兄，业文者或爲制述，业武者亦试弓马，取其所制及划纸，上于本县，察其才艺而褒赏之。”这里表明朝鲜王朝不仅希望实现农村之间、村民之间的友好和睦关系，更希望可以在这种关系上更进一步，建立起一种类似于宗族的小共同体关系，共同培养同乡里子弟的文才武艺，并且使其树立起儒学仁义礼教的价值观。
上述内容清晰地反映出了五家作统制在维持居民间互帮互助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这种类似于小共同体的关系使得原先可能关系较为疏远的村民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一方面相互依靠，共同面对困难。另一方面，在朝鲜官方的价值宣传体系下还承担着教育大众的意义。
乡约的诞生
乡约诞生于中国的北宋时期，之后于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于朝鲜王朝中宗时期正式颁行，乡约主张在村民当中组成一种互相规劝和互助的集合体。乡约在朝鲜王朝的乡村管理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并不像五家作统制和号牌纸牌法一样直接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乡间，从而实现稳定社会秩序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朝鲜王朝政府认为对于“流丐”和“无赖”的不断产生，仅仅抓捕他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乡约与五家作统法相结合，劝导百姓向善，这样才能彻底更正社会风气。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朝鲜王朝乡约和五家作统的实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统治者一方面希望通过五家作统制来惩治违背儒家伦理观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希望乡约能够通过五家作统在统内、乡里之间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培养朝鲜王朝统治者所需要的臣民。
总的来说，朝鲜统治者将儒学思想价值观在民间传播的办法主要包括五家作统的乡里组织以及作为乡间道德规范的乡约，通过将这两者结合，来使更多乡村偏远地区的人们信仰仁义礼教的观念，从而巩固自己在边远地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