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特约作者 吴甦
编辑 | 郭楠
一直以来，投资界都存在买方对卖方的鄙视链：顶级的卖方研究人员可能成为密友和参谋，但投资经理们更愿意和买方同行交流仓位和投资策略，因为他们骨子里还是认为多数卖方研究都是“纸上轻取赵括，事后完胜孔明”的夸夸其谈，卖方和他们承担的风险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你认为《对冲基金风云录》的作者长期担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战略官、首席策略师而缺乏实战经验，不免有失偏颇，因为在成为摩根士丹利合伙人之前，巴顿·比格斯早在1965年就和朋友创办了费菲尔德合伙公司，是最早的对冲基金践行者，也是业内少有的具有买方经验的卓越卖方分析师。用作者自己的话说，长期“面对无动于衷或半信半疑的听众卖弄自己理论的经历，养成了我的自负”；而作为对冲基金经理，在面对资产缩水时，“我经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
丰富的从业经验，赋予作者更为全面的视角进行行业观察，自该系列第一本书2007年引入中国市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金融从业者。如今距离巴顿·比格斯离世已超过十年，经过岁月的积淀再来重温本书，相信读者会有更多收获，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行情从来没有“不同”，不过是一次又一次贪婪与恐惧的较量。
在书中，巴顿毫不讳言自己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幸运儿”：他出生于曼哈顿上东区高尚家庭，祖父是纽约市高级卫生官员，父亲则是哈佛毕业生，长期担任纽约银行的首席投资官，家里“谈笑有鸿儒”，连美联储主席都是家中座上宾。然而年轻的巴顿“对经济学毫无热情”，耶鲁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他去了一家华盛顿的预科学校当英语老师，业余时间创作小说，做着成为大文豪的梦。巴顿的写作之路并不顺利，一封接一封拒稿信和与家人格格不入的关系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的二弟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后在华尔街一家老牌养老基金找到了工作，家里晚餐桌上的聊天让巴顿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商学院毕业后，在银行家老爸的加持下，巴顿·比格斯在父亲好友的公司谋得了一个分析师职位，29岁的他正式进入华尔街。12年后的1973年5月，摩根士丹利向巴顿伸出了橄榄枝：以3%的股权和5万美元的年薪邀请其成为合伙人，由此开启了巴顿在大摩30年的职业生涯，他也见证了摩根士丹利从一个“贵族化”的小型投资银行成长为世界顶尖的一流投行，巴顿本人也多次被《机构投资者》等业内享有盛誉的杂志评为“美国第一投资策略师”。如果他一直持有当年价值30万美元的股票，那么如今的市值约为39.84亿美元，是1973年的13280倍，年复合收益21.38%——复利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它的魅力。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在71岁从大摩退休后，财富早已自由的巴顿重新出发，像30出头刚刚自立门户的经理们一样路演、募资，发起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开启又一次“铤而走险的疯狂之旅”，因为在巴顿看来，“专业投资是世界上最好的游戏，这可能是唯一的年纪还算得上优势的游戏”。
接下来的八年里，巴顿在次贷危机、欧债风波这样险象环生的市场环境中披荆斩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冲基金风云录》系列的最后一本被译为《王者私语》，因为它记录的是一个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一位饱经世事的老人关于投资交易的点滴感悟。作者认为，“记录投资过程的煎熬和痛苦，有助于你了解自己，改善自己的投资行为”。写完本书的七周后，巴顿在儿孙亲朋的陪伴下，平静地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初读该书，你可能会被书中轮番登场的各种人物弄得眼花缭乱：有上了年纪、声如洪钟的“埃及法老”、随时准备“瞄准！开火！”的“板机”吉姆，有在太阳谷踽踽独行的黄金信徒、利用斐波那契数列预测未来的“缅因”专家、操控太空堡垒“卡拉狄加号”的彼得大帝、更有意外得到神秘的《华尔街日报》“特刊”能够预测未来，最后不幸殒命的可怜分析师。如作者所说，这些故事“像魔法鞋，像青春泉，人人都梦想过，但没人相信它真会发生，尤其是在这里——纽约这个连阳光都冰冷坚硬的丑陋城市；华尔街，这个没有爱与仁慈，只有数字与美元符号的地方。有时候，现实比幻想更离奇。”
六十多年前一封封退稿信或许让当时的文坛少了一位作家，却给资本市场贡献了一位绝佳的投资者。巴顿·比格斯的生花妙笔，经过无数市场风雨的洗礼，变得格外生动，每个故事都丝丝入扣、引人入胜。
但是热闹过后，也许读者更希望的是收获一些关于投资的真知灼见。如果说第二部《悲剧英雄》圆了作者的作家梦，创造了一部“现代版的对冲基金悲剧”；第三部《王者私语》则是作者在2010年年中到2012年5月的投资日记，主要记录了他的市场观点和投资操作，那么第一部《东邪西毒》可能是我们寻求投资秘笈的最佳选择。
一个基本问题是：巴顿·比格斯究竟是价值投资的信徒还是叛徒？正如艺术有不同流派，武侠世界有剑宗、气宗之分，投资界也分为基本面导向的价值投资派和买涨不买跌的趋势投资派。如果从其中一派转向另一派，用作者的话说“就如同一名天主教徒皈依犹太教”，令人诧异。至于作者本人，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他是“价值投资者和基本面分析的信徒”。作者极为欣赏的《股票作手回忆录》里有道，“不要期望市场会对你大喊大叫，而是要细心地倾听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细语：‘快跑’！不然就会太晚。”极端的趋势跟随风格会造成业绩的大幅波动——好光景下花团锦簇，糟起来则一塌糊涂。尽管对趋势投资者敏锐的判断力和市场嗅觉怀有深深的敬意，但作者直言自己的投资理念与他们截然不同。
然而理念是一回事，落实到投资行为时往往又是另一回事。在价值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或查理·芒格眼里，他们恐怕很难认同巴顿·比格斯的对冲基金符合他们对价值投资的理解。对冲基金最大的特点就是“做空”——无论是卖空主要指数对冲多头，还是对个股进行卖空，都是从被“卖空”的资产的价格下跌中获益。以巴菲特为代表的价值投资派一直对“做空”敬谢不敏，认为做空在长期来看对账户收益的贡献乏善可陈，甚至做空带来的频繁交易还会损害收益。
如果用棒球打比方：价值投资者们宁愿冒着被三振出局的风险，也要在球落在最有把握的击球区域时，才果断出手——因为挥棒去打那些不合适的球会大大降低他们的成功率。而对冲基金经理显然很难做到：“你看那些对冲基金——你认为他们能够等待么？他们不知道怎么等待！”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里如是说。此外，挥棒太过频繁，还会导致当你发现“好球”时，无法用全部的资本去出击。至于做空能够降低组合波动性的优势，在查理·芒格眼中也不值一提：“只要最终的结果非常好，过程有点波折又怎么样呢？所以业绩波动有点大也没关系”。
站在对冲基金经理的角度，作者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解释：投资者对波动的恐惧和相对收益的业绩评价方式，使空仓等待显得太过奢侈，我们必须“击球”。作者用“石油空头之劫”来形容自己2004年5月做空石油的经历。按照他们的分析测算，油价目标价位在20美元一桶，于是在40美元一桶的时候开始做空。不幸的是，在恐怖分子破坏伊拉克石油管线、俄罗斯石油巨头因税收问题入狱、委内瑞拉总统选举重新计票等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冲击下，油价开始以近乎垂直的角度上涨。虽然站在价值投资者的角度，价格偏离只会使投资变得更有价值，但即使是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高净值客户们也经不起业绩过山车般地上蹿下跳，于是“经年之爱化为乌有”，30年的老客户都提出了赎回申请，在作者眼里，“30年的信任就在这几个月间化为乌有”，“这不是皮肉之痛，而是钻心之痛”。手握大量现金的伯克希尔可能不在意波动，但“在形势不好的日子里，每天都要体会死一次的感觉”的对冲基金经理们更多面对的是生存或死亡的考验，因为他们的投资人会用脚投票。
无独有偶，作者还提到另一家大型投资管理公司的投资经理琼，在相对收益的困境中苦苦挣扎。琼的投资组合过去三年每年的收益比基准高差不多3%，但2004年51%的增长较基准仅仅低了5%，就被两家大客户列入“留用观察”名单，不知如何向投资人解释。56%的业绩基准中，20%是汇率作用，而琼的组合不允许持有外币资产，这意味着她需要通过纯粹投资来捕捉这20%的收益，而琼只抓到15%的成绩显然没达到及格线。“这样的业绩监控体系实在是草菅人命！”作者不无愤懑地表示。
华尔街习惯用老鼠赛跑（rat race）来形容资管行业——笼子里的老鼠不管怎么跑都离不开笼子，筋疲力尽但收效甚微，而似乎忘记了行业的本源：为持有人创造收益。经理们的收益好不好在于比较，能不能跑赢基准比业绩本身的绝对数字更为重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本末倒置。囿于相对收益的桎梏，基金经理很难像巴特菲这样“空仓”等待孤注一掷挥棒击球，因为他们的业绩基准不会是0，用作者的话说“水位下降就是资产净值的下滑”，他们等不起。一方面要求长期业绩超出基准，另一方面又对短期表现毫不放松，无论哪种都不利于投资经理做出优秀的长期投资决策，身处如此“高压”的环境，即使是价值投资者也有很多的无奈。
对投资者而言，无论做空还是做多，价值投资抑或趋势投资，其实并没那么重要，因为收益是王道——“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但无论采取哪种投资策略，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投机力量的撞击中，情绪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偏离了商业和行业的常轨。人们若是只想把股票变动和商业统计挂钩，一定会遭到灾难，因为他们的判断仍是基于事实和数据这两个基本维度，而他们参与的这场游戏却是在情绪的第三维和梦想的第四维上展开的。”这句话出自书中引用的马尔尼·温克曼的《华尔街10年》，相信中外投资者对此都会颇有同感，即使如巴菲特这样的价值投资者也会以“疯狂合伙人”来比喻市场，提出要利用市场的习性而非受制于市场的理论。
除了投资理念的阐释，作者在书里对个人投资者和专业的投资经理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直到今天看来都发人深省，值得一读再读。
首先，普通投资者应该调整预期，做长期投资。投资的复杂性毋庸赘言，普通投资者想要赢得这样的比赛绝非易事，因此预期管理十分重要：“不要去梦想自己能超越专业运动员，不要奢望自己可从专业牌手那里赢钱，在投资市场也是如此。”如果你持有基金，除非经理“表现得不再专注，出现了畏惧心理，或是改变了投资风格，”否则不该在基金表现不好的时候选择赎回，因为这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决定”。
书中提到2000年科技股大牛市之后，美国研究机构曾做过研究：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年均上涨16%；扣除平均2.2%的费率之后，股票型共同基金的年均回报率为13.8%，基本没有跑输市场。但令人惊讶的是，一般投资者的年均回报率只有7%——因为“他们总是在错误的时机在不同基金间或基金与现金间转换”。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A股市场，择时和追逐市场热点永远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试图抓住每一个“风口”，但常常被当成韭菜割得一塌糊涂；用作者的话说，注定是“徒劳无益而成本极高的举动”，这一现象值得每一个投资者深思。
如果你希望持有股票，那么不妨参考作者母亲的例子。1970年代初，作者父亲为其母选择了一个成长型（和周期性成长型）的股票组合，包括可口可乐、花旗、通用电气、辉瑞等“踏实得让人可以安心入睡的股票”。尽管成长股组合表现出众，但作为价值投资者，他们“绝对不会爱上持有的股票”，这是成长型投资者的弊病：即使基本面发生了变化，他们也常常舍不得抛弃自己的“钟爱之股”。“你可以去爱一个人，爱一个小狗，但不要迷恋一只股票”。作者和弟弟会一直关注母亲的股票组合——当公司丧失原有的成长性，他们会将其从组合中果断剔除。到母亲95岁高龄去世时，该组合的价值是初始投资的152倍，32年间的年化收益率达到17%——很多股票一年的分红比当初的股价还要高。
诚如巴菲特所说，“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不到必要时候，别去打断它。”与其说这是美国强大国运造就的奇迹，不如说这是价值投资运用于成长股的成功案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对“成长型和价值性投资均不认同，因为投资信条经常会在关键时刻失灵。但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价值投资收益更高，我更偏向于价值投资。”当然，无论哪种投资，耐心仍是必须的。
对投资经理而言，钢铁般的意志和强大的自信是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也许因为投资这行充满不安全感，投资者在失败时体会的痛苦比挣钱时的幸福多，折磨总是大于享受”。痛苦带来焦虑，焦虑又进一步造成投资者做出坏的决策。在书中，即使是最优秀的投资家也会踩错节奏、乱了舞步，一次失误之后接连出问题，甚至陷入严重的失眠，见客户前后总是胃疼得厉害，医生诊断为焦虑所致。“这就和体育比赛一样，总是自信的选手能赢。投资者总是在没有思想包袱和心无旁骛时表现得最优秀”。作者认为，整体盯着彭博终端，电脑屏幕上显示着每分钟基金的损益情况，对思维没有丝毫帮助，“时刻不停地监视自己的投资业绩既不利于你的心里健康，也不利于你的投资结果。不妨每天了解一下自己的业绩，但不要让自己的情绪被左右”。
至于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作者给出了锻炼和度假两个建议。“我热衷于锻炼，我认为这是保持健康的最佳药方——尤其是在困难的日子里，最好打一次高对抗性的比赛或是爬山。在举重或跑步时，我会在iPod上听有声书”。而在拿不准市场形势时清空所有股票，然后休假；休假结束后，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投资组合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不是作者的首创，早在20世纪前半叶两位伟大的投资家杰西·利弗莫尔和伯纳德·巴鲁克就采取了这一做法，而度假也同样令作者受益匪浅。反观国内，一般60岁退休后含饴弄孙颐养天年，鲜少见到超过70岁仍然奋斗在投资一线的从业者，英年早逝的明星经理更不是新闻，实在令人扼腕。锻炼和休假虽然听起来像陈词滥调，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广泛阅读也是作者对投资经理最重要的建议之一。“作为投资者，你必须能控制你自己的知识汲取环境，而不要让外部世界控制你。不仅商业书籍，历史、小说、诗歌都该看看——投资的关键就是洞察世事的兴衰、弄清人们情绪的潮流。这就是小说和诗歌的作用所在。”在《王者私语》的引言，作者的儿子小巴顿·比格斯说道：“他（父亲）主修历史和文学，每谈到投资，他总会引用福斯特或叶芝的诗句，或是从历史上一次著名战役中汲取经验。作为投资者，他大部分成绩无疑都可以归功于擅长将普遍性的生活哲理应用于自己的工作。”
虽然习惯了中文语境的我们对这些作品可能并不熟悉，但万变不离其宗，作者广泛阅读的建议，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同为投资界常青树的查理·芒格也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他本人甚至以“一本长了两条腿的书”自喻。有意思的是，两位投资大家都对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推崇备至，作者认为这“无疑是我读过的最优美真实的传记，我时常重温”，在书中甚至用了一章的篇幅单独介绍此书。除了经济学家的身份，凯恩斯也是一位宏观投资者，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比作者他们早了整整一代人。作者眼里，在投资领域凯恩斯“是个用科学武装起来的赌徒，利用经济循环的波动投机货币和商品期货”，而且用足了杠杆，这与如今的对冲基金运营者们几乎如出一辙。
虽然作者含着金汤匙出生，但他并不认为投资成功与出生名门或名校毕业有什么关联。“一份金光闪闪的简历可能成为你找工作的敲门砖，但大多数投资赢家出身并不显赫，只是拥有头脑、胆识、决心和直觉。衡量投资的是业绩、是数字”，这也许就是作者在《悲剧英雄》中要将主人公乔·希尔的成长背景设定为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偏远小镇的原因，出身贫寒的乔·希尔以橄榄球特长生的身份获得全额奖学金，进了一所三流大学，但凭借好胜心、拼劲和韧性在对冲基金界闯出了一片天。
再看国内金融行业，“内卷”程度不亚于华尔街，“唯出身论”更是甚嚣尘上，没关系、没背景的寒门学子想在券商、基金找到一份体面的投资工作简直难如登天。但拥有40年职业投资经验的作者一直试图告诉读者：在投资界“唯出身论”没有市场，“职业投资者要想成功，至少得对智力竞争怀有喜爱和激情，并能够应对压力和逆境。专注和贪婪还不够，基金经理们应当真正热爱这场游戏的复杂性”。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投资是一场人人都能参与的公平竞争，这也许正是其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