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是英國漢學家、劍橋大學聖約翰院士，專攻宋明文化、社會、經濟史，著有《中國書籍的社會史》《東亞和歐洲的書籍世界》《華南新鄉村秩序的形成》二卷，編有《中國的國家與宮廷禮儀》。2022年10月30日（當地時間），周紹明先生去世。本文記錄了作者李漢松與周先生邂逅、相交、相知的些許雜憶。
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1945-2022）
我與周先生的斯文之交，是拜一次機械故障所賜。一個暮春時節的午後，我正在劍橋圖書館握珠奮筆，背後傳來一陣嗟歎之聲，回頭一瞧，一濃眉蒼髯老翁，一雙枯手猛搔銀發，正對着一台計算機無計可施。擡頭見我是個青年，老翁斷定我是懂得先進生産力的，便求我相助。我竟也胡亂摸索，歪打正着，修好了機器。這才曉得他是宋明史家周紹明。
周老其時鑽研徽商，我正好要去績溪，相談甚歡，直至閉館。此後，我們雖然不約時間，但常常相會于此。劍橋圖書館坐西朝東，北翼有茶屋一間，隔廊相望的南翼則是東亞書屋。每從二樓珍本室下來，我坐在這兒，一邊将适才所見所得整理成文，一邊等着與周老唠嗑。他談我的荷商、葡商，我談他的徽商、蘇商。他見我譯西夏文，便介紹我認識匈牙利裔敦煌學家、西夏學家高奕睿。高、周二先生不介意我是編外人士，帶我去泰餐廳蹭東亞系的肴馔盛宴。周老雖羁旅日本、僑居英倫，也曾客寓加州，但口音仍是倫敦腔，時有長島特色——“麥克德爾莫特”姓是中古愛爾蘭王朝的國姓，随着移民潮來到美東，又随着他的學術生涯跨海回潮。
劍橋圖書館東亞閱讀室
大街小巷之間，總是遇見健步齎書的周老。一日在克萊亞學院後院的紅稀小徑上狹路相逢，險些相撞。周老先聲明自己與政治系的林坤景有約，但很快便忘了這件事，與我大談治宋明法律史的心得，大抵是說政府律令不明、商人自行其是，是以直接史料匮乏的話，便有必要考察外地、外國訪客的論述以彌補之。我提醒他：“說得是不錯的，但林博士等急了！”他如夢初醒，落荒而去。傍晚，他又興沖沖地奔回圖書館拉我，說：“我在飯桌上大誇了你的海洋思想史研究，你和林必須認識認識！”
初訪周老宅邸絕非易事。我步行穿過塞爾文學院，在格蘭奇、坎普尼路口向西，走上一條約一百五十米的石子路。兩旁草木蔥茏，小徑盡頭高竹聳立，素雅清幽。但這些石子凹凸不平，棱角分明。我穿着薄底皮鞋，蝸行牛步、悠悠踟蹰，也腳闆作痛。這座房子叫作“格蘭奇花園别墅”，令我驚奇的是：這座宅子沒有門牌号，也不在任何一條劍橋市的街道上，是以也沒有郵編。
周老的夫人熙子是日本人，平日六七點鐘便睡下了。周老有時寫信給我，最後一行便是“她睡下了，是以我不能寫久了，怕出聲驚擾她。”師母英文不利落，也不通中文，但自然懂些漢字。初次見面時，她琢磨我的名字，猜是“寒松”。我說：“往氣候上猜便差了。漢松雖無‘旱松’之酷暑，亦無‘寒松’之清涼。” 周老笑道：“今天外面倒是酷暑，我們家的書齋可清涼麼？”我說：“尊府陳設頗具日式風格，且處一隐秘之所在，外也清涼、内也清涼！”周老忽從日文轉成中文道：“是個世外桃源！” 熙子不明是以：“什麼是‘世外桃源’？”我和周老哈哈大笑，磕磕絆絆地，日英摻雜地口譯了一遍《桃花源記》。
愛交友的周先生愛讀利瑪窦《交友論》，常向我展示此書，談論心得
周老與日本淵源頗深，一度執教于真子、佳子二公主曾經就讀的國際基督教大學。旅日期間，他與研究宋明商業史的日本漢學家，如斯波義信、柳田節子等人互相切磋。我問周老：“當年為什麼選擇去日本進修？”他說：“當年學不逢時，中國大陸不接受外籍留學生，是以有志漢學的歐美青年或赴台灣島，或旅日、韓。其時島内情況不佳，且很難進入故宮博物院。那麼日韓哩？我當時想：在曆史上，南韓好比中華文明的一個‘文化行省’，一直拘泥正統，而日本對中華文化的運用更具新意，是以便去了日本。”如此，世上便有了這樣一位學貫中日的學者。
周老和師母俱非英吉利人，但他們按照大英帝國習俗，準備了全套下午茶：伯爵紅茶、檸檬蛋糕，端來後院的小桌上。大抵是年紀大了，不勝操勞，他們的後院雜草叢生，邊角處甚至滋蔓過膝。但與法國園林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相比，英國花園的特色也在于一種“調神氣，入性靈”的自然而然。暢談至黃昏薄暮，英國的天黑得早，我漸漸瞧不清他堪比勞合·喬治和克萊蒙梭的那雙白眉了。離開時已是月明露冷。我念及來時尋“桃花源别墅”的辛苦，既出，“便扶向路，處處志之”，所幸下次“尋向所志”，複得其路，如願再度問津。
周老的桃花源是個談天說地的清淨之鄉。茶無窮盡，話無窮盡。小小茶壺裡有包羅萬象的話題，真像水伯那容得下四海五湖、八河四渎的“白玉盂兒”。他搬出最新的書稿，請我置評。我最有感于徽商與地方官的周旋。宋元明清的商人團體：徽商和客商、總商和散商、會館和公所，大多韬光養晦，自行其是，遠不如近代早期的歐洲行會高調張揚。除了士紳與商賈，還有遊俠和镖局、武館和當鋪、淤手和無賴、綱頭和服差、官牙和私牙、會票和行錢、把頭和祭酒、和買或招侮、“五通”和“天妃”……周老穿針引線，将這些形形色色的人與物織入一幅栩栩如生的江湖全景圖，涵蓋了帝國商貿的水文地理，延伸到每一個犄角旮旯。我欣賞他治史“兩手抓”：既宏觀叙事又明察秋毫，既“長時段”，也“微觀史”。
“格蘭奇花園别墅”後院一隅
蟬鳴鳥語、竹聲蕭蕭之間，我們再談到各朝的航運政策、水利工程、行政區劃。周老認為除考量糧稅、軍需和人事運輸之外，宋明兩朝并未大舉治水。譬如，政府很晚才開始巡視長江中遊，近乎從未管控上遊。他更多關注的是由下至上的地方“水觀”。水運存在各種危險，如青弋江、新安江、昌江之險惡，再如海盜之猖獗——自古以來，“海盜”多是沿海之盜，而長江沿岸的“江盜”也是同樣的性質。出了問題，便要解決，這是一種曆史人類學的思維：習俗、規範、乃至法律，其最初的語境無非是一次次的“解決問題”。官府和商旅如何應對“江盜”？可惜，留下的史料太過貧瘠了。我想，他雖然不治思想史，但許多洞見極富思想史意義。譬如，“水”這一空間觀念是多層次、多範圍、多形态的。一些我們想當然以為屬于海洋的範疇，或許早已存在于中國文化對内陸江河的反思了。他這一說法，我至今常常想起。
周老博聞強記，遍遊寰宇，絕不拘泥于宋元明清的經濟生活史。他坐鎮聖約翰，參與鑒定了有數學家詹姆斯·茵曼簽名的《弦笛琵琶譜》。作為一位“跨大西洋公民”，周老略知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和劍橋學派思想史的辯論。一次下午茶時，他突然說：“約翰·波科克不懂中文，但僅憑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便抓住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勝過許多平庸的漢學家，這種直覺是了不起的，可見通其語言不一定便能明其思想。”我将這話傳給波科克和其他政治思想史家，他們也對周老的評價感到意外。
聖約翰學院大廈窗前飛鳥
昨夜，聖約翰學院的“守門人”史蒂夫·波皮特先生來信，告訴我周紹明先生故去的消息。但現在想來，我與周老的學術研究近乎是毫無交集的。但在一片學術的“桃花源”裡，僅是發乎求知之心，便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盡而意猶未盡。術業有專攻，“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但偶爾相逢，便一見如故，引為勝己。周老一生抱樸含真，也赤誠似火，他的為學正是他的為人。懷念周老，大約也是懷念這種純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