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戴安澜
儿子戴复东
按响戴复东教授家的门铃，我的眼前顿时浮现出戴安澜的照片：那英武矫健的身姿，方正刚毅的脸庞，一对灼灼闪亮的眸子………我在想，这位抗日名将的长子，长得不知像不像他的父亲。
来开门的是戴复东教授。
乍一看，他和父亲长得很像。仔细一打量，他没有父亲那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神情，是一汪静水的安详；另外显然不同的是，戴复东额上有不少皱纹，鬓角有缕缕白发。戴复东是一个长者，而他父亲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难怪，戴安澜1942年牺牲时オ38岁，当时戴复东年仅14岁。
在客厅里坐下，戴教授蔼然可亲地问，“你想了解什么？”
“谈谈你眼中的父亲，令尊对你的影响，还有，你的经历。”我说。“好的。”他不加思索地说开了。
父亲伸手抚摸着儿子的头
往事如烟，随风飘逝，但也有一些历史镜头，至今仍在戴复东的心头时常闪现。
那年，戴安澜的北伐军部队驻扎在河南开封。一天，戴复东从幼稚园回来，意外地没有见到妈妈，警卫员说：“你妈妈有事出去了。”以后接连几天，他回来都没有看见妈妈，于是大哭大嚷，“我要妈妈！我要妈妈……”警卫员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说，“跟我走吧。”
来到一个大庙前，警卫员指着关着的花格子门，说“就在里面”。戴复东“砰”地推开门，只见里面坐着许多人，有一个大人站在最前面讲解着什么。他用目光四处寻找，在最后一排发现了妈妈。戴复东不顾一切地扑向她，兴奋地喊，“妈妈！”所有的人都惊讶地回过头来。妈妈满脸通红，低下头，拉了戴复东就往外走。
到了家，妈妈骂了他一顿。晚上，父亲从驻地回来，母亲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并伤心地说，“我再也不能去上课了。”原来，母亲报名念书，是说自己还没有结婚。结了婚的人是不招收的。戴复东心里既难过又害怕，他怕爸爸发脾气。
父亲转过脸来看他，威严的面孔上，现出一片慈爱的神情，什么话也没说，伸出手抚摸他的头，轻轻地抚摸着、抚摸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进犯东北，父亲率领部队开往北方。那时戴复东有了弟妹，全家住在南京。那天父亲回到家，亲朋好友都来看望他。他们问东北局势如何，会不会打起来。父亲说，日本人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大仗。亲友散去后，父亲坐到戴复东面前，给他讲了个故事。
很多年以前，一个法国少年偶然来到边境旁的一个树林里，无意中发现有许多大炮，炮口都对着法国。他转身正要走，这时围上来一群普鲁士士兵，把他当间谍抓了起来。后来，来了一个普鲁士军官，一看是个小孩，就让他发誓不告诉任何人，然后放了他。法国少年回到自己的家，想告诉家里人，可又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誓言。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对着镜子，大声地自言自语，“我刚才看见了许多大炮……”
家里人一听，非常震惊，立刻跑去告诉法国军队。法军先发制人，一下子摧毀了普鲁士的炮兵阵地。
讲完故事，父亲对戴复东说，“你也要像这位法国少年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
父子朝夕相处的日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安澜奔赴前线，戴复东和母亲、弟妹四处逃难。1939年，父亲率部驻扎在广西。戴安澜让年仅11岁的儿子住到部队里，戴复东因此亲身经历了父亲的军旅生涯。
他和父亲一起住在司令部里。说是司令部，其实它是个连神龛也没有的破庙，相当简陋。
白天，父亲请人为戴复东补习功课；晚上，戴复东和父亲面对面，坐在一张方桌子旁，就着一盏暗淡的菜油灯学习。他做功课，父亲补习大学课程。父亲幼年读私塾，以后在安徽公学肄业。1925年，他进入黄埔军校第3期，1926年毕业后，在北伐军任副官连长。为了弥补没有受到系统教育的缺憾，戴安澜见缝插针地学习。他虚心地拜部队中的大学生为师，学习英语。戴安澜英语进步很快，二三年后到缅甸作战，已能和英军用英语交谈，晚上9点钟左右，戴复东上下眼皮打架，就只好上床睡觉。说是床，不过是两张板凳加一块门板，然后铺上一条灰色的质地粗糙的军毯和白被单，再盖一条薄被子。戴复东一觉醒来，常常看见父亲还在看书。
戴安澜夫妇和子女
每天，天还没亮，父亲就叫醒戴复东一起下部队去。他跟在父亲后面，走在最前面和最后面的是卫士。四个人的脚步声，在清晨的田野里很清晰，很响亮。有一次到了部队驻地，父亲停下来等候。起床号响起来了，戴安澜大步走进连长的寝室，看见他还在被窝里。戴安澜光火了，跑上去拎起他的耳朵往上提。连长“喔哟”一声，赶忙爬起来。父亲让戴复东到小河边的草地上去玩，他自己带部队操练。结束后，他带他回去吃早饭。伙食实在简単，不要说肉，就是肉末子也很少看得见，胡萝算是顶尖的好菜。和父亲朝夕相处一年，戴复东也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五十多年后，当上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的戴复东，也喜欢一大早站在学院门口，看看有哪一个老师是否迟到，当然他只是看看而已。
父亲对部属要求很严。新来的军官，父亲都要进行面试。广场上摊开一块布，上面放一支枪，叫来将士围着“监考”。父亲命令蒙上“考生”的眼睛，然后让他把枪全部拆开，再重新装上去。一次，一个军官无论如何装不上去，父亲严肃地说，“你回去吧，练好以后再来‘补考’。”
“我忘不了那段日子。”戴复东教授深情地对我说。
养伤期间的父亲
上图：日本侵略军进攻缅甸 下图：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树林中打击侵略军
1939年冬天的某日，戴复东正在军人子弟小学上课（该校校长为杜聿明太太），突然有一个人跑进教室里来，对他说：“有急事，快跟我走！”走到外面，那人说：“你父亲受伤了，带我去见你妈妈。”
戴复东带着那人见到了妈妈，大家一起又赶到有无线电话的某部队。电话接通了，传来父亲的声音，“受了点轻伤，没关系。”“我要来看你！”妈妈对着话筒说。“那好吧。”父亲说。
原来，为了夺回被日本人占据的广西昆仑关，戴安澜指挥200师发动了猛烈进攻。戴安澜原本在指挥部指挥战斗，后来跑出来“露天”指挥。一颗敌军炮弹落在附近爆炸，一块弹片飞进了他的背部，鲜血流了出来。他仍然坚持指挥，直到被抬下火线。昆仑关战役是抗战史上的大战役之一，攻打昆仑关的作战计划是戴安澜制定的，当初，苏联军事顾问认为是“做梦”。当昆仑关夺回来，日本旅团长（相当于中国的师长）中村正雄被击毙之后，苏联顾问对戴安澜翘起了大姆指。
戴复东和母亲从广西全县（今全州），花了一天多的时间，赶到柳州父亲的“病房”——号称“装甲兵之父”的徐庭瑶家里。徐氏是昆仑关战役的总指挥，他把戴安澜接回自己的家，因为那时医院条件实在差。
进了“病房”，父亲让人把帐子拉开，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又拉住戴复东的手。他看见父亲的背部裹着一块很大的纱布，还可看见渗透出来的血，戴复东直想哭！
次日上午，戴复东又赶到“病房”，军医正在为父亲换药。医生把纱布一层层解开，清洗伤口，用镊子夹了一块黄纱布放在伤口上，再用纱布一层层包起来。父亲一双手紧紧地抓住床的两边，一声不吭。
军医走了，戴复东问，“爸爸，你疼吗？”
“哪有不疼的？”父亲笑了笑，“你知道三国的故事，华佗用刀割开关云长的皮骨，刮去骨头里的毒箭，关云长还下棋呢。我要向他学习。”
不幸中之大幸，拍过 X 光片，弹片没有伤到肺部和心脏。过了一段时间，伤口好多了，戴安澜回全县休养。母亲要回去照顾弟弟妹妹，就留下戴复东陪伴父亲。
尽管养伤，可父亲每天上午写作，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又拿起笔来不停地写。戴复东好奇地探过头去，发现父亲在写练兵教材和讽刺那些贪生怕死、腐败之辈的小说。他感到很骄傲，父亲能文能武，真了不起！
一天，有人来向父亲汇报，谈到某营长做事不负责任，经常一连几天“失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父亲沉下脸来，又问了其他几个人，回答都是一样的。父亲传令让营长马上来。一会儿，门被推开了，那个营长站在门外，不敢进来。父亲大步走过去，狠狠地打了他两记耳光。
戴复东看到这里，心想大人的事小孩不该管，就一溜烟地跑了……
不久，父亲回部队，戴复东也前往贵州念中学。
万民痛悼戴师长
进入缅甸的远征军
戴安澜奔赴云南，又到保山。转眼，寒假到了，戴安澜要家里人都到保山聚一聚。戴复东来到昆明，见到了先期抵达的母亲和弟妹。他们来到保山呆了几天，全家来到昆明，住在父亲的朋友家里。那几天，全家人人喜笑颜开。
这天清晨，戴安澜要回部队去了。全家人送他到门口，父亲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汽车前，打开车门，又回过头来，向他的妻儿们招了招手，尔后钻进车子。大家望着车子，直到它消逝在远方。
戴复东没有想到这竟是永诀。
以后，他常在报上看到父亲的消息。一次，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父亲率部歼灭五千日军的新闻。戴复东十分得意，嘿，父亲又打胜仗了！
渐渐地，没有了父亲的消息。一天，一位老师问戴复东，“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戴复东回答了。老师看了他一眼，没作声。戴复东有些奇怪。几天后，他在翻双杠，一个高一级的同学跑来对他说：“你父亲是不是叫戴安澜？”“是的。”“你父亲死了。”
戴复东闻言，如雷击顶，一下从双杠上跌下来。他顾不上疼痛，赶忙跑去找报纸——果然，父亲牺牲了。
父亲牺牲的经过是这样的：1942年3月，应英、美的要求，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作战。父亲率第五军200师当先锋，最先开赴缅甸。父亲的部队推进到东爪，由于后续部队没能及时跟上，致使200师陷入“孤立”的境地。侵缅日军主力猛扑过来，并施放毒气。200师重创日军，取得大捷。战后日本防卫厅在记录这次战役时写道：“正面守军为重庆200师。自司令官饭田中将以下各将官无不赞叹其勇气。”
不久，200师接到命令“相机返国”。回国要跨越二道河流、三条公路的日军封锁线，每经过一条封锁线，就有一场血战。在5月18日的一次战斗中，戴安澜胸腹各中一弹，但他仍指挥部队突围。5月26日下午5点半，他伤势急剧恶化，参谋长和步兵指挥官急问，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如何把部队带回国。
这时，戴安澜已不能说话了。他用手指在地图上指了一条回国的线路，并要人将他扶起来。戴安澜向北方的祖国深情地望了一眼，才倒了下来，闭上了眼睛。
闻知父亲噩耗的第二天，戴复东见到了母亲。母子两人抱头痛哭。
7月27日，父亲的灵柩运到贵阳，戴复东前去迎灵。父亲的部下把父亲的公文包给了戴复东。他打开一看，里面是父亲写的遗嘱和日记本。戴复东还被告知父亲牺牲后是被抬在担架上的，因为天气太热，尸体腐烂了，不得不就地火化。工兵临时做了一个小棺材，盛放骨灰。进了云南境内，一个老人把自己的楠木棺材献了出来，这才把小棺材放进大棺材里。戴复东怕母亲伤心，没有告诉她棺木里装载的不是遗体而是骨灰，直到30多年以后母亲去世，戴复东也没有透露这个秘密。
当时装载灵柩的车子前部，挂着戴安澜的血衣，车上堆着花圈。戴复东和母亲弟弟坐进另外一辆小轿车里。戴复东朝车外看去，只见沿路两旁，都摆放着香案，上面供有香烛和花果。成千上万的群众，流着眼泪，“要复仇”的口号声响遏行云……
追悼大会在广西全县举行，主持大会的是蒋介石派来的代表李济深，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挥笔为民族英雄戴安澜写了挽联。
戴安澜牺牲后，戴复东一家生活很艰苦，下饭的菜总是一大碗黄芽菜汤……
1946年，蒋介石来到贵州花溪，在一个风景区的俱乐部里接见了戴复东一家，陪同接见的有蒋经国、贵州省主席杨森。晚上，有一辆汽车又把戴复东接到蒋介石下榻处。蒋介石没有出来，他的侍从交给了戴复东一笔钱……
为毛泽东设计东湖宾馆
戴复东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于是全家随之迁居南京。
1952年，戴复东被分配到同济大学当助教，毎个月60元工资。他自己留下20元，每月将40元寄到南京。半年后，戴复东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房子，就把全家都接到上海来了。不久，戴复东在上海结婚。飘泊了20多年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家。
1958年7月，湖北省委筹建东湖宾馆，专诚派人带着设计图纸到上海来征求意见。这天下午，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带着戴复东应邀来到锦江饭店。
戴复东仔细看完图纸，说：“设计没搞好，建筑物没有利用和发挥地形的优势，两者没有浑然一体的感觉。你们看！”他指着图纸，“客房在东湖旁边，可在房间里却看不见美丽的东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湖北省委的人频频点头，旁听的工程设计人员也觉得有道理。
以后，湖北省委否定了原设计方案，请戴复东设计，他婉言谢绝了。最后，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来到同济大学，宣布决定由戴复东为主完成这个政治任务。
没有退路。10月，戴复东和太太昊庐生前往武汉,她也是建筑设计的高手。没日没夜的设计开始了,其间，戴复东对一些设计要求很难理解，如，一间卧室要有七八十平方米。他想，太大了，太浪费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他对“主管”多次提出异议，据理力争，最后得到的回复是：“别多说了，你照设计要求做就是了。”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戴复东夫妇和一群同仁说说笑笑地走出招待所，来到一家小餐馆。正当他们在品尝“三仙豆皮”等风味佳肴时，忽见那个“主管”喘着气跑了进来，大声说，“啊呀，你们在这里，快跟我走！”戴复东他们大为吃惊，忙跟着走出餐馆，登上汽车。
回到省委招待所，戴复东等人被引进小礼堂。这里正在演出，台上又歌又舞。他们被带到中间靠边的座椅上。
戴复东松了一口气，原来是看演出。他心里掠过g 丝疑惑：前面八九排位置都空着，只有第一排正中坐着孤零零的一个人，怪。而中间和后面密密匝匝地坐满人。
演出结東，灯光大亮，坐在前排的那个人站起来，举手鼓掌；稍顷，那人回过头来，挥手致意——啊，毛主席！
戴复东喜出望外，聚精会神地凝视着毛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退场了。他从戴复东旁边的通道走过时，仅有伸手可触的距离，戴复东睁大眼睛，把毛主席看得真真切切。他欣喜若狂:啊，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啦！
“主管”走过来笑眯眯地问，“为谁设计房子，你现在该明白了吧。”
戴复东唯有幸福地笑着。怪不得卧室要这么大，听说毛主席的卧室和办公室、会客室是连在一起的。
东湖宾馆
毛泽东在东湖宾馆
东湖宾馆第一幢楼于1959年竣工，第二幢楼于1960年竣工。据说，毛泽东很喜欢东湖宾馆的设计风格，“文革”中，他老人家离京南巡，把东湖宾馆当作自己的家……
东湖宾馆是戴复东的代表作，他设计的作品还有很多。戴复东有不少著作,早在“文革”期间，他就偷偷地写了一本40多万字的《机场航空楼》，介绍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设计艺术，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成为建筑专业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在考察了贵州各地的石建筑后，戴教授撰写了<<石头与人>>一书，引起世界上许多学者的重视。他与太太吴庐生教授合译的英国学者的《中庭建筑）一书，备受赞誉。他获得了美国传记中心颁发的“终生成就奖”和荣誉奖杯，他还被收入《国际名人录》，荣获英国剑桥国际中心颁发的“20世纪成就奖”……
陌生人闯进门抄家
1966年底，同济新村某号底楼。
这天晚上7点多钟，戴复东刚放下饭碗，听到窗外响起一大片聒噪声。在一阵咚咚的敲门声中，戴复东上前开门。
“你家有没有藏着枪？”戴红卫兵袖章的头头问。
“没有。”
“你说没有就没有了？”红卫兵头头冷笑着一挥手，七八个男女红卫兵冲了进来。这些红卫兵都是同济入学的学生。他们喝令戴复东的母亲、妻子和儿子“滚进”9平方的小房间，勒令戴复东一人呆在客厅里，然后掘地三尺地査抄起来。红卫兵看到又大又笨重的显然是从外地带来的箱子，不禁高兴地大叫。打开来，伸进脑袋，伸进手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发现。
客厅里，戴复东坐在椅子上，平静地偏着脸。一直=坐在他旁边的那个高个子红卫兵问：“你怎么一点不紧张？”
“我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戴复东答。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战斗”结束，可红卫兵没有得到任何“战利品”。他们走到一边，压低声音说着话。戴复东听见一个女红卫兵说，“这家好穷啊，连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戴复东心想，不仅仅是我穷，爸爸妈妈小时候也穷。爸爸中午放学回家，经常跑到灶房掀锅盖，可里面空空如也。他转身从水缸里舀水当“饭”吃。妈妈过去住的房子看得见天空。一个冬天的早晨，妈妈醒来，发觉床头堆满了雪……
“好好考虑考虑，坦白从宽。”头头对戴复东说，“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
他们闹哄哄地走了。一片狼藉，全家神情黯然，戴复东看到11岁的独子在悄悄地流泪。
红卫兵刚走，造反队又来了。他们认为戴复东的“烈属证”是通过关系搞来的，要查！
这话还从1955年讲起，妹妹戴藩篱参加抗美援朝归来。她告诉哥哥，中央有个文件，凡是在抗日战争中为抵抗日本侵略者而牺牲的人，包括国民党的人，均应视为烈士。戴藩篱写信给谢觉哉申请“烈士证”，又写信给李济深。信传到周恩来手里，周总理批示“应予烈属证”。有了毛泽东签名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证”后，许多人对戴复东一家投来的目光不再是敌视的了，但也有一些人仍然认为戴复东的父亲是为国民党而死的。
外查内调，造反队查到“烈属证”是周总理签发的，于是不作声了。
之后，戴复东每天到学校参加政治学习、开会，有时打扫卫生、在蜡纸上刻写毛主席诗词，有时被拉去陪斗……
美国为戴安澜重铸勋章
1986年6月1日，戴复东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
戴复东坐在飞机上，脑子里想到的都是父亲的事。父亲牺牲5个月后，美国政府于1942年10月29日颁发给他一枚懋绩勋章，父亲成为反法西斯的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该勋章由美国国会批准，罗斯福总统亲笔签发。戴复东中学时曾见过它，全是用英文写的。解放后在一次政治运动中，戴复东亲手毁了它。之后，他饭食不香，神思恍惚，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似的。此次受弟妹的拜托，当然也是他的愿望，到美国后，要求美国政府补发那枚勋章和荣誉状的复印件。
他对父亲另有愧疚；解放初期，大学同学说他父亲是反革命，他也违心地跟着说；加入共青团以后，1951年冬天，他说过“国民党里也不全是坏人”，引起同学们的集体愤怒，群起而攻之，他被迫在会上批判父亲。妹妹参军前将父亲的遗嘱交给组织保存，可后来再也要不回来，丢了；父亲牺牲时穿的血衣保存多年，最后也不见了。如今，但愿在美国能要回勋章，以作一些弥补。可是，他也知道，这很难。
到了美国，戴复东很忙，又老是搬家。9月，他写信给里根总统，希望能补发一枚勋章和荣誉状存根的复印件。他把信扔进了校园里的蓝色邮简，心想，美国总统能收到吗？
盼了几天，没有消息。他忙于讲学，渐渐地把这事给“忘了”。
一天，戴复东来到学校，系办公室的小姐说，“戴教授，你的挂号信。”
他感到奇怪，在美国举目无亲，哪来的挂号信？
“哪里来的？”
“美国陆军部。”
他的心“咚咚”地跳起来，和美国军方接触，这不成了特务？回国讲也讲不清楚啊。
“戴教授，给你，信！”美国小姐递过来信。戴复东犹豫了一下，“豁出去”地接过信，是美国陆军部副总参谋长帕特里克· J·何兰先生写来的，写信的日期是11月3日。
亲爱的戴教授：
谢谢你9月20日给里根总统的、有关你父亲身后得到美国勋章的一封信。你一定能谅解作为我们政府的主要行政官员，总统本人不可能亲自回复每一封寄给他的信件。因此，总统命令每一行政机关指派一名具有专门知识的联邦官员以他的名义来处理那些方面的事。
授于你父亲的是一枚军团荣誉勋章（武官级）………我已请求美国陆军支援行动组织司令员重铸一枚勋章并把它直接给你寄去，估计你将在三十天内收到它。
最后是副参谋长的亲笔签名。
戴复东兴奋得流出了眼泪流。他激动地把信传给美国的老师和学生看，他们都为戴复东高兴，同时又善意和嘲讽地哈哈大笑。戴复东很窘，忙问为什么笑，原来他们在笑那位副总参谋长，竟把里根总统的姓名拚错了。
当天晚上，戴复东给国内的弟妹写信，又填了一首词以抒胸臆。
一个星期后，又有一封挂号信来了，是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勋章。
戴复东要回的勋章
往事悠悠，因为父亲，他有过荣耀；也因为父亲，他饱尝过艰辛。
“有这么一个父亲，你感到幸运吗？”我问。
“当然幸运！”他笑了，笑得很灿烂。
（原文刊载《上海滩》杂志1997年第2期）
作者柯兆银简介：
柯兆银，副编审，现任某杂志副总编辑（丛名正 摄）
《上海故事周末茶座》公众号，在今日头条平台同名同步发布，并被平台认证为优质文化领域创造者。
工作简介：
曾在《沪港经济》《浦江同舟》《浦东开发》《国际市场》等杂志和《联合时报》《上海商报》等媒体和远东出版社工作，担任责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和副总编辑。
先后采访海内外众多人物。
担任主编的图书（部分）：
1.《上海滩野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2.《老上海丛书》主编
丛书分册有《老上海名人故居》《老上海财富故事》《老上海侨民生活》《老上海摩登女性》《老上海迷人风情》（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主要作品：
1.长篇小说《高考的故事》（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6月第1版）
2.《嬴在起跑线上》丛书3种：
《学生成才的42条建议》（少儿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10位杰出中学生成才纪实》（少儿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学生成才地图》》（少儿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大德必得其寿：书画家李成勋丰年传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