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特約作者 吳甦
編輯 | 郭楠
一直以來，投資界都存在買方對賣方的鄙視鍊：頂級的賣方研究人員可能成為密友和參謀，但投資經理們更願意和買方同行交流倉位和投資政策，因為他們骨子裡還是認為多數賣方研究都是“紙上輕取趙括，事後完勝孔明”的誇誇其談，賣方和他們承擔的風險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你認為《對沖基金風雲錄》的作者長期擔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戰略官、首席政策師而缺乏實戰經驗，不免有失偏頗，因為在成為摩根士丹利合夥人之前，巴頓·比格斯早在1965年就和朋友創辦了費菲爾德合夥公司，是最早的對沖基金踐行者，也是業内少有的具有買方經驗的卓越賣方分析師。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長期“面對無動于衷或半信半疑的聽衆賣弄自己理論的經曆，養成了我的自負”；而作為對沖基金經理，在面對資産縮水時，“我經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
豐富的從業經驗，賦予作者更為全面的視角進行行業觀察，自該系列第一本書2007年引入中國市場，影響了一代又一代金融從業者。如今距離巴頓·比格斯離世已超過十年，經過歲月的積澱再來重溫本書，相信讀者會有更多收獲，因為“太陽底下無新事”——行情從來沒有“不同”，不過是一次又一次貪婪與恐懼的較量。
在書中，巴頓毫不諱言自己是個“含着金湯匙出生的幸運兒”：他出生于曼哈頓上東區高尚家庭，祖父是紐約市進階衛生官員，父親則是哈佛畢業生，長期擔任紐約銀行的首席投資官，家裡“談笑有鴻儒”，連美聯儲主席都是家中座上賓。然而年輕的巴頓“對經濟學毫無熱情”，耶魯大學英語系畢業後，他去了一家華盛頓的預科學校當英語老師，業餘時間創作小說，做着成為大文豪的夢。巴頓的寫作之路并不順利，一封接一封拒稿信和與家人格格不入的關系使他重新審視自己的職業生涯——他的二弟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畢業後在華爾街一家老牌養老基金找到了工作，家裡晚餐桌上的聊天讓巴頓覺得自己是個傻子。
商學院畢業後，在銀行家老爸的加持下，巴頓·比格斯在父親好友的公司謀得了一個分析師職位，29歲的他正式進入華爾街。12年後的1973年5月，摩根士丹利向巴頓伸出了橄榄枝：以3%的股權和5萬美元的年薪邀請其成為合夥人，由此開啟了巴頓在大摩30年的職業生涯，他也見證了摩根士丹利從一個“貴族化”的小型投資銀行成長為世界頂尖的一流投行，巴頓本人也多次被《機構投資者》等業内享有盛譽的雜志評為“美國第一投資政策師”。如果他一直持有當年價值30萬美元的股票，那麼如今的市值約為39.84億美元，是1973年的13280倍，年複合收益21.38%——複利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它的魅力。
故事到這裡還沒有結束。在71歲從大摩退休後，财富早已自由的巴頓重新出發，像30出頭剛剛自立門戶的經理們一樣路演、募資，發起了自己的對沖基金，開啟又一次“铤而走險的瘋狂之旅”，因為在巴頓看來，“專業投資是世界上最好的遊戲，這可能是唯一的年紀還算得上優勢的遊戲”。
接下來的八年裡，巴頓在次貸危機、歐債風波這樣險象環生的市場環境中披荊斬棘，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對沖基金風雲錄》系列的最後一本被譯為《王者私語》，因為它記錄的是一個個夜深人靜的夜晚，一位飽經世事的老人關于投資交易的點滴感悟。作者認為，“記錄投資過程的煎熬和痛苦，有助于你了解自己，改善自己的投資行為”。寫完本書的七周後，巴頓在兒孫親朋的陪伴下，平靜地走完了自己傳奇的一生。初讀該書，你可能會被書中輪番登場的各種人物弄得眼花缭亂：有上了年紀、聲如洪鐘的“埃及法老”、随時準備“瞄準！開火！”的“闆機”吉姆，有在太陽谷踽踽獨行的黃金信徒、利用斐波那契數列預測未來的“緬因”專家、操控太空堡壘“卡拉狄加号”的彼得大帝、更有意外得到神秘的《華爾街日報》“特刊”能夠預測未來，最後不幸殒命的可憐分析師。如作者所說，這些故事“像魔法鞋，像青春泉，人人都夢想過，但沒人相信它真會發生，尤其是在這裡——紐約這個連陽光都冰冷堅硬的醜陋城市；華爾街，這個沒有愛與仁慈，隻有數字與美元符号的地方。有時候，現實比幻想更離奇。”
六十多年前一封封退稿信或許讓當時的文壇少了一位作家，卻給資本市場貢獻了一位絕佳的投資者。巴頓·比格斯的生花妙筆，經過無數市場風雨的洗禮，變得格外生動，每個故事都絲絲入扣、引人入勝。
但是熱鬧過後，也許讀者更希望的是收獲一些關于投資的真知灼見。如果說第二部《悲劇英雄》圓了作者的作家夢，創造了一部“現代版的對沖基金悲劇”；第三部《王者私語》則是作者在2010年年中到2012年5月的投資日記，主要記錄了他的市場觀點和投資操作，那麼第一部《東邪西毒》可能是我們尋求投資秘笈的最佳選擇。
一個基本問題是：巴頓·比格斯究竟是價值投資的信徒還是叛徒？正如藝術有不同流派，武俠世界有劍宗、氣宗之分，投資界也分為基本面導向的價值投資派和買漲不買跌的趨勢投資派。如果從其中一派轉向另一派，用作者的話說“就如同一名天主教徒皈依猶太教”，令人詫異。至于作者本人，書中不止一次提到，他是“價值投資者和基本面分析的信徒”。作者極為欣賞的《股票作手回憶錄》裡有道，“不要期望市場會對你大喊大叫，而是要細心地傾聽那一絲若有若無的細語：‘快跑’！不然就會太晚。”極端的趨勢跟随風格會造成業績的大幅波動——好光景下花團錦簇，糟起來則一塌糊塗。盡管對趨勢投資者敏銳的判斷力和市場嗅覺懷有深深的敬意，但作者直言自己的投資理念與他們截然不同。
然而理念是一回事，落實到投資行為時往往又是另一回事。在價值投資大師沃倫·巴菲特或查理·芒格眼裡，他們恐怕很難認同巴頓·比格斯的對沖基金符合他們對價值投資的了解。對沖基金最大的特點就是“做空”——無論是賣空主要指數對沖多頭，還是對個股進行賣空，都是從被“賣空”的資産的價格下跌中獲益。以巴菲特為代表的價值投資派一直對“做空”敬謝不敏，認為做空在長期來看對賬戶收益的貢獻乏善可陳，甚至做空帶來的頻繁交易還會損害收益。
如果用棒球打比方：價值投資者們甯願冒着被三振出局的風險，也要在球落在最有把握的擊球區域時，才果斷出手——因為揮棒去打那些不合适的球會大大降低他們的成功率。而對沖基金經理顯然很難做到：“你看那些對沖基金——你認為他們能夠等待麼？他們不知道怎麼等待！”查理·芒格在《窮查理寶典》裡如是說。此外，揮棒太過頻繁，還會導緻當你發現“好球”時，無法用全部的資本去出擊。至于做空能夠降低組合波動性的優勢，在查理·芒格眼中也不值一提：“隻要最終的結果非常好，過程有點波折又怎麼樣呢？是以業績波動有點大也沒關系”。
站在對沖基金經理的角度，作者對自己的行為給出了解釋：投資者對波動的恐懼和相對收益的業績評價方式，使空倉等待顯得太過奢侈，我們必須“擊球”。作者用“石油空頭之劫”來形容自己2004年5月做空石油的經曆。按照他們的分析測算，油價目标價位在20美元一桶，于是在40美元一桶的時候開始做空。不幸的是，在恐怖分子破壞伊拉克石油管線、俄羅斯石油巨頭因稅收問題入獄、委内瑞拉總統選舉重新計票等一系列外部事件的沖擊下，油價開始以近乎垂直的角度上漲。雖然站在價值投資者的角度，價格偏離隻會使投資變得更有價值，但即使是風險承受能力較高的高淨值客戶們也經不起業績過山車般地上蹿下跳，于是“經年之愛化為烏有”，30年的老客戶都提出了贖回申請，在作者眼裡，“30年的信任就在這幾個月間化為烏有”，“這不是皮肉之痛，而是鑽心之痛”。手握大量現金的伯克希爾可能不在意波動，但“在形勢不好的日子裡，每天都要體會死一次的感覺”的對沖基金經理們更多面對的是生存或死亡的考驗，因為他們的投資人會用腳投票。
無獨有偶，作者還提到另一家大型投資管理公司的投資經理瓊，在相對收益的困境中苦苦掙紮。瓊的投資組合過去三年每年的收益比基準高差不多3%，但2004年51%的增長較基準僅僅低了5%，就被兩家大客戶列入“留用觀察”名單，不知如何向投資人解釋。56%的業績基準中，20%是匯率作用，而瓊的組合不允許持有外币資産，這意味着她需要通過純粹投資來捕捉這20%的收益，而瓊隻抓到15%的成績顯然沒達到及格線。“這樣的業績監控體系實在是草菅人命！”作者不無憤懑地表示。
華爾街習慣用老鼠賽跑（rat race）來形容資管行業——籠子裡的老鼠不管怎麼跑都離不開籠子，筋疲力盡但收效甚微，而似乎忘記了行業的本源：為持有人創造收益。經理們的收益好不好在于比較，能不能跑赢基準比業績本身的絕對數字更為重要，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本末倒置。囿于相對收益的桎梏，基金經理很難像巴特菲這樣“空倉”等待孤注一擲揮棒擊球，因為他們的業績基準不會是0，用作者的話說“水位下降就是資産淨值的下滑”，他們等不起。一方面要求長期業績超出基準，另一方面又對短期表現毫不放松，無論哪種都不利于投資經理做出優秀的長期投資決策，身處如此“高壓”的環境，即使是價值投資者也有很多的無奈。
對投資者而言，無論做空還是做多，價值投資抑或趨勢投資，其實并沒那麼重要，因為收益是王道——“白貓黑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但無論采取哪種投資政策，有一點是肯定的：“在投機力量的撞擊中，情緒所扮演的角色已經偏離了商業和行業的常軌。人們若是隻想把股票變動和商業統計挂鈎，一定會遭到災難，因為他們的判斷仍是基于事實和資料這兩個基本次元，而他們參與的這場遊戲卻是在情緒的第三維和夢想的第四維上展開的。”這句話出自書中引用的馬爾尼·溫克曼的《華爾街10年》，相信中外投資者對此都會頗有同感，即使如巴菲特這樣的價值投資者也會以“瘋狂合夥人”來比喻市場，提出要利用市場的習性而非受制于市場的理論。
除了投資理念的闡釋，作者在書裡對個人投資者和專業的投資經理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直到今天看來都發人深省，值得一讀再讀。
首先，普通投資者應該調整預期，做長期投資。投資的複雜性毋庸贅言，普通投資者想要赢得這樣的比賽絕非易事，是以預期管理十分重要：“不要去夢想自己能超越專業運動員，不要奢望自己可從專業牌手那裡赢錢，在投資市場也是如此。”如果你持有基金，除非經理“表現得不再專注，出現了畏懼心理，或是改變了投資風格，”否則不該在基金表現不好的時候選擇贖回，因為這是“一個代價昂貴的錯誤決定”。
書中提到2000年科技股大牛市之後，美國研究機構曾做過研究：同期标準普爾500指數年均上漲16%；扣除平均2.2%的費率之後，股票型共同基金的年均回報率為13.8%，基本沒有跑輸市場。但令人驚訝的是，一般投資者的年均回報率隻有7%——因為“他們總是在錯誤的時機在不同基金間或基金與現金間轉換”。同樣的現象也存在于A股市場，擇時和追逐市場熱點永遠是人們樂此不疲的話題，試圖抓住每一個“風口”，但常常被當成韭菜割得一塌糊塗；用作者的話說，注定是“徒勞無益而成本極高的舉動”，這一現象值得每一個投資者深思。
如果你希望持有股票，那麼不妨參考作者母親的例子。1970年代初，作者父親為其母選擇了一個成長型（和周期性成長型）的股票組合，包括可口可樂、花旗、通用電氣、輝瑞等“踏實得讓人可以安心入睡的股票”。盡管成長股組合表現出衆，但作為價值投資者，他們“絕對不會愛上持有的股票”，這是成長型投資者的弊病：即使基本面發生了變化，他們也常常舍不得抛棄自己的“鐘愛之股”。“你可以去愛一個人，愛一個小狗，但不要迷戀一隻股票”。作者和弟弟會一直關注母親的股票組合——當公司喪失原有的成長性，他們會将其從組合中果斷剔除。到母親95歲高齡去世時，該組合的價值是初始投資的152倍，32年間的年化收益率達到17%——很多股票一年的分紅比當初的股價還要高。
誠如巴菲特所說，“複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不到必要時候，别去打斷它。”與其說這是美國強大國運造就的奇迹，不如說這是價值投資運用于成長股的成功案例。用作者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不可知論者”，對“成長型和價值性投資均不認同，因為投資信條經常會在關鍵時刻失靈。但因為大多數情況下價值投資收益更高，我更偏向于價值投資。”當然，無論哪種投資，耐心仍是必須的。
對投資經理而言，鋼鐵般的意志和強大的自信是事業成功的必要條件。“也許因為投資這行充滿不安全感，投資者在失敗時體會的痛苦比掙錢時的幸福多，折磨總是大于享受”。痛苦帶來焦慮，焦慮又進一步造成投資者做出壞的決策。在書中，即使是最優秀的投資家也會踩錯節奏、亂了舞步，一次失誤之後接連出問題，甚至陷入嚴重的失眠，見客戶前後總是胃疼得厲害，醫生診斷為焦慮所緻。“這就和體育比賽一樣，總是自信的選手能赢。投資者總是在沒有思想包袱和心無旁骛時表現得最優秀”。作者認為，整體盯着彭博終端，電腦螢幕上顯示着每分鐘基金的損益情況，對思維沒有絲毫幫助，“時刻不停地監視自己的投資業績既不利于你的心裡健康，也不利于你的投資結果。不妨每天了解一下自己的業績，但不要讓自己的情緒被左右”。
至于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緒，作者給出了鍛煉和度假兩個建議。“我熱衷于鍛煉，我認為這是保持健康的最佳藥方——尤其是在困難的日子裡，最好打一次高對抗性的比賽或是爬山。在舉重或跑步時，我會在iPod上聽有聲書”。而在拿不準市場形勢時清空所有股票，然後休假；休假結束後，開始建立一個新的投資組合也是不錯的選擇。
這不是作者的首創，早在20世紀前半葉兩位偉大的投資家傑西·利弗莫爾和伯納德·巴魯克就采取了這一做法，而度假也同樣令作者受益匪淺。反觀國内，一般60歲退休後含饴弄孫頤養天年，鮮少見到超過70歲仍然奮鬥在投資一線的從業者，英年早逝的明星經理更不是新聞，實在令人扼腕。鍛煉和休假雖然聽起來像陳詞濫調，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廣泛閱讀也是作者對投資經理最重要的建議之一。“作為投資者，你必須能控制你自己的知識汲取環境，而不要讓外部世界控制你。不僅商業書籍，曆史、小說、詩歌都該看看——投資的關鍵就是洞察世事的興衰、弄清人們情緒的潮流。這就是小說和詩歌的作用所在。”在《王者私語》的引言，作者的兒子小巴頓·比格斯說道：“他（父親）主修曆史和文學，每談到投資，他總會引用福斯特或葉芝的詩句，或是從曆史上一次著名戰役中汲取經驗。作為投資者，他大部分成績無疑都可以歸功于擅長将普遍性的生活哲理應用于自己的工作。”
雖然習慣了中文語境的我們對這些作品可能并不熟悉，但萬變不離其宗，作者廣泛閱讀的建議，具有很強的普适性。同為投資界常青樹的查理·芒格也提出過同樣的建議，他本人甚至以“一本長了兩條腿的書”自喻。有意思的是，兩位投資大家都對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的《凱恩斯傳》推崇備至，作者認為這“無疑是我讀過的最優美真實的傳記，我時常重溫”，在書中甚至用了一章的篇幅單獨介紹此書。除了經濟學家的身份，凱恩斯也是一位宏觀投資者，一個對沖基金經理，比作者他們早了整整一代人。作者眼裡，在投資領域凱恩斯“是個用科學武裝起來的賭徒，利用經濟循環的波動投機貨币和商品期貨”，而且用足了杠杆，這與如今的對沖基金營運者們幾乎如出一轍。
雖然作者含着金湯匙出生，但他并不認為投資成功與出生名門或名校畢業有什麼關聯。“一份金光閃閃的履歷可能成為你找工作的敲門磚，但大多數投資赢家出身并不顯赫，隻是擁有頭腦、膽識、決心和直覺。衡量投資的是業績、是數字”，這也許就是作者在《悲劇英雄》中要将主人公喬·希爾的成長背景設定為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偏遠小鎮的原因，出身貧寒的喬·希爾以橄榄球特長生的身份獲得全額獎學金，進了一所三流大學，但憑借好勝心、拼勁和韌性在對沖基金界闖出了一片天。
再看國内金融行業，“内卷”程度不亞于華爾街，“唯出身論”更是甚嚣塵上，沒關系、沒背景的寒門學子想在券商、基金找到一份體面的投資工作簡直難如登天。但擁有40年職業投資經驗的作者一直試圖告訴讀者：在投資界“唯出身論”沒有市場，“職業投資者要想成功，至少得對智力競争懷有喜愛和激情，并能夠應對壓力和逆境。專注和貪婪還不夠，基金經理們應當真正熱愛這場遊戲的複雜性”。雖然過程很艱難，但投資是一場人人都能參與的公平競争，這也許正是其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