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朝廷为解决地方诸侯王坐大威胁皇权的问题，双方经过了数十年各种形式的斗争。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推恩令，它被誉为古代中国顶级甚至第一阳谋。实际上它绝非在汉武帝时期才横空出世的一项政策，从大汉初代目刘邦开始，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决心和行动就一直没有变——只不过刘邦时代打击的都是异姓诸侯王罢了。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主席评价他是“封建帝王当中最厉害的一个”
到了汉文帝时期，贾谊在他的《治安策》里就提出“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多多地建立诸侯国以稀释他们的权力，可谓是一语中的。可惜的是，贾谊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汉文帝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汉文帝时期朝廷的实力与地方诸侯王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文帝并没有多少削弱诸侯王的举措。
贾谊，汉初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李商隐有《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景帝继位之后，诸侯国势力更加强大，甚至一些藩王的反心已经到了昭然若揭的程度。削弱诸侯王势力已经成了朝廷迫在眉睫的事情，景帝的宠臣晁错认为应该追究诸侯王的罪过，削减他们的封地，景帝担心这样简单粗暴的削藩政策势必引起诸侯国的反叛。晁错回答说，现在的形势是削藩他们要造反，不削藩他们也要造反。早点削藩，他们叛乱的阴谋暴露得早，祸害就小，如果现在不削藩，等诸侯国准备充分了再造反，祸害更大。景帝非常赞同他这番话，下令削减诸侯王的封地，诸侯王们一片哗然，对晁错恨得咬牙切齿。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晁错的父亲听说了这件事儿，从老家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帝刚上位，你现在掌握大权，就去削减刘家诸侯王的权力，你和皇帝关系远，诸侯王和皇帝都是姓刘的关系近，你这是以疏间亲，为的是什么呀？晁错回答说，的确像你说的这样，但是我不这样做的话，天子的地位就得不到尊崇，国家就不安宁。晁错的父亲痛心的说，你这样做，他们刘家倒是安全了，我们晁家就危险了！眼见劝不回晁错，晁错父亲就自己服毒而死。
晁错（公园前200年～公元154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
果然，晁错的父亲死了十几天，就爆发了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叛军打出了“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到了这一步，晁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牺牲品。晁错被杀的时候穿的还是上朝时的朝服，史载对于诛杀晁这件事，景帝“默然良久”，这可能算是皇帝仅存的最后一丝温情了吧。
景帝任用名将周亚夫，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七个参与叛乱的诸侯王全部被杀，这次战争极大地打击了诸侯王的势力，除了楚国外其余六国都被废除，取消了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利，诸侯王也不得继续治理封地的政事，只能领取封地的租税作为俸禄。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来自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基本被清除干净，诸侯国虽然仍然存在，但是诸侯王们失去了政治权利，实际地位已经与郡一级的地方没有区别，诸侯王们已经不再具备和朝廷正面刚的实力了，中央集权大大加强。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经过文帝、景帝的大力敲打，诸侯王们还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实力，为了彻底解决诸侯王势力过大的问题，汉武帝的大臣主父偃综合了贾谊与晁错的经验，向汉武帝提出了“推恩令”的建议——希望皇帝把恩典推广一下，不光是诸侯王的嫡长子能够继承爵位和封地，诸侯王的次子、三子们，也能有爵位和封地，只不过爵位要降为侯爵，封国也是侯国。而继承了老诸侯王爵位和封地的新王们，他的下一代依然要按照推恩令进行分封，“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这样王国就会越分越小，单个王国的实力也就越来越弱，和中央朝廷对抗的资本也就越来越小，可以说兵不血刃的就解决了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这条政策确实非常高明，我们知道，在宗法制度下，只有嫡长子才有继承权，其他的子弟只有象征性的一点封赏，对于分地这种事情那是想都不要想。现在皇帝突然“推恩”，二儿子三儿子也可以分地，只不过比长子分的少一点而已，少总比没有好吧！诸侯王的二儿子三儿子们怎么会不对这项政策感恩戴德呢？他们的屁股怎么会不坐到朝廷那一边呢？？朝廷名义上是扩大恩典，实则暗戳戳的分化瓦解了诸侯王内部势力，还避免了因为政策的简单粗暴而激起诸侯王铤而走险的可能，软刀子杀人，可谓是既赚了钱又赚了吆喝，一举两得。推恩令的实行也的确获得了明显的效果，各个诸侯国的非嫡长子有一百多个被封为列侯，大的王国就被肢解成了较小的侯国。并且，不光是分地这么简单，侯国是隶属于郡的，地位和县差不多，这直接导致了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接控制土地的增大，时间稍长，大的王国自己就分崩离析了，由此彻底解决了王国封地过大、威胁中央皇权的问题。
汉武帝
那么是不是据此就能说明“推恩令”这个所谓的“顶级阳谋”真的就是多么了不得的奇谋异算呢？很显然不是。经过文帝、景帝父子两代的不懈努力，到汉武帝即位的时候，中央朝廷的实力，对比起地方诸侯已经拥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推恩令颁行之前就有一些诸侯因为小错而被削藩，诸侯王们已经处于动辄得咎的状态。这时候实行推恩令，不过是就坡下驴，给彼此一个体面而已。而想象中的统战对象——被拿捏住了人性弱点的诸侯王非嫡长子们，他们如果真的有和朝廷、诸侯王鼎足而三的实力，他们早就投入到争夺封国的权力斗争当中去了，用不着你朝廷的推恩令。如果没有文帝、景帝时期对诸侯王的有效打击，朝廷具有了碾压的优势，武帝的推恩令毫无疑问是执行不下去的，否则为什么汉文帝的时候没有执行推恩令呢？难道真的是因为这个计策有多么的烧脑，多么的复杂，只有主父偃的脑子才能想出来吗？或者换到晚唐藩镇割据的时候，骄悍的节度使们也挺能生的，儿子也不少，皇帝怎么就不敢给他们也来个推恩令呢？。
如果把目光转到千年后的宋朝，就会发现在宋初历史上，也有一出和推恩令相似度极高的事件——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一事件虽然和推恩令远隔千年，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皇帝为了解除手握重权的勋贵功臣们对皇权的威胁。
黄袍加身，赵匡胤“被迫”成了皇帝
史料对杯酒释兵权的记载非常简略。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一个夏天，宋太祖退朝之后，召集亲信的禁军将领喝酒，酒至半酣，赵匡胤发起了感慨，说我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是做不到皇帝这个位置的，但是我当了皇帝却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我每天都睡不安稳。底下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一听这话就咂摸出味儿来了，赶紧回答说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二心？陛下这话从何说起呀？宋太祖开始了他的诛心之言，说道：即便你们没有二心，但是一旦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就像你们当年对我一样，把黄袍硬披在你们的身上，就算你们不造反，那时候还由得你们吗？石守信这些人赶紧磕头说，我们实在是笨，没想到这层。希望陛下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吧。赵匡胤则好整以暇地回答说，人这辈子很短，人活在世上，无非就是想要求个富贵，现在你们交出手上的权力，我再多多的赏赐你们金银珠宝，和你们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互不猜忌，这岂不是很好吗？一番话下来，石守信等人点头称是，第二天就称病请求解除他们的兵权。至此，功臣宿将威胁皇权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这段故事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说宋太祖人格魅力爆棚，语言技巧高明，谈笑之间就解除了内部的一个大威胁云云。但凡稍微用心想一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军阀割据，有枪就是草头王，后唐时期的节度使安重荣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那些统兵大将们哪个不是自视甚高骄悍不法？想靠着喝一顿酒，说上几句所谓的体己话，就让这些骄兵悍将们乖乖交出手中的权利，想得太多了吧？
杯酒释兵权。不但解决了威胁，也成就了宋太祖善待功臣的美名
实际上早在正式向石守信等人发难之前，宋太祖就已经做了准备，就在建隆二年的闰三月，宋太祖罢免了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的职务，改任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时，免除了禁军大将韩令坤马路军都指挥使的职务，命其出任成德军节度史。可以看出，杯酒释兵权既不是表面上的那么波澜不惊，也绝非宋太祖的即兴表演，而是一场苦心谋划的政治大戏。清代乾隆皇帝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就非常清醒——守信数人若果不制，岂数言委曲规讽，所能罢其典兵者？如果不是宋太祖和他们的实力对比有了绝对性的优势，仅靠三言两语哪里就能解除他们的权力呢？
我们不否认推恩令之类计谋的政治智慧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但是计谋之所以能顺利实施，并不是它的底层逻辑多么精妙，多么鬼才，而是长期谋划和实力基础。否则，谈判桌下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