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一代影后，是上个世纪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著名影星，她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是那个时代的标杆。她登过人生的巅峰，也跌落过谷底，当一切荣华和屈辱都随风而逝，这只美丽的蝴蝶，仍然努力振动翅膀，逆风飞翔。她微笑的模样，脸颊上的两个小小酒窝，都是那个时代人们心中最温柔的记忆。
人红是非多，她一生谣言傍身，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先是在电影界大红大紫，后与初恋的分手闹得满城风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又传出少帅与她的绯闻，仿佛东三省沦陷的黑锅她也有份。
“红颜祸国”这天大罪名，扣在任何一个弱女子头上，都是一场灭顶之灾，稍微敏感脆弱一点，也许就想不开了。但胡蝶没有，她公开辟谣，继续拍戏工作，不做无谓的挣扎，让时间还她清白。本以为生活可重归平静，但后来特务大魔头戴笠“霸占美人金屋藏娇”之说又甚嚣尘上，让她一直处于舆论漩涡的中心。
美丽的女人有很多，甚至胡蝶不是她们中最美丽的一个，但在那个时代里，许多女明星都过早地陨落了，这只看似柔弱的“蝴蝶”却依然飞得平稳，要知道，那可是一个战火连天的乱世！
命运并没有特别眷顾胡蝶，甚至让她经历了特别的磨难，但她以一种超乎想象的坚韧挺过来了，她被誉为“民国第一美女”，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她骨子里那种平和、柔润的中国气质。她高情商的处世之道，是值得大多数年轻女子们深思的。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胡蝶能被大家称为民国第一美女，她自身无疑是美的，明眸皓齿，曲眉丰颊，语笑嫣然，酒窝荡漾其中。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这样评价她：
“胡蝶落落大方，一洗女儿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梦》中人相比拟，十分之五六若宝钗，十分之二三若袭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
从此评价就可以看出，除美貌外，胡蝶还有宝钗与袭人的高情商，在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又还保有一份晴雯的真诚与直率。
人们常常将她与同时期的阮玲玉对比，在外人眼里，她们是竞争对手，私底下，俩人其实是好姐妹。她们常常相聚谈心，获“电影皇后”殊荣后，胡蝶直说：“论演技，我绝对是比不上阿阮的。”
从胡蝶和阮玲玉不同的命运，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格决定命运。
胡蝶和阮玲玉，都是大上海红极一时的大明星，阮清丽忧愁，是如丁香一样的姑娘，最终为情所困，在25岁那年，吞服安眠药自杀，令人叹息。胡蝶却能够长寿，1989年，她以81岁的高龄，于加拿大完美谢幕。胡蝶乐观开朗，身处困境仍坚韧顽强，红颜而不薄命，成了笑到最后的美人。同在大上海，同为影后，同样绯闻缠身，为什么胡蝶能够长寿，而阮玲玉却早逝，性格决定命运，怎能不令人感慨唏嘘。
1908年，原名胡瑞华的胡蝶，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9岁那年全家回到广州，她进入广州培道学校读书，在广州市度过整个少年时期。1924年，16岁的胡瑞华随家人从广州迁回上海。刚回到上海的胡瑞华，机缘巧合见到了电影学校的招生广告，决定去尝试一下。
“那时好像当演员的都有一个响亮的艺名”，用什么艺名好呢？她想来想去，“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一个灵感，想到了蝴蝶。当个蝴蝶，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最后就以胡蝶这个名字去报考”。结果在几千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被录取了。
豆蔻年华的小胡蝶，从此开始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胡蝶声名鹊起的同时，也迎来了初恋爱情。
在拍摄电影《秋扇怨》的时候，胡蝶与男主演林雪怀因戏生情，彼此心里荡起了涟漪，他们展开了恋爱。很快两人还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高朋满座的盛况全城轰动。然而这对令人羡慕的才子佳人，并没有善终，最终林雪怀另结新欢，丢下了胡蝶。
这事闹得满城风雨，是她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幸好胡蝶不是阮玲玉，虽难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坚强而独立，处事不拖泥带水，与林雪怀登报分手解除了婚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少帅因“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东北三省，一时之间他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这时，广西大学校长国民党元老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刊出了一首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这首诗中的赵四即张的红粉知己赵四小姐赵一荻；朱五即朱湄筠，是当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和代总理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蝴蝶，就是隐指电影皇后胡蝶了。
这首诗是说在“九一八”事变当晚，张正与胡蝶在上海的六国饭店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马的诗作发表后，各报广为转载，并传诵一时。从此，张被国人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胡蝶则被视为“误国之红颜祸水”。
这是胡蝶人生中遭遇的第二次打击，比之前的打击相比，更具有毁灭性，因这已不再是个人小事，而上升到了国仇家恨级别，不可能再一笑而过了，她立即在《申报》等各大报刊上刊登启事出面辟谣。
有资料表明，胡蝶当时与所在的明星影片公司远赴北平拍外景，一行40余人在导演张石川率领下，于1931年9月中旬，也就是九一八之前已离开上海北上，“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刚到达天津。后来导演张石川及全体演职员，也都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
而写诗的马君武，广西人，是留学德国的工学博士，早年在北平创立过一所私立大学，这所大学办学经费一直很紧张。马听说张曾给天津的张伯苓一大笔钱开办南开大学，就也求见张，请他捐款助学，由于东北情况紧张，张没有答应。所以这首诗，不能排除是马借机发泄对张的怨气的可能。
在与林雪怀解除婚约之后，胡蝶认识了那个后来与她相伴一生的男人，他就是当时在洋行做事的福建人潘有声。潘为人谦虚谨慎，待人热情诚恳，做事认真负责，事业心很强。虽为商人，却有学者风度，喜欢思考钻研。
在一次朋友的私人茶舞会上，潘意外地结识了胡蝶，他们随即开始了一段马拉松式的恋爱。在潘刚开始追求她的时候，胡蝶保持着高冷的姿态，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回应。但当她确定对方是值得托付一生的人时，才与其步入婚姻，终其一生，不离不弃，去世之前，还改名潘宝娟，新的名字，代表了她对亡夫最深的挂念。
从相识到相知，胡蝶最心仪潘有声的地方是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同先前的林雪怀截然不同，他兢兢业业，脚踏实地，而且对胡蝶的事业也相当支持，这些与众不同且演艺圈里难寻的品质，深深地吸引了她。他们相互尊重爱护对方，对事业有着共同的进取心，这也为他们日后的相伴一生，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但好景不长，胡蝶人生的第三次打击，一生中最大的绯闻——“戴、胡艳史”案接踵而来，这个传说，在民间、学术界均几成定案，广为流传。
坊间传言，戴笠趁着帮胡蝶寻找丢失的行李的机会，接近胡蝶，并于1942年起将之霸占“金屋藏娇”，直到46年戴飞机失事方获自由。这些说法，主要来自于几方面：
影响最大的，首推军统骨干沈醉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沈在书中写道：“戴笠对胡蝶可说一见倾心，格外欢喜......抗战胜利后，戴笠还准备叫胡蝶正式和潘有声离婚而与他公开结婚。”
另一军统特务黄康永，也在回忆录中写道：“胡（蝶）告诉他（戴笠）行李丢了，戴因之怀疑为爱国女童军杨惠敏所为，就将她关禁起来，直到抗战结束才放出......胡蝶终于来到重庆，被戴笠‘金屋藏娇’于神仙洞公馆。”
而杨惠敏本人，在1969年出版的《八百壮士与我》一书，也写道：“我营救胡蝶小姐和梅兰芳博士等人......都是奉命行事......我为什么要抢她的行李？......可是，当胡蝶小姐从惠州辗转到达重庆以后，她向军统局长戴笠将军报告和哭诉，硬说是我抢了她的行李......”
还有其他不少军统旧人，都留下了大致的说法。甚至美国人也参与进来，如美学者魏斐德关于戴笠的名作《间谍王》，即依据上述材料（主要是沈醉和黄康永的回忆文字），认定“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
胡蝶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做了一定程度的辟谣：1944年5、6月份之前，胡蝶与全家人在一起，一直处于奔波状态，不可能存在“被戴笠霸占”的事情；到重庆后，胡蝶仍自由外出到桂林拍摄影片《建国之路》的外景，“金屋藏娇”之说很荒唐等等；
传言汹汹，但胡蝶晚年已然看淡，说：“关于（在重庆）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离开人世前，81岁的已改名潘宝娟的她，面带微笑，轻轻地说了最后一句话：胡蝶要飞走了！这个聪慧的女人，这个不与自己过不去的女子，如同一棵绮丽夺目、坚强的树，一切的骄傲勇敢，都只因为，她懂得在忧愁里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