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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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而忠义也 忠义而《水浒》也
--《水浒》主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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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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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古典小说。但是，对于这部作品的一些重要问题，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甚至“它究竟是应当肯定的古典名作，还是应当批判的反面教材”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彻底解决。就是肯定《水浒》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的人们，肯定的程度和肯定的角度也很不相同。在这些分歧意见中，最根本的分歧，是在作品主题和总的倾向的看法上。主题思想的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对作品作出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本文试图就《水浒》的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一点粗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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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浒》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部充满着矛盾的作品。作者一方面歌颂梁山泊的英雄好汉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又极力颂扬宋江的招安主义；一方面赞扬梁山的聚义，另一方面又大肆诬蔑方腊起义；一方面把高俅写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另一方面又让宋江对他"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一方面对端王不无微词，另一方面又颂扬道君皇帝"至圣至明"；一方面写武松最早提出招安问题，另一方面又写他坚决反对招安；一方面写李逵抗旨骂钦差，反性十足，另一方面又写他死心塌地跟宋江走到底，奴性可掬……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在全书中俯拾皆是。应该怎样看待《水浒》中的这些矛盾现象呢？人们发表了许多意见，都希望能够自圆其说。但恕我直言，真正有说服力的论点还不多。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抓住《水浒》全书的主题思想或总的倾向。鲁迅先生在评论人们对《红楼梦》的看法分歧时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水浒》的研究也有类似情形。而主要分歧是在《水浒》主题上。当前，对《水浒》主题的看法很多，其中主要有：《水浒》是歌颂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的史诗；《水浒》是为市井细民写心；《水浒》是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歌颂忠义反对奸邪；还有一种"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的观点，则对金本和其他版本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但就主题而言，则没有超出上述第一种和第三种的范围。这许许多多的看法，究竟哪一种比较正确？我们只需看看哪一种说法能圆满地解释上述《水浒》中"自相矛盾"的现象，哪一种说法真正符合《水浒》的实际就可以确定了。
先看"农民起义史诗"说。坚持《水浒》主题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同志，在他们面前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既然《水浒》是歌颂农民起义的，为什么对同是农民起义的方腊义军却要斩尽杀绝而后快呢？对同是农民起义领袖的方腊却要"凌迟处死，剐了三日示众"才解恨呢？既然是农民起义，为什么只字不提农民的根本问题，如强烈的土地要求和反经济剥削的问题。有些同志企图用作者世界观的矛盾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世界观的矛盾决不会导致情节上的自相矛盾。所以，"农民起义史诗"说虽然坚持者不少，但我们认为是没有说服力的。
另一种较新的见解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坚持这一观点的同志以为这种提法"确确实实符合《水浒》本身的实际情况，并能从根本上概括出《水浒》的精神实质……"(《水浒新议》第43页）。但它是同样经不起人们反驳的：在资本主义萌芽尚未产生的北宋末年，"市井细民"竟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军事实力，这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的明代中叶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书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观、伦理观和道德观很难说是代表市民阶层的。试拿《水浒》表现的妇女观为例，它对"奸夫"、"淫妇"斩尽杀绝的坚决态度，对"好色"者的深恶痛绝，同《三言》、《二拍》中的对"好色"以及对人的其他自然要求的肯定，不啻是天壤之别。潘金莲的错误与王三巧儿（《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错误性质是一致的，情形是相似的，但是作者对他们的处置却截然不同。我们举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水浒》作者决不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他同市民阶层的世界观是迥然异趣的。
张国光先生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为研究《水浒》打开新局面立下了功劳。张先生觉察到了《水浒》中的上述矛盾现象，力图加以解释，这对《水浒》主题的探索，有着重要意义。但其主要观点的实质是"农民起义史诗"说和"投降主义反面教材"说的综合。这种观点一方面肯定"金本""歌颂了农民的起义斗争"，一方面又肯定《忠义水浒全传》"实际上它是把投降主义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描写了投降的全过程的本子"（张国光《＜水浒＞与金圣叹研究》第173页）。但是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金本与《全传》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所以这种说法仍然无法解决《水浒》中的上述矛盾现象。
"投降主义"说，由于它曾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来达到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它仍然有其合理的内核。人们批评了它对《水浒》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并没有能彻底否定这种观点，张国光先生不得不承认《水浒全传》"把投降主义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投降主义"说的理论支柱是"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水浒》实际的。不管是《全传》还是"金本"，都是如此。但是这个正确的观点不能导致"投降主义"的结论。既然宋、高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从阶级立场来说就不存在谁投降谁的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投降主义"，是指对民族和阶级的背叛。对宋江来说，不存在民族投降主义，如果说是阶级投降主义，岂不是向农民阶级投降吗？所以"投降主义"说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
"忠义"说接触到了《水浒》主题的实质，现在学术界持此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人们往往强调了义和忠的矛盾，认为"在宋江身上，忠于宋王朝的'忠'和农民起义的'义'始终是矛盾的"(《水浒争鸣》第一辑第107页）。而看不到"忠义"在《水浒》中自始至终是统一的，在宋江身上自始至终也是统一的。所以我们认为《水浒》主题就是宣扬忠义、颂扬忠义，但对目前一些坚持"忠义"说的同志的意见却有不敢苟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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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水浒》的主题思想呢？文艺作品的"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的，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可是它蓄积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它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从高尔基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主题是生活暗示给作者的一种思想，它是作者从生活素材中得到启示而形成的。二、主题是通过形象来体现的，而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的形象来体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致斐．拉萨尔》)。恩格斯还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致敏·考茨基》）这就告诉我们，作家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倾向"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而大陆的古典小说包括《水浒》在内，作者的倾向往往用诗词赞语，"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的主题应当主要地体现在《水浒》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之中。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作者外加的诗词中窥见到。那种完全否定《水浒》诗词反映了作者倾向的观点，同完全根据诗词来分析《水浒》主题的观点一样，也是片面的。
《水浒》材料的来源十分复杂，但主要材料的来源不是历史而是民间传说、话本小说和戏曲。从这些材料到《水浒传》，这中间有质的差别，是经过了作者的再创造。但是这些材料本身所含的思想，对于形成作品的主题思想，无疑是有影响的。
宋江事见于《宋史》:"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徽宗纪》）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宋江称"盗"不称"贼"。《左传》以为"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即打家劫舍的人。而"毁则为贼"，指败坏法度，犯上作乱的人。可见宋代的统治者并没有把宋江看成是农民起义领袖，他被当成大"盗"，并且终被"招降"，回到了统治者的怀抱。在这个原始材料中，宋江的形象就寓有"始为剧盗，终于忠义"的意味，无疑给了《水浒》作者以启迪。
大约宋江被招降以后，他原来为"盗"时的故事，被当作"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关于宋江"奇闻异说"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大约要算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宋江事见于街头巷语，不足采著"，就是说他的事迹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然而为什么名画家李嵩辈却要为之写真，"士大夫亦不见黜"，而龚开这位封建文人不但"少壮时慕其人，欲存之画赞"，而且终于写了《宋江三十六人赞》呢？可见在李嵩、龚开以及士大夫心目中的宋江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贼"（农民起义领袖）。龚开觉得宋江的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移，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龚开不写方腊赞，而写宋江赞，是因为宋江有他认为可赞的地方："立号既不僭移，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联想起《水浒》作者对方腊的描写，说他"占据州郡，擅改年号"，并表示十分不满。可见封建文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态度是何等鲜明！所以龚开认为"与其逢圣公（方腊）之徒，孰若与江也"。《水浒》的作者，歌颂宋江而攻击方腊，与龚开完全是同一立场。龚开对宋江、关胜、孙立、张顺、史进、花荣、索超、杨雄等人的赞语中已明显表达了"忠义"的思想。"尉迟壮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国功可成。"对孙立的赞语，表达了龚开对宋江们的愿望，希望他们去掉为"盗"之"病"，而为国立功。这就是他写赞语的意图，即存"诗人忠厚之心"。《水浒》作者显然读过《宋江三十六赞》，并且在酝酿《水浒》主题时从中得到了启迪。
《大宋宣和遗事》是《水浒》作者创作《水浒》时所依据的重要素材。《水浒》的基本情节，都是从这部书中提炼拓展而成的，《水浒》主要人物的姓名，这部书都给提供了。作者在确立《水浒》的基本主题和总的倾向时，显然也从这部书中得到了启示。在《大宋宣和遗事·元集》中对方腊的描写，同《水浒》对方腊的描写是一致的，作者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元集》中说方腊"僭号",改元永乐，并且借麴嗣复、詹良臣之口，骂方腊为"妖贼"，说他"猖獗至此，旦暮官军至，尔肉馁狗鼠矣！"《水浒》则说："方腊作耗，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年建号，如此作反，自霸称尊。"可见像方腊这种"僭号"、"称尊"的人，《遗事》和《水浒》的作者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不合忠义的宗旨。对宋江一伙，《遗事》的作者则竭力颂扬。首先，对孙立、李进义（《水浒传》作卢俊义）等十二人抢救杨志，肯定是"义"的行为，杨志因等候孙立，犯了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不救是不义的。其次写劫取生辰纲，《遗事》的作者也是肯定的，方腊因花石纲造反，作者予以否定；晃盖因生辰纲造反，作者予以肯定。这中间的道理，是因为花石纲是皇帝特命收采，而生辰纲是奸臣的不义之财；前者反朝廷，不忠，后者反奸臣，忠。最后，《遗事》作者借九天玄女娘娘授予的天书，指明梁山泊聚义的实质﹣-"广行忠义，殄灭奸邪"。而《水浒》作者的基本立场同《遗事》作者的基本立场完全是一致的。《宣和遗事》用忠义这根红线贯串全书，是因为宋末"中原之境土未复，君父之大仇未报，国家之耻不能雪，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贼臣之肉而寝其皮也！"正如鲁迅所指出这是"南宋时桧党失势后士论之常套也"。《水浒》作者当然脱离不了这个"常套"，把忠义的主题，接过来移置于《水浒》之中，这就非常自然了。
《水浒》作者显然还从宋元戏剧中吸收了一些材料。现存宋元水浒剧目三十七种，保存下来的剧本则有六种元人杂剧。其中如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的情节，已被《水浒》作者略加改动收入了《水浒》之中。其他五种杂剧的情节，《水浒传》未加采用，人物性格与《水浒传》亦有差异。但我们应当看到，这六种杂剧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鲁迅所指出的"但于宋江之仁义长厚无异词",都是通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英雄来表现"忠义"这个主题的。《争报恩三虎下山》强调"梁山泊上多忠义"，宋江"只杀滥官污吏"。《同乐院燕青博鱼》则明确指出："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帮源洞量的方腊。"二者的区别，显然在于"忠义"之与否。这种思想，我们在《水浒》中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水浒》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不仅采用了宋元水浒戏中的一些情节，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它们的基本主题。
《水浒》的素材还有许多没有发现。人们推断在《水浒》成书前有许多单篇的水浒故事，但是目前见诸文字记录的却主要是上述几种。这些材料都不难找到。作为《水浒》的作者是应该看到了的并且肯定接受了它们的影响，它们在形成《水浒》主题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至于那些已经失传了的所谓"民间传说"、"单篇故事"，因无材料可证，其思想内容如何，无法确定。但我们从上述材料中已经看出，从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到《大宋宣和遗事》、元杂剧的"水浒戏"，有一条思想的红线贯串其中，那就是"忠义"二字。有人认为这是"龚开的思想感情影响了元人，也影响到《水浒》的作者"(《水浒争鸣》第一辑第116页）。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龚开的思想也不一定就是他个人的思想，很可能"士大夫亦不见黜"的"街谈巷语"（即所谓民间传说）中已经包含了"忠义"思想在内。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积弱积贫的南宋和黑暗暴虐的元代，希望有救国抗暴的忠臣义士的、痛恨误国奸臣鱼肉人民的恶霸的，难道只有封建文人或封建统治者吗？所以《水浒》的作者接受这一思想并且把它融化在自己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之中，是十分自然的。有人说"从单篇的水浒故事到定型的《水浒》，有一个质的变化"(《水浒争鸣》第85页），并且充分肯定所谓单篇故事的思想内容是如何革命，而定型《水浒》"为了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对其思想内容是作了"破坏性改变"。这种根据已经失传了的东西凭空作出的结论，很难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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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浒》主题其实是十分明确的，作者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才可探讨清楚，那就是"忠义"二字。歌颂忠义，反对奸佞，这就是作者赋予《水浒》的中心思想和基本倾向。这一点几乎是明清以来的学者的共同意见。这种意见后来被一概斥之为封建文人对《水浒》的歪曲，这显然不是事实求是的态度。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水浒》书目的记录是明高儒的《百川书志》，书名就叫《忠义水浒传》。郭勋刻本、袁无涯刻本、英雄谱本，这些明代的刻本也都题名《忠义水浒传》或《忠义水浒传全书》。前不久在上海发现的《水浒》残页，书名干脆就叫《京本忠义传》，连"水浒"二字也省略了，可见忠义二字与《水浒》有着多么深厚的不解之缘。现在我们难以知道究竟何本为原本，但我们认为原本的题目可能就是《忠义水浒传》，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忠义"二字既被定为《水浒》的书名，则《水浒》的主题可想而知，明清以来《水浒》的读者和研究者，也都是肯定这一点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关于《水浒》的论文是署名天都外臣的汪廷讷的一篇序言。这篇序言认为宋江一班人"不过以小罪犯有司，有庸吏所迫，无以自明","蒿目君侧之奸，拊庸以愤"。这里说的是他们"忠"。序言又说："遂啸聚山林，凭陵郡邑。虽掠金帛，而不虏子女。唯剪婪墨，而不戕善良。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这里说的是水浒英雄的"义"。只要对照一下《水浒》的内容，就知道序言的作者是说得不错的。
这篇序言之后，又有余象斗的《题＜水浒传＞叙》，他是第一个明确指出《水浒》主题是忠义的人。他说宋江等人"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李贽则指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他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我们且不说征方腊与"南渡苟安"有什么联系，但李贽已经在《水浒》情节的分析中看到了《水浒》忠义的主题。不仅如此，他还从《水浒》的主人公形象中看到了这个主题。他说："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这不是臆断之词，而是对宋江形象分析的结果。袁无涯把李贽的意见概括成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而杨定见则认为"非卓老（李贽）不能发《水浒》之精神，非无涯不能发卓老之精神"。他们的见解是多么一致。虽然首先发《水浒》精神者并不是李贽，但李贽评点过《水浒》，并且写过那篇著名的序文，使《水浒》的主题为更多的读者所理解。例如明代五湖老人说："兹余于《水浒》一编，而深赏其血性。总血性有忠义名，而其传亦足不朽。"(《＜忠义水浒传＞序》）明大涤余人以为《水浒》"其人忠义也","其言忠义也"(《刻＜忠义水浒传＞缘起》)。明杨明琅认为："公明主盟结义，专图报国"，说的也是忠义。
这个被明代人说得明明白白的《水浒》主题，到了明末清初似乎发生了疑问，首先否定《水浒》忠义主题的是金圣叹。他说：
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已，则贤圣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心有怼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抄书，是因为金圣叹的这一段论述影响极大，而其实是近乎瞎说，因他立论的根据不合《水浒》的实际。纵观《水浒》全书，包括金圣叹自己批改的《第五才子书》("惊噩梦"除外），无法看出作者对于宋江的"恶之至，迸之至"，甚至"不与同中国"，相反，全书对宋江是歌颂备至的。其实，金圣叹也看出了《水浒》的主题是忠义。只是觉得这些"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扑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的梁山好汉，怎么能称之为忠义呢！如果"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同上）他还在第七十回的批语中说得更明白："后世乃复削去此节（指"惊噩梦")，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很明显，金圣叹是懂得《水浒》一书的主题是写忠义的。只是"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胡适《＜水浒传＞考证》)。他的观点同俞仲华是一致的："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就是说，他俩都看出了《水浒》的主题是忠义。都想改变这个主题，于是乎金氏对它加以批改。俞氏则接着金氏改写的"惊噩梦"，写成了反《水浒》的《荡寇志》。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俞仲华《《水浒全传》前言》)。
自金圣叹后，对《水浒》主题的研究，不断出现新说。清人刘子壮在《《宋元春秋＞序》中，提出《水浒》是为了批评王安石变法乱国的观点："王安石以财困天下，童、蔡相缘，肥家瘠国，沟壑内愦，强邻外啮，卒成有元"；而"施、罗二公，身居人国，不敢直言，而托之往代，不忍直言讨童、蔡四贼，而托之河北、江南，盖亦犹春秋之义云尔"。这种完全不根据作品实际的主观臆断，当然没有人相信的。但说明人们已经企图在"忠义"之外去探索《水浒》的主题了。
1920年胡适发表《＜水浒传＞考证》，提出七十回《水浒》是"一部纯粹反政府的书"。1923年许天啸在《＜水浒传》新序》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权"说。他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再进一步说，这个'索回人权'四字，是千古不磨的民意；这部《水浒传》也是千古不磨的人民宣言书……胜过卢骚《民约论》。"这是《水浒》主题研究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水浒》主题由忠义说转入了农民起义史诗说了。1933年梅寄鹤正式提出《水浒》是"富有平民革命色彩的伟大文学","是一部鼓吹平民革命的文学小说"(《一百二十回古本水浒序》)。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七十一回本《水浒》的《关于本书的版本》中说："金圣叹的思想本来是很反动的，他是从地主阶级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来删改《水浒》的，这样他就删去了原本七十一回以后部分，又伪造了卢俊义的一个噩梦。"这里提出："地主阶级反对农民起义"的说法，事实上是把金本以外的《水浒》当作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来理解了，只是没有正面提出这个口号，在给宋江加头衔时，不是加的"农民起义领袖"，而是加上"梁山英雄的领袖"这个含混的称号。1953年该社编辑部在《水浒》的《出版说明》中重申了这个观点。1960年3月，李希凡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之请，写了一篇长篇论文《谈谈＜水浒全传》的思想、情节和人物》，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正式提出了《水浒》是"农民起义史诗"的说法。文章说："这本反映中国农民伟大斗争的史诗。不仅一直生活在民间，鼓舞人民斗争意志，而且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禁毁的罗网，保存下来了。"但是在行文的过程中，作者又用了"人民大起义"这样的词语，似乎对农民起义史诗说作了修正。从此"农民起义史诗"说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存在于《水浒》研究领域里。1962年中国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采用了"农民起义史诗"说，它说："《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而宋江则被认为是"写得成功"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1964年出版的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沿用了这一观点，称"《水浒传》是一部著名的描写农民革命的长篇小说"，并说它"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对历来为封建统治者所污蔑、攻击的起义英雄作了生动的描绘"。虽未直接点明"农民起义史诗"，但观点完全一致。由于这两部文学史被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在社会上、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于是"农民起义史诗"成了《水浒》研究中一种几乎不容置疑的观点而存在着。直到1975年"评水浒"运动中，这种观点才被《水浒》"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宣传'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的观点所代替。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水浒》研究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对《水浒》主题才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但是其中许多观点仍然无法解释《水浒》思想内容、人物、情节等方面的矛盾现象。如果我们从"忠义"思想方面去理解的话，许多看来十分矛盾的问题，诸如宋江的形象问题、征方腊问题，更可迎刃而解。"农民起义史诗"说无法解释这些矛盾现象，无法自圆其说，为什么却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水浒》研究领域里占统治地位呢？原因是复杂的，政治的考量则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在论述中国革命的性质时，甚至说中国的革命战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有些论者，有意让《水浒》去印证毛的论述，因而不去正视《水浒》中的很明显的矛盾现象，例如农民起义军打农民起义军的描写，生怕贬低《水浒》的思想价值，就任意加以拔高，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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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作品的主题思想，作家的思想倾向主要是通过其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来体现的。宋江无疑是《水浒》的主人公。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宋江这个形象，就不难看出《水浒》主题确是歌颂忠义，确是通过宋江起义的故事来赞扬忠臣义士。有些同志明明知道作者对宋江的态度不大符合他们评论《水浒》的基本观点，就回避宋江，否定宋江，甚至说《水浒》的价值不在于宋江，这正如说《红楼梦》的价值不在于贾宝玉、林黛玉一样，是没有说服力的。有的同志认为宋江不是作者歌颂的对象，而是批判的对象，是作者借来反对投降主义的；有的则认为宋江是一个有缺点的农民领袖，他具有农民领袖的一切素质。这些评价，都脱离了《水浒》的实际，同样是没有说服力的。
宋江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纵观《水浒》全书，他既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也不是市民阶级的代表，而是地主阶级的忠臣义士的形象，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品质和素质，以及以"忠义"为主要标志的地主阶级的最高的道德规范。
宋江的一生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梁山之前，第二阶段是上山之后到招安之前，从征辽、征方腊到他被害是第三个阶段。有人说这是他的不愿革命、走向革命、叛变革命的三部曲（见《水浒争鸣》第一辑第66页）。其实，在宋江身上根本不存在革命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叛变革命的问题。革命的起码要求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宋江什么时候干过这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暴力行为都可以叫做革命的。《水浒》所描写的宋江们的暴力行为，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一场特殊的斗争，而决不是什么革命。有人说宋江性格既有双重性、分裂性的一面，也有统一性的一面（同上）。其实宋江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宋江的性格始终是统一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艺术形象。我们说他的思想具有一贯性，是说他把忠义作为行为的准则贯穿在他自己一生的行事之中。我们说他的性格是统一的，是说宋江的性格在发展过程中，忠和义并没有什么矛盾。二者是和谐地统一在他的性格之中的。
宋江在他的人生旅途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以义士的形象出现的，他出场是在第十八回。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郓城县的押司，作者却是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的：
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称孝义黑三郎。……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的好汉。但有人来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这是作者给我们勾勒出来的义士和孝子的大致轮廓。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很难说不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就是这种"于家大孝"、"周人之急"的人物。强调孝义，是为后来的忠张本，因为孝是忠的基础，封建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维持住家庭的"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才能维持住社会的"君君臣臣"的秩序。而义是一种内涵很不固定的道德规范，人们可以利用它来达到各自的目的。在《水浒》中宋江的"义"以"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为内容，使之成为团结各方义士、各种武装集团的纽带，依靠它让大伙暂时"啸聚山林"以达到最后"瞻依廊庙"的目的。"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第五十五回上的这首诗，把忠和义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白。忠以孝为基础，义以忠为目的，这不仅是宋江性格发展的逻辑依据，也是全书结构的依据。因此，宋江性格发展的第一阶段中虽然以孝义（主要是义）为主，但孝义之中有忠。
宋江的第一个行动是私放晁盖。有人说宋江这一行为"突破了义士气质的框框，使义士气质同反抗性开始结合起来，形成宋江性格中占主要地位的本质特征"(《水浒争鸣》第一辑第152页），这种论断显然不符合宋江形象的实际。私放晁盖的确不只是义气所使（自然义仍然是主导思想），的确也有反抗的因素，但宋江反抗的并不是朝廷，而是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从本质上说，不是反抗封建统治，而是维护封建统治。梁中书是臭名远扬的大贪官，先一年就曾给他丈人蔡京送十万贯金珠宝贝，被打劫了，作为押司的宋江当然会有所闻的。这一次的十万贯生辰纲被晁盖们劫走，宋江从内心里是肯定晁的行动的。因为这与他的打击贪官，维护王朝清明政治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但是这种肯定是有分寸的，正如作者在第十八回的题诗中所说：
义重轻他不义财，奉天法网有时开。
剥民官府过于贼，应为知交放贼来。
他放"贼"，是因为贪官比"贼"还厉害。在宋江看来，晁盖们对王朝统治的威胁远不如梁中书们的威胁大，所以他的放走晃盖，正是对以梁中书为代表的"剥民官府"的一次挑战，从而使他进入了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矛盾的漩涡﹣﹣忠义与奸邪的斗争之中。但宋江对晁盖的同情与支持，也只在忠奸斗争的限度之内，一超过这个限度，宋江就不能容忍了。当刘唐奉命来酬谢宋江时，宋不敢受礼，固然是施恩而不图报的义气，但也是怕受牵连。因为他不同意显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干出这种公开反抗朝廷的"灭九族的勾当"。但在放晁盖的行动中，我们也看到了宋江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看出了他的义其实是以忠为前提的。
又有人说宋江"杀阎婆惜是他反抗的开端"（见科学院文研所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册）。如前所述，如果说是反抗贪官奸佞，那么这种反抗在放晁盖时已经开始了；如果说是反抗朝廷，反抗皇帝，则宋江并无此种"开端"。"杀惜"只是他生活道路的转折点﹣﹣从此他由合法的良吏，变成了非法的逃犯，从而使之在尽忠于宋王朝的过程中走着一条十分曲折而坎坷的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进一步突出了他性格主导方面的忠义。如果宋江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真是一个敢于反抗的革命者，那么他在亡命途中首先想到的应当是梁山。他是晁盖的心腹兄弟，又是晁盖的救命恩人，而梁山泊又是最安全的地方；然而他不满晁盖们的"直如此大弄"，他性格中没有要干那种"灭九族的勾当"的因素。他同赵宋王朝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所以他选择的不是梁山泊，而是并不十分安全的柴家庄、孔家庄和清风寨。投靠柴进、孔家兄弟、花荣等人，比投靠"强盗"不仅名声好得多，而且给自己留下了一条退路﹣-"天可怜见，若遇恩大赦，那时回来，父子相见"。对于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来说，只要有一线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是不会放松这种努力的。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才会用非法的手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后来在孔家庄他遇上了另一个亡命者武松，武松犯罪的性质比宋江要严重得多。他杀了许多人，而且杀的是朝廷命官。而宋江杀的不过是一个妓女而已。所以武松无法再走合法的道路（如果有一线希望，他也会走下去的，这一点他与宋江是一致的），只好投二龙山落草。但落草是为了招安，他对宋江提出："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再来拜访哥哥未迟。"武松的政治理想，就是宋江的政治理想，他非常欣赏武松的思想，赞许他说："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并且，他为武松描绘了一幅政治上的远景规划图：
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这些话，绝对不是随便应酬的话，也不是金圣叹所说的“全是一片权诈”，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不得不走上非法道路的忠臣义士，指出重新走向合法道路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他给武松指出的方向，竟然就是他所领导的梁山泊义军的方向，梁山泊就是按照宋江所设计的这个政治方案行事的。但是这个忠心不负朝廷的人，不是万不得已是连这样的方案也不愿去实施的。所以他处处委曲求全，到清风山，劝王矮虎放了刘高的妻子，又劝花荣与刘高和好。但是奸佞刘高之流仍然不放过他，最后到了要他性命时，他才不得不带领燕顺、花荣一伙人去投奔梁山。但是一见石勇带来的假信，他便撇下大伙，竟然"飞也似的独自去了"。这不是什么义同孝发生了矛盾，就以义服从于孝，而是因为宋江根本就不想上梁山。现在有了摆脱的机会，当然是求之不得的。这里不是什么从量的方面积聚性格突破的条件，而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押司，他明知此次回去是要吃官司的，但他觉得吃官司比干那"灭九族的勾当"要好，宁肯当囚徒也不愿做叛逆者。在赴江州途中，晁盖派人把他劫上梁山时，他的每一言论，每个行动，都离不开地主阶级忠臣义士的轨道。甚至当着晁盖的面说，入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这简直是咒骂梁山泊起义英雄了。什么义气不义气，一旦妨害了他成为忠臣，就舍义而取忠了。
有人说"浔阳楼题反诗，是宋江向整个黑暗社会发出的反抗宣言"(《水浒争鸣》第一辑第154页）。这种分析和黄文炳的分析是一致的，只是用语不同。黄说："这厮无理，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而《水浒》作者是否定黄文炳的分析并为宋江辩护的。作者根本没有要让宋江赛过黄巢之意，这不仅从《水浒》全书的描写可以清楚地看出，就是在描写题"反诗"的前后的情景中也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宋江在什么情况下题的"反诗"呢？这一天，宋江病后去找戴宗、李逵不遇，找张顺又未进城，于是"独自一人闷闷不已"来到浔阳楼。刚入楼时，宋江心情是好的，兴致是高的，对江南风景、美酒佳肴十分欣赏，甚至对自己能够因为犯罪到此而感到庆幸，丝毫没有反叛情绪。直到"独自一个，一杯两盏，倚阑畅饮，不觉沉醉"时，才猛然蓦上心来，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我们仔细品味作者的这一段描写，基调是伤感的，低沉的，与"敢笑黄巢不丈夫"的诗句的内容和情调十分不协调。但是作者反复强调这是在沉醉时，不胜酒力的情况下写的。如果真是什么"宣言"，那么，作为一个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押司，难道不知道在浔阳楼如此公开发表此种诗词的危险性吗？事实上，宋江自己就不承认这是什么反抗宣言，他被逼大闹无为军之后，在穆弘庄上杀了黄文炳，跪在地上，非常严肃地发表的上山"演说"中，就明确指出浔阳楼题诗是"一时间酒后狂言"，大闹无为州，是"犯了大罪"，这才"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其实所谓反诗只不过是对自己命运的感叹和不幸遭遇的激愤之词。自从放走晁盖，被卷入到了忠奸斗争的漩涡，他在流亡的过程中不断受到一伙"脏滥奸恶之人"的迫害和排挤，黄文炳、蔡九知府之流就是典型。正如作者感叹的"文炳趋炎巧计乖，却将忠义共挤排"。事实上，挤排忠义的远不止一个黄文炳。在这种情况下，宋江才深深感到社会政治的窳败，到处是奸臣专权，贤良受害，如不改变这种局面，国家的命运将葬送在他们手里，而自己也将永远无出头之日。梁中书、刘高、蔡九知府、黄文炳之徒，以及他们的上司高、蔡、童、杨之流，正是妨害他成就功名的政治势力。通过正常的合法的渠道同这股黑暗势力作斗争的企图已不可能实现时，他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对付他们的策略。浔阳楼的"反诗"就是这种政治企图的表白。"血染浔阳江口"决不是反封建、反朝廷的宣言，只不过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非法的暴力手段打击贪官污吏、奸邪势力的"声明"；而"敢笑黄巢不丈夫"，决不是黄巢式的反抗的开始，决不是对农民革命的向往和追求，而是对"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一远景的酝酿和憧憬。
综上所述，宋江在他的人生旅途的第一阶段，所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最后终于走上了梁山。他上梁山是不得已的事，正如宋江自己所分析的："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同时也是他政治上不断成熟的表现。他这时已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对付这班脏滥奸恶之人，而上梁山就是可供选择的惟一的方案了。因此，宋江上梁山，并不意味着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背叛，而只是选择了为自己的阶级服务的另一种方式，走上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另一条道路。"忠为君主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就是他的全部目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就是为实现这个目的而走的一条特殊的道路，而在当时来说，这是一条很合时宜的道路。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作为忠臣义士，上山以后，他便以打击贪官污吏作为斗争形式，以接纳天下豪杰作为加强斗争力量的手段，以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作为根本目的。
宋江性格发展第二个阶段，是从上梁山以后一直到受招安。在这一阶段中，宋江已由第一阶段的义士形象逐渐向忠臣形象发展，虽然他还只是一个"草莽之臣"，但他对巩固赵宋王朝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在朝的忠臣所无法比拟的。他是算得上范仲淹所赞颂的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仁人"了。用李贽的话说就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
宋江上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梁山泊起义军制定了一条"替天行道"的政治路线。这是决定这支武装力量的政治性质的关键，决不可等闲视之。而确立这条政治路线的象征性措施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一字之改，性质迥异。所谓"替天行道"，持论者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对它的理解要以《水浒》的全部内容为依据，以《水浒》作者对它的解释为依据，不应当为了适应自己的观点而任意加以诠释。"替天行道"是九天玄女娘娘的"法旨"，九天玄女娘娘在授天书时指示宋江："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联系《水浒》的内容，不难看出这就是全书的纲领。金圣叹为曲解《水浒》，骂倒宋江，故意说"不是一部提纲"。其实正说明他已看出这是《水浒》的"提纲"，只是他不理解，"杀人放火"的"强盗"怎么能与"忠义"联系起来。其实天，就是天子，道，就是儒家所宣扬的王道。天子被奸邪蒙蔽了，不能行王道，娘娘要宋江替他去行。但是有个原则，就是"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为主"者，为山寨之主也。既为山寨之主，又要全仗忠义，岂不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在宋江身上却和谐地统一起来了。因为他为山寨为主，正是为了效忠赵宋王朝，这是替天行道的主要方面。他上山后的一切活动，都是按招安这一纲领进行的。在上山后到招安前，先后攻打了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府、华州府、曾头市、大名府、东昌府、东平府，所到之处，惩处的是赃官污吏，保护的是良民百姓，攻下一处就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而百姓也就"箪食壶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次胜利地攻下一线城池之后，总是迅速撤回，使朝廷派遣新官来统治，而不是梁山派人去接替。因为如果像方腊一样，抢占州郡，那就不是"全仗忠义"，那就不是"替天行道"了。金圣叹不理解这一点，不断地将宋将咒骂；俞万春不理解这一点，决心把宋江们斩尽杀绝，殊不知，他在《荡寇志》中的陈希真只不过是《水浒》中宋江的影子，而他笔下的宋江，也只是《水浒》中方腊的影子罢了。
经过一系列的武装行动之后，梁山的实力不断加强，将领增至一百零八人，而大小喽啰以万计。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如何引导他们走上"替天行道"的轨道，是宋江焦虑的大问题。因为"杀人放火"积聚力量的目的，是为了"受招安"。所以，他不仅在每招降一将时，不错过时机地把"争取招安，为国出力"的话头，不厌其烦地重复一遍，将"替天行道"的思想灌输给每一个降将，而且利用菊花会赋诗的机会，公开地、正式地提出"招安"的口号，以统一思想，把这支非法的武装引入到合法的道路上，实现九天玄女娘娘"改邪归正"的法旨，达到"辅国安民"的目的：
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衷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招早招安，心方足。
这里不仅是宋江忠于朝廷的忠肝义胆的真实表露，而且是他下一阶段的行动纲领。有些论者以为"公开提出招安问题，是宋江性格结构发生转化的重要标志"(《水浒争鸣》第一辑第157页），其实宋江性格并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转化"，作为地主阶级的忠臣义士，他的这种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是沿着既定的轨道向前发展的。
菊花会上虽然有李逵、武松、鲁达诸人对招安提出过异议，但并不像有些同志所说，发生过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作者的笔下，李逵等人的意见是当作错误的东西来陪衬宋江的正确主张的。事实上，对李逵的惩罚并没有引起不满，连李逵自己也认错了。武松是最早提出招安的人，此时的反招安，也不过是作者故作曲笔。在作者心目中，一百零八人都是忠臣义士，只是他们中一些人一时间还未明白"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的道理。一旦明白了，也就同意招安，连李逵也亲自陪宋江上东京去打通李师师的关节了。最后一百零八人，"全伙受招安"，无一例外，有的虽有怨言，但这些怨言主要不是针对招安，而是针对招安后的待遇不公，针对奸佞专权而发的，仍不离忠的轨道。可见宋江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是既有政治远见，又有非凡的组织才能。
统一思想之后，宋江就开始为实现招安而积极行动起来，冒着生命危险亲赴东京，打通李师师的关节，甚至不惜丢失自己尊严，在妓女面前奴颜婢膝。这一切都是因为李师师与皇上有瓜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为了买取"凤城春色"，表白自己的"义胆"、"忠肝"，他是能屈能伸的。他写给李师师的那首《念奴娇》词就是他的内心独白。最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球的辉煌胜利之后，接受了招安，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的。
如何理解宋江上山以后积极创造条件以接受招安的问题，是《水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宋江形象的分裂性、宋江性格的矛盾性的表现。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宋江性格中"义"的因素终于被"忠"的因素毁灭了，换句话说，就是反抗精神让位给了投降思想。我们认为，在宋江性格中，忠义是统一的。宋江的忠，是忠于自己的阶级、自己的朝廷，宋江的义是服从于忠的，是为忠积聚力量，铺平道路。他私放晁盖是因为晁盖打击的是奸佞，义中有忠，并为忠服务。但他并不赞成晁盖们"直如此大弄"，公然造起反来。所以晁盖一再邀之上山，他就不讲义了，因为他认为这时晁盖的"义"，不仅不是为了"忠"，而且已是"不忠不孝"了。当他不得已上了梁山时，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义如何为忠服务的问题。于是他巧妙地制造了九天玄女娘娘授天书的神话，利用神的力量，亮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使晁盖们的义只剩下躯壳，而精神则已纳入忠的轨道。可以说，宋江上山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忠。为了这个目的，他不断地改造原来梁山泊的义，并且不很费力就取得了成功。如果说忠和义有什么矛盾的话，也只是以晁盖为代表的一些头领同宋江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宋江性格内部有什么矛盾和分裂性；而晁盖们之所以终于放弃自己的义，而接受宋江的以忠为前提的义，是因为晁盖们的义，也包含了"忠心报答赵官家"的因素。所以在第二阶段中，宋江虽然带兵攻州劫府，对抗"天兵"，但从本质上看，他仍然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忠臣义士的形象。
宋江性格发展的第三阶段包括受招安以后直到被害身亡这一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宋江尽忠的方式由非法转入合法。由"为主全仗忠义"变为"为臣辅国安民"。而"替天行道"当然也就成了"顺天护国"。
招安以后，本来可以"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但是忠臣宋江，同奸臣的斗争是贯串始终的，只是招安前的斗争是以间接的、特殊方式进行的，招安后则成了直接的、正常的方式。正是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宋江性格中的忠的因素在迅速发展并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沿着忠奸斗争的主线，作者安排了全书后半部的全部情节。陈桥驿挥泪斩小卒是招安后忠奸斗争第一回合。这场政治风波对宋江来说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一边是朝廷命官，一边是梁山兄弟，偏袒了哪一边都会激起事变。作者把他的主人公放到这样尖锐的矛盾之中，是为了歌颂他的忠义，并不像有些同志所说的，是批判他的忘义。斩了军校，平息了朝廷方面的震怒；大哭一场，平息了梁山兄弟的不满。宋江不愧是一个老练干达的政治家和全忠仗义的楷模。
在征辽的过程中，忠奸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朝廷对他并不放心，派人监战，有功不得封赏，这一切宋江是清楚的，辽国派人来招安，他拒绝了。欧阳侍郎指出宋朝"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嫉贤妒能，赏罚不明"，话说得十分恳切，但并没有打动宋江的心，他是抱定"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的宗旨，决心"尽忠报国"。有些论者认为欧阳侍郎的谈话"惊醒了宋江忠心报国、封妻萌子的黄粱梦，宋江的性格又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对忠心始而怀疑，继而动摇"(《水浒争鸣》第一辑第158页）。这显然与宋江的实际不符。宋江确有些怨气，但也只是对奸邪们嫉贤妒能、误国罔民的不满，对朝廷则始终是忠心耿耿的。
可以说，从请战到功成，在整个征辽全过程中，宋江一直处在尖锐的矛盾之中，但这种矛盾不是其性格内部的忠与不忠的斗争，而是宋江的忠与朝廷中的奸邪们之间构成的直接的间接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宋江的性格是进一步发展了，不仅"竭力报国，并无异心"，甚至"亦无希恩望赐之念"，而且对奸邪们的仇恨也加深了。他去五台山参禅，目的在于使自己摆脱在忠奸斗争中的困境，"求问"忠奸斗争的"前程"以稳定军心，故慎重其事，除公孙胜等方人外，一百二员头领都上了山。因为这时头领中已萌发了不满情绪，李逵等甚至提出了"再上梁山"的主张，如果不及时引异，便会"坏了他一世的声名"。他又一次成功了，并把他们引上了忠义之道。作者写"兄弟们都有怨心"、"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正是为了突出宋江的"死于九泉，忠心不改"的品德。这时外有高、蔡之流的捣乱，内有李逵之辈的仇怨，宋江处在内外夹攻之中。正是在这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之中，宋江忠臣义士的形象显得特别高大而有光辉。
打方腊是宋江难得的极好机会，因为通过这件事：一可以平息梁山好汉内部的矛盾，二可以暂时摆脱奸佞们的构陷，三可用战斗的实绩表示自己的忠心，实现其青史留名的理想。于是他主动请战，对"占据州郡，擅改年号"的方腊，表示斩尽杀绝而后快的决心；对保奏他去征方腊的宿元景表示了无比的感恩戴德。在这里，表现了宋江性格极端反动的一面，反映了作者世界观反动的一面。但是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宋江，他的性格向这个方向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我们不应当苛求他。方腊既然敢反叛朝廷，作为朝廷的忠臣必然"前去征剿，尽忠报国"。正如岳飞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必然要去镇压杨幺一样。作者通过同方腊的一场大战，将宋江性格的主导因素的忠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后完成了这一形象的塑造，使之成为忠臣义士的典范。
什么才是彻底的忠？什么才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水浒》作者通过征方腊的具体情节，通过宋江这一典型形象的最后完成，给读者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一百零八位兄弟"十停去七"，仍然坚决地为朝廷剿除"心腹之患"，这就是忠；封官赐爵之后，一个个被权奸们追夺官诰，或辞官还乡，在一个消灭自己的阴谋已在加紧进行之时，仍然不改"尽忠报国"的初衷，这才是忠；毒杀了卢俊义，又来毒杀自己，仍然不生异心，这才是忠；直到自己吃下毒药，感到生命危在旦夕了，仍然要把朝廷难于对付惟有自己能制服的李逵毒死，这才是忠；直到死后变成了鬼魂，还要去将吴用、花荣引诱到自己坟前自缢，使梁山泊的任何一点火种都熄灭掉，这才是忠之至。"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就是宋江做人的准则。宋江的全部悲剧，孕育在他自己性格内部这个主导因素之中。作者对于忠义的对立面，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皇天若肯明昭报，男作俳优女作娼！"而对宋江则表示了无限的敬意和惋惜﹣-"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作者感愤万分，然而他没有想到，权奸的产生，是封建制度本身带来的，是皇帝自己制造的，要根本铲除权奸产生的根子，就必须彻底推翻那个制度。当然，《水浒》的作者是连想也不敢这么想的。但他毕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所以不得不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
综上所述，宋江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他性格的主导因素忠义发展的全过程。他上梁山，是通过非法手段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受招安，是想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个过程中，宋江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他的阶级立场，在他的性格中，忠和义始终是统一的，不变的。只是他在人生旅途中，一方面不断地以自己的忠去反对别人的奸，因而他一直处在忠奸斗争的漩涡中；另一方面，用自己的义，去改造别人的义，使之纳入忠的轨道，因而他一直处在梁山内部的矛盾之中。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宋江，在忠奸斗争中他失败了，但是他却以自己和"兄弟"们的生命换取了"靖忠"的美名，成了忠臣的典范。在梁山泊内部斗争中，他是胜利了，他使一百零七名"兄弟"一个个"改邪归正"，并把他们引向了"尽忠报国"的道路，从而成了"义士"的楷模。就这样，作者通过宋江形象的塑造，把全书的主题表现得再突出不过了。"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袁无涯所归纳的李卓吾的这个判断，确是从《水浒》的实际出发所得出的对全书主题的极其中肯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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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浒》主题既然是宣扬忠义，歌颂忠臣义士，那么，是否可以否定《水浒》的价值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成就上，《水浒》仍然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失为我们民族的艺术瑰宝。
首先，对于"忠义"我们不能因为它们属于封建的道德范畴就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忠义"也应当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都是和忠义联系在一起的，许多杰出的文艺作品也都是写忠义这个主题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每饭不忘君"，他的《北征》"通篇诗全是忧劳朝廷，一片深心至计"(《金圣叹选批杜诗》)。难道我们因为杜甫忠于朝廷就否定他的伟大？诸葛亮的忠义更是被传为美谈，他忠于刘备，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的忠，妇孺皆知。对这些历史人物不应当否定，对他们的忠也不能全部否定，这是人们都同意的。对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忠义思想，学术界也是肯定的。例如《三国演义》的主题同《水浒》是一致的，也是歌颂忠义，也是歌颂忠臣义士，它塑造的主要人物如关羽、张飞、诸葛亮等都是忠义的化身。《说岳全传》也是以歌颂岳飞的忠义为主题的作品。对于这些历史小说，我们既然不能否定，为什么对《水浒》却要加以苛求呢？《水浒》的忠义主要是针对奸邪而来的，作者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误国殃民的奸臣以及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这种描写上有中央政府的高、杨、童、蔡等中枢大臣，中有梁中书、高廉、刘高、蔡九知府等地方官吏，下有祝朝奉、曾长者、郑屠、毛太公这样一批恶霸地主。这些封建社会的百丑，像最高统治者的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一角落，使整个社会暗无天日，人民不得不铤而走险。这一切，作者虽然是当作忠义之臣的陪衬来描写的；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描写，难道不正是在客观上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吗？这种导源于儒家"仁政"的思想，导源于孔子"苛政猛于虎"思想的描写，对我们来说，它所提供的认识封建社会的价值，超过了任何一部历史教科书。而在字里行间，我们分明看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对上层官僚集团的不满情绪。
其次，对于宋江这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忠臣义士，既要看到他瓦解梁山义军，镇压方腊的反动一面，也应当看到他仇恨贪官、主张清明政治、同情人民和保卫边疆、巩固国家统一的进步的一面。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我们不应当要求他们赞成农民起义，并用是否赞成农民起义作标准来决定对他们是肯定还是否定。否则，中国历史上能肯定的人物就寥寥无几了。同样，对于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不应当苛求他们，不能要求他们去歌颂农民起义，如果这样，那就连曹雪芹也在否定之列了。宋江是作者的理想人物，是《水浒》的主人公，他用毕生精力改革弊政，反对权奸，惩办恶势力，同情人民，抵御外侮，是应当肯定的，对于《水浒》当然也就应当予以肯定。
《水浒》的作者主观上虽然是歌颂忠义，并且把梁山泊的好汉们当作"改邪归正"的忠义人物来肯定，但在客观上，作者却歌颂了他们急公好义、反抗不平、敢作敢当、疾恶如仇的高尚品德，塑造了一系列的英雄形象，并且鼓舞着后世农民起义的英雄们，这不能不说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最后，作者描写梁山英雄们受招安以后的悲惨遭遇，虽然主观上是表现"自古权杆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的思想，但在客观上使人感到受招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从而启迪着后世反抗压迫的英雄们去前赴后继为争取斗争的胜利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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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源于恩师傅治同2012年所赠《治同文存续编》一书。201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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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治同（1936－2020），男，湖南湘乡人，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在辽宁师范学院、湖南邵阳师专和邵阳学院从事高等教育工作48年。中文系资深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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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恩师傅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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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