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是英国汉学家、剑桥大学圣约翰院士，专攻宋明文化、社会、经济史，著有《中国书籍的社会史》《东亚和欧洲的书籍世界》《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二卷，编有《中国的国家与宫廷礼仪》。2022年10月30日（当地时间），周绍明先生去世。本文记录了作者李汉松与周先生邂逅、相交、相知的些许杂忆。
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1945-2022）
我与周先生的斯文之交，是拜一次机械故障所赐。一个暮春时节的午后，我正在剑桥图书馆握珠奋笔，背后传来一阵嗟叹之声，回头一瞧，一浓眉苍髯老翁，一双枯手猛搔银发，正对着一台计算机无计可施。抬头见我是个青年，老翁断定我是懂得先进生产力的，便求我相助。我竟也胡乱摸索，歪打正着，修好了机器。这才晓得他是宋明史家周绍明。
周老其时钻研徽商，我正好要去绩溪，相谈甚欢，直至闭馆。此后，我们虽然不约时间，但常常相会于此。剑桥图书馆坐西朝东，北翼有茶屋一间，隔廊相望的南翼则是东亚书屋。每从二楼珍本室下来，我坐在这儿，一边将适才所见所得整理成文，一边等着与周老唠嗑。他谈我的荷商、葡商，我谈他的徽商、苏商。他见我译西夏文，便介绍我认识匈牙利裔敦煌学家、西夏学家高奕睿。高、周二先生不介意我是编外人士，带我去泰餐厅蹭东亚系的肴馔盛宴。周老虽羁旅日本、侨居英伦，也曾客寓加州，但口音仍是伦敦腔，时有长岛特色——“麦克德尔莫特”姓是中古爱尔兰王朝的国姓，随着移民潮来到美东，又随着他的学术生涯跨海回潮。
剑桥图书馆东亚阅读室
大街小巷之间，总是遇见健步齎书的周老。一日在克莱亚学院后院的红稀小径上狭路相逢，险些相撞。周老先声明自己与政治系的林坤景有约，但很快便忘了这件事，与我大谈治宋明法律史的心得，大抵是说政府律令不明、商人自行其是，因此直接史料匮乏的话，便有必要考察外地、外国访客的论述以弥补之。我提醒他：“说得是不错的，但林博士等急了！”他如梦初醒，落荒而去。傍晚，他又兴冲冲地奔回图书馆拉我，说：“我在饭桌上大夸了你的海洋思想史研究，你和林必须认识认识！”
初访周老宅邸绝非易事。我步行穿过塞尔文学院，在格兰奇、坎普尼路口向西，走上一条约一百五十米的石子路。两旁草木葱茏，小径尽头高竹耸立，素雅清幽。但这些石子凹凸不平，棱角分明。我穿着薄底皮鞋，蜗行牛步、悠悠踟蹰，也脚板作痛。这座房子叫作“格兰奇花园别墅”，令我惊奇的是：这座宅子没有门牌号，也不在任何一条剑桥市的街道上，因此也没有邮编。
周老的夫人熙子是日本人，平日六七点钟便睡下了。周老有时写信给我，最后一行便是“她睡下了，因此我不能写久了，怕出声惊扰她。”师母英文不利落，也不通中文，但自然懂些汉字。初次见面时，她琢磨我的名字，猜是“寒松”。我说：“往气候上猜便差了。汉松虽无‘旱松’之酷暑，亦无‘寒松’之清凉。” 周老笑道：“今天外面倒是酷暑，我们家的书斋可清凉么？”我说：“尊府陈设颇具日式风格，且处一隐秘之所在，外也清凉、内也清凉！”周老忽从日文转成中文道：“是个世外桃源！” 熙子不明所以：“什么是‘世外桃源’？”我和周老哈哈大笑，磕磕绊绊地，日英掺杂地口译了一遍《桃花源记》。
爱交友的周先生爱读利玛窦《交友论》，常向我展示此书，谈论心得
周老与日本渊源颇深，一度执教于真子、佳子二公主曾经就读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旅日期间，他与研究宋明商业史的日本汉学家，如斯波义信、柳田节子等人相互切磋。我问周老：“当年为什么选择去日本进修？”他说：“当年学不逢时，中国大陆不接受外籍留学生，因此有志汉学的欧美青年或赴台湾岛，或旅日、韩。其时岛内情况不佳，且很难进入故宫博物院。那么日韩哩？我当时想：在历史上，韩国好比中华文明的一个‘文化行省’，一直拘泥正统，而日本对中华文化的运用更具新意，因此便去了日本。”如此，世上便有了这样一位学贯中日的学者。
周老和师母俱非英吉利人，但他们按照大英帝国习俗，准备了全套下午茶：伯爵红茶、柠檬蛋糕，端来后院的小桌上。大抵是年纪大了，不胜操劳，他们的后院杂草丛生，边角处甚至滋蔓过膝。但与法国园林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相比，英国花园的特色也在于一种“调神气，入性灵”的自然而然。畅谈至黄昏薄暮，英国的天黑得早，我渐渐瞧不清他堪比劳合·乔治和克莱蒙梭的那双白眉了。离开时已是月明露冷。我念及来时寻“桃花源别墅”的辛苦，既出，“便扶向路，处处志之”，所幸下次“寻向所志”，复得其路，如愿再度问津。
周老的桃花源是个谈天说地的清净之乡。茶无穷尽，话无穷尽。小小茶壶里有包罗万象的话题，真像水伯那容得下四海五湖、八河四渎的“白玉盂儿”。他搬出最新的书稿，请我置评。我最有感于徽商与地方官的周旋。宋元明清的商人团体：徽商和客商、总商和散商、会馆和公所，大多韬光养晦，自行其是，远不如近代早期的欧洲行会高调张扬。除了士绅与商贾，还有游侠和镖局、武馆和当铺、淤手和无赖、纲头和服差、官牙和私牙、会票和行钱、把头和祭酒、和买或招侮、“五通”和“天妃”……周老穿针引线，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与物织入一幅栩栩如生的江湖全景图，涵盖了帝国商贸的水文地理，延伸到每一个犄角旮旯。我欣赏他治史“两手抓”：既宏观叙事又明察秋毫，既“长时段”，也“微观史”。
“格兰奇花园别墅”后院一隅
蝉鸣鸟语、竹声萧萧之间，我们再谈到各朝的航运政策、水利工程、行政区划。周老认为除考量粮税、军需和人事运输之外，宋明两朝并未大举治水。譬如，政府很晚才开始巡视长江中游，近乎从未管控上游。他更多关注的是由下至上的地方“水观”。水运存在各种危险，如青弋江、新安江、昌江之险恶，再如海盗之猖獗——自古以来，“海盗”多是沿海之盗，而长江沿岸的“江盗”也是同样的性质。出了问题，便要解决，这是一种历史人类学的思维：习俗、规范、乃至法律，其最初的语境无非是一次次的“解决问题”。官府和商旅如何应对“江盗”？可惜，留下的史料太过贫瘠了。我想，他虽然不治思想史，但许多洞见极富思想史意义。譬如，“水”这一空间观念是多层次、多范围、多形态的。一些我们想当然以为属于海洋的范畴，或许早已存在于中国文化对内陆江河的反思了。他这一说法，我至今常常想起。
周老博闻强记，遍游寰宇，绝不拘泥于宋元明清的经济生活史。他坐镇圣约翰，参与鉴定了有数学家詹姆斯·茵曼签名的《弦笛琵琶谱》。作为一位“跨大西洋公民”，周老略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和剑桥学派思想史的辩论。一次下午茶时，他突然说：“约翰·波科克不懂中文，但仅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便抓住了儒家思想的核心，胜过许多平庸的汉学家，这种直觉是了不起的，可见通其语言不一定便能明其思想。”我将这话传给波科克和其他政治思想史家，他们也对周老的评价感到意外。
圣约翰学院塔楼窗前飞鸟
昨夜，圣约翰学院的“守门人”史蒂夫·波皮特先生来信，告诉我周绍明先生故去的消息。但现在想来，我与周老的学术研究近乎是毫无交集的。但在一片学术的“桃花源”里，仅是发乎求知之心，便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尽而意犹未尽。术业有专攻，“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但偶尔相逢，便一见如故，引为胜己。周老一生抱朴含真，也赤诚似火，他的为学正是他的为人。怀念周老，大约也是怀念这种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