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小小葡萄，一邊連着加工業，一邊連着旅遊業，努力繪制出一幅村美、民富、産業興的齊魯鄉村樣闆新篇章。
在柴胡店鎮安後村，每當夏日炎炎，慕名前來采摘葡萄的遊客絡繹不絕，他們在這裡盡情感受淳樸民風的同時，體驗着鄉村葡萄采摘的樂趣，這裡的葡萄不僅味道好，釀的酒也非常醇美。村莊的環境越來越美，鄉間小樓越來越漂亮，是休閑娛樂的好地方。葡萄長廊猶如條條綠色的長龍，蜿蜒在安後村每一條道路，已成為一大景觀，也是生态觀光旅遊業的一大亮點。
據悉，安後村充分利用村内“四旁、四荒”的土地資源搞葡萄種植。大陸的葡萄酒的較早中文記載，出自西漢時期的《史記》，其中的《大宛列傳》寫道:“宛左右以蒲桃(葡萄的古稱)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及至唐宋，關于葡萄酒的詩詞就有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白居易的“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葡萄的又一古稱)”、陸遊的“如傾潋潋蒲萄酒，似擁重重貂鼠裘”等千古絕唱。在金元時期，元遺山的名篇《蒲桃酒賦并序》則詳細記錄了葡萄酒的釀造方法:“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
當然，葡萄酒的現代化釀造史，是肇始于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南洋首富”張弼士先生在煙台創辦了張裕葡萄釀酒公司，正式開啟了葡萄酒的工業化釀造時代，并且創造了兩項早于“舊世界”和“新世界”的紀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唐代詩人王翰用最精煉的詩句表達出盛唐時期詩人對于葡萄酒的喜愛。葡萄酒在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文化傳承，它起始于漢魏，燦爛于盛唐，鼎盛于元朝，轉折于清末，到當今已經發展成為深受普通大衆所喜愛的酒精飲品。
唐朝是大陸葡萄酒釀造史很輝煌的一段時期，葡萄酒的釀造已從宮廷走向民間，葡萄酒在内地開始有較大的影響力。李白十分鐘愛葡萄酒，他在《對酒》中寫道:“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賬底奈君何。”記載了葡萄酒可以像金叵羅一樣，作為少女出嫁時的陪嫁物，可見葡萄酒在當時已經普及到了民間。在唐代的葡萄酒詩中，最著名的莫過于王翰的《涼州詞》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作為盛唐時期的邊塞詩，整首詩充滿着一種必勝信念的盛唐氣度，表達出一種涵蓋一切的氣勢，同時也作為千古絕唱載入乃至世界葡萄酒文化史。
清朝最偉大的康熙皇帝也是一位熱衷于飲用葡萄酒的皇帝。康熙在一次瘧疾之後，養成了每天喝一杯葡萄酒的習慣，一直到其去世。他把“上品葡萄酒”比作“人乳”，認為常常飲用是很有好處的。但由于受曆史條件限制，大陸的葡萄酒生産雖有悠久的曆史，在人類社會的發展程序中，也曾有過輝煌的鼎盛時期，但由于朝代更疊，戰亂不斷，最終并沒有像法國、意大利、西班牙那樣連續地發展與壯大。到清末民初，由于國力衰敗，戰火不斷，人民連最基本的溫飽都得不到滿足，大陸的葡萄酒發展進入了轉折點，葡萄酒文化和葡萄酒業也頹廢敗落。直到1892年，愛國華僑實業家張弼士在煙台芝罘創辦了第一家葡萄釀酒公司即張裕葡萄釀酒公司，并在煙台建立了葡萄園，從西方引進了優良的葡萄品種，引進了機械化生産方式，并且将貯酒容器也從甕改用橡木桶。這是大陸葡萄酒業經過二千多年的漫長發展後，出現的第一個近代新型葡萄酒廠，從此大陸的葡萄酒生産技術上了一個新台階。之後，青島、北京、清徐、吉林長白山和通化等葡萄酒廠相繼建立，這些廠的規模雖然不大，但大陸葡萄酒工業的雛形已經形成。
北京創投市場鄉村振興探訪團隊曾在安後村葡萄架下了解到，柴胡店鎮以果蔬聞名，是全國果菜百強鎮，擁有着得天獨厚的生态旅遊資源。安後村全村街巷搭建不鏽鋼葡萄架長廊近2000米，種植巨峰、陽光玫瑰、紅提、青提等10餘個品種，預計今年産量達30萬斤，走出了“庭院經濟+土地流傳”的好路子，實作了“民富村強+生态宜居”的目标。不管是改善生态，還是發展經濟，果品種植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近年來，柴胡店鎮的林果業發展與時俱進，積極推進現代高效農業示範基地建設，圍繞實施“名果名村”工程，重點做好特色林果文章，深化與省果科所的全方位合作，拉長劉村酥梨産業鍊，推動梨産業轉型更新，将現有的特色果品安後葡萄、山後火龍果、龍山蟠桃、沙莊蘋果、楊橋黃桃、郭溝琵琶等不斷發展壯大，通過特色農業産業力求實作鄉村振興發展。
神秘無垠的生态美麗而深情，誘人芬芳的葡萄酒溫婉而妖娆，經過漫長歲月的醞釀，兩者凝結獨一無二的玉液瓊漿，激蕩出無限魅力。甘醇清冽的液滴，浸潤着舌尖的味蕾，品味一段如夢如幻的年代，延續醉美鄉村的美好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