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一代影後，是上個世紀中國乃至世界聞名的著名影星，她是那個時代的标志，是那個時代的标杆。她登過人生的巅峰，也跌落過谷底，當一切榮華和屈辱都随風而逝，這隻美麗的蝴蝶，仍然努力振動翅膀，逆風飛翔。她微笑的模樣，臉頰上的兩個小小酒窩，都是那個時代人們心中最溫柔的記憶。
人紅是非多，她一生謠言傍身，承受着巨大的輿論壓力。先是在電影界大紅大紫，後與初戀的分手鬧得滿城風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又傳出少帥與她的绯聞，仿佛東三省淪陷的黑鍋她也有份。
“紅顔禍國”這天大罪名，扣在任何一個弱女子頭上，都是一場滅頂之災，稍微敏感脆弱一點，也許就想不開了。但胡蝶沒有，她公開辟謠，繼續拍戲工作，不做無謂的掙紮，讓時間還她清白。本以為生活可重歸平靜，但後來特務大魔頭戴笠“霸占美人金屋藏嬌”之說又甚嚣塵上，讓她一直處于輿論漩渦的中心。
美麗的女人有很多，甚至胡蝶不是她們中最美麗的一個，但在那個時代裡，許多女明星都過早地隕落了，這隻看似柔弱的“蝴蝶”卻依然飛得平穩，要知道，那可是一個戰火連天的亂世！
命運并沒有特别眷顧胡蝶，甚至讓她經曆了特别的磨難，但她以一種超乎想象的堅韌挺過來了，她被譽為“民國第一美女”，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她骨子裡那種平和、柔潤的中國氣質。她高情商的處世之道，是值得大多數年輕女子們深思的。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胡蝶能被大家稱為民國第一美女，她自身無疑是美的，明眸皓齒，曲眉豐頰，語笑嫣然，酒窩蕩漾其中。著名作家張恨水曾這樣評價她：
“胡蝶落落大方，一洗女兒之态，性格深沉、機警、爽利兼而有之，如與《紅樓夢》中人相比拟，十分之五六若寶钗，十分之二三若襲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
從此評價就可以看出，除美貌外，胡蝶還有寶钗與襲人的高情商，在深谙為人處世之道同時，又還保有一份晴雯的真誠與直率。
人們常常将她與同時期的阮玲玉對比，在外人眼裡，她們是競争對手，私底下，倆人其實是好姐妹。她們常常相聚談心，獲“電影皇後”殊榮後，胡蝶直說：“論演技，我絕對是比不上阿阮的。”
從胡蝶和阮玲玉不同的命運，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性格決定命運。
胡蝶和阮玲玉，都是大上海紅極一時的大明星，阮清麗憂愁，是如丁香一樣的姑娘，最終為情所困，在25歲那年，吞服安眠藥自殺，令人歎息。胡蝶卻能夠長壽，1989年，她以81歲的高齡，于加拿大完美謝幕。胡蝶樂觀開朗，身處困境仍堅韌頑強，紅顔而不薄命，成了笑到最後的美人。同在大上海，同為影後，同樣绯聞纏身，為什麼胡蝶能夠長壽，而阮玲玉卻早逝，性格決定命運，怎能不令人感慨唏噓。
1908年，原名胡瑞華的胡蝶，出生在一個小康之家。9歲那年全家回到廣州，她進入廣州培道學校讀書，在廣州市度過整個少年時期。1924年，16歲的胡瑞華随家人從廣州遷回上海。剛回到上海的胡瑞華，機緣巧合見到了電影學校的招生廣告，決定去嘗試一下。
“那時好像當演員的都有一個響亮的藝名”，用什麼藝名好呢？她想來想去，“也不知是從哪兒來的一個靈感，想到了蝴蝶。當個蝴蝶，可以自由地飛來飛去。最後就以胡蝶這個名字去報考”。結果在幾千名報考者中脫穎而出，被錄取了。
豆蔻年華的小胡蝶，從此開始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在胡蝶聲名鵲起的同時，也迎來了初戀愛情。
在拍攝電影《秋扇怨》的時候，胡蝶與男主演林雪懷因戲生情，彼此心裡蕩起了漣漪，他們展開了戀愛。很快兩人還舉行了隆重的訂婚儀式，高朋滿座的盛況全城轟動。然而這對令人羨慕的才子佳人，并沒有善終，最終林雪懷另結新歡，丢下了胡蝶。
這事鬧得滿城風雨，是她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擊。幸好胡蝶不是阮玲玉，雖難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堅強而獨立，處事不拖泥帶水，與林雪懷登報分手解除了婚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少帥因“不抵抗政策”而丢掉東北三省，一時之間他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這時，廣西大學校長國民黨元老馬君武，在上海《時事新報》刊出了一首打油詩：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
這首詩中的趙四即張的紅粉知己趙四小姐趙一荻；朱五即朱湄筠，是當過北洋政府内務總長和代總理朱啟钤的第五個女兒；蝴蝶，就是隐指電影皇後胡蝶了。
這首詩是說在“九一八”事變當晚，張正與胡蝶在上海的六國飯店翩翩起舞，結果把東北三省給斷送了。馬的詩作發表後，各報廣為轉載，并傳誦一時。從此，張被國人罵為“風流将軍”、“不抵抗将軍”，胡蝶則被視為“誤國之紅顔禍水”。
這是胡蝶人生中遭遇的第二次打擊，比之前的打擊相比，更具有毀滅性，因這已不再是個人小事，而上升到了國仇家恨級别，不可能再一笑而過了，她立即在《申報》等各大報刊上刊登啟事出面辟謠。
有資料表明，胡蝶當時與所在的明星影片公司遠赴北平拍外景，一行40餘人在導演張石川率領下，于1931年9月中旬，也就是九一八之前已離開上海北上，“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剛到達天津。後來導演張石川及全體演職員，也都發表啟事為胡蝶作證。
而寫詩的馬君武，廣西人，是留學德國的工學博士，早年在北平創立過一所私立大學，這所大學辦學經費一直很緊張。馬聽說張曾給天津的張伯苓一大筆錢開辦南開大學，就也求見張，請他捐款助學，由于東北情況緊張，張沒有答應。是以這首詩，不能排除是馬借機發洩對張的怨氣的可能。
在與林雪懷解除婚約之後，胡蝶認識了那個後來與她相伴一生的男人，他就是當時在洋行做事的福建人潘有聲。潘為人謙虛謹慎，待人熱情誠懇，做事認真負責，事業心很強。雖為商人，卻有學者風度，喜歡思考鑽研。
在一次朋友的私人茶舞會上，潘意外地結識了胡蝶，他們随即開始了一段馬拉松式的戀愛。在潘剛開始追求她的時候，胡蝶保持着高冷的姿态，并沒有給予太多的回應。但當她确定對方是值得托付一生的人時，才與其步入婚姻，終其一生，不離不棄，去世之前，還改名潘寶娟，新的名字，代表了她對亡夫最深的挂念。
從相識到相知，胡蝶最心儀潘有聲的地方是他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他同先前的林雪懷截然不同，他兢兢業業，腳踏實地，而且對胡蝶的事業也相當支援，這些與衆不同且演藝圈裡難尋的品質，深深地吸引了她。他們互相尊重愛護對方，對事業有着共同的進取心，這也為他們日後的相伴一生，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礎。
但好景不長，胡蝶人生的第三次打擊，一生中最大的绯聞——“戴、胡豔史”案接踵而來，這個傳說，在民間、學術界均幾成定案，廣為流傳。
坊間傳言，戴笠趁着幫胡蝶尋找丢失的行李的機會，接近胡蝶，并于1942年起将之霸占“金屋藏嬌”，直到46年戴飛機失事方獲自由。這些說法，主要來自于幾方面：
影響最大的，首推軍統骨幹沈醉寫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沈在書中寫道：“戴笠對胡蝶可說一見傾心，格外歡喜......抗戰勝利後，戴笠還準備叫胡蝶正式和潘有聲離婚而與他公開結婚。”
另一軍統特務黃康永，也在回憶錄中寫道：“胡（蝶）告訴他（戴笠）行李丢了，戴因之懷疑為愛國女童軍楊惠敏所為，就将她關禁起來，直到抗戰結束才放出......胡蝶終于來到重慶，被戴笠‘金屋藏嬌’于神仙洞公館。”
而楊惠敏本人，在1969年出版的《八百壯士與我》一書，也寫道：“我營救胡蝶小姐和梅蘭芳博士等人......都是奉命行事......我為什麼要搶她的行李？......可是，當胡蝶小姐從惠州輾轉到達重慶以後，她向軍統局長戴笠将軍報告和哭訴，硬說是我搶了她的行李......”
還有其他不少軍統舊人，都留下了大緻的說法。甚至美國人也參與進來，如美學者魏斐德關于戴笠的名作《間諜王》，即依據上述材料（主要是沈醉和黃康永的回憶文字），認定“胡蝶後來在太平洋戰争中成了這個特務頭子的情婦”。
胡蝶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做了一定程度的辟謠：1944年5、6月份之前，胡蝶與全家人在一起，一直處于奔波狀态，不可能存在“被戴笠霸占”的事情；到重慶後，胡蝶仍自由外出到桂林拍攝影片《建國之路》的外景，“金屋藏嬌”之說很荒唐等等；
傳言洶洶，但胡蝶晚年已然看淡，說：“關于（在重慶）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傳言，而且以訛傳訛，成了有确鑿之據的事實，現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也不必過于計較，緊要的是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離開人世前，81歲的已改名潘寶娟的她，面帶微笑，輕輕地說了最後一句話：胡蝶要飛走了！這個聰慧的女人，這個不與自己過不去的女子，如同一棵绮麗奪目、堅強的樹，一切的驕傲勇敢，都隻因為，她懂得在憂愁裡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