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小小葡萄，一边连着加工业，一边连着旅游业，努力绘制出一幅村美、民富、产业兴的齐鲁乡村样板新篇章。
在柴胡店镇安后村，每当夏日炎炎，慕名前来采摘葡萄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尽情感受淳朴民风的同时，体验着乡村葡萄采摘的乐趣，这里的葡萄不仅味道好，酿的酒也非常醇美。村庄的环境越来越美，乡间小楼越来越漂亮，是休闲娱乐的好地方。葡萄长廊犹如条条绿色的长龙，蜿蜒在安后村每一条道路，已成为一大景观，也是生态观光旅游业的一大亮点。
据悉，安后村充分利用村内“四旁、四荒”的土地资源搞葡萄种植。大陆的葡萄酒的较早中文记载，出自西汉时期的《史记》，其中的《大宛列传》写道:“宛左右以蒲桃(葡萄的古称)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及至唐宋，关于葡萄酒的诗词就有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白居易的“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蒲萄(葡萄的又一古称)”、陆游的“如倾潋潋蒲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等千古绝唱。在金元时期，元遗山的名篇《蒲桃酒赋并序》则详细记录了葡萄酒的酿造方法:“绞蒲桃浆封而埋之，未几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
当然，葡萄酒的现代化酿造史，是肇始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南洋首富”张弼士先生在烟台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正式开启了葡萄酒的工业化酿造时代，并且创造了两项早于“旧世界”和“新世界”的纪录-“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唐代诗人王翰用最精炼的诗句表达出盛唐时期诗人对于葡萄酒的喜爱。葡萄酒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它起始于汉魏，灿烂于盛唐，鼎盛于元朝，转折于清末，到当今已经发展成为深受普通大众所喜爱的酒精饮品。
唐朝是大陆葡萄酒酿造史很辉煌的一段时期，葡萄酒的酿造已从宫廷走向民间，葡萄酒在内地开始有较大的影响力。李白十分钟爱葡萄酒，他在《对酒》中写道:“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账底奈君何。”记载了葡萄酒可以像金叵罗一样，作为少女出嫁时的陪嫁物，可见葡萄酒在当时已经普及到了民间。在唐代的葡萄酒诗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王翰的《凉州词》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作为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整首诗充满着一种必胜信念的盛唐气度，表达出一种涵盖一切的气势，同时也作为千古绝唱载入乃至世界葡萄酒文化史。
清朝最伟大的康熙皇帝也是一位热衷于饮用葡萄酒的皇帝。康熙在一次疟疾之后，养成了每天喝一杯葡萄酒的习惯，一直到其去世。他把“上品葡萄酒”比作“人乳”，认为常常饮用是很有好处的。但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大陆的葡萄酒生产虽有悠久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也曾有过辉煌的鼎盛时期，但由于朝代更迭，战乱不断，最终并没有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那样连续地发展与壮大。到清末民初，由于国力衰败，战火不断，人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满足，大陆的葡萄酒发展进入了转折点，葡萄酒文化和葡萄酒业也颓废败落。直到1892年，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在烟台芝罘创办了第一家葡萄酿酒公司即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并在烟台建立了葡萄园，从西方引进了优良的葡萄品种，引进了机械化生产方式，并且将贮酒容器也从瓮改用橡木桶。这是大陆葡萄酒业经过二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后，出现的第一个近代新型葡萄酒厂，从此大陆的葡萄酒生产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之后，青岛、北京、清徐、吉林长白山和通化等葡萄酒厂相继建立，这些厂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大陆葡萄酒工业的雏形已经形成。
北京创投市场乡村振兴探访团队曾在安后村葡萄架下了解到，柴胡店镇以果蔬闻名，是全国果菜百强镇，拥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源。安后村全村街巷搭建不锈钢葡萄架长廊近2000米，种植巨峰、阳光玫瑰、红提、青提等10余个品种，预计今年产量达30万斤，走出了“庭院经济+土地流传”的好路子，实现了“民富村强+生态宜居”的目标。不管是改善生态，还是发展经济，果品种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近年来，柴胡店镇的林果业发展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围绕实施“名果名村”工程，重点做好特色林果文章，深化与省果科所的全方位合作，拉长刘村酥梨产业链，推动梨产业转型升级，将现有的特色果品安后葡萄、山后火龙果、龙山蟠桃、沙庄苹果、杨桥黄桃、郭沟琵琶等不断发展壮大，通过特色农业产业力求实现乡村振兴发展。
神秘无垠的生态美丽而深情，诱人芬芳的葡萄酒温婉而妖娆，经过漫长岁月的酝酿，两者凝结独一无二的玉液琼浆，激荡出无限魅力。甘醇清冽的液滴，浸润着舌尖的味蕾，品味一段如梦如幻的年代，延续醉美乡村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