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伟人，也是凡人。
邓小平心系天下，心系中国，也有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
什么是爱情？不同的爱情观可能会对此有不同的回答。有人把它比作鲜花，从中可获得无限的幸福。有人把它比作苦酒，从中感受到痛苦的忧愁；也有人把它看得神秘莫测。
当然，这些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爱情要以“互爱为前提”。爱情是人类一种复杂、圣洁、崇高的感情交流，即由双方两颗心灵弹拨出来的和弦，而不是单独一方面发出的独奏曲。
真正爱情的基础，在于男女双方理想的合拍，志向的趋同，性格的一致，情趣的投契。
如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一样，他在爱情婚姻的问题上也历经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
邓小平曾两次失妻。如果说第一次是由于天灾所致，第二次则是“人祸”造成的。但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合可称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岁月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给后人留下了永远值得传诵的佳话。
可以说，邓小平不仅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是家庭的核心。在他的核心作用下，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美满、幸福的家庭。
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叫张锡瑗，他们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更是一对感情笃深的年轻夫妻。
张锡瑗生于1907年，原籍河北省房山县良乡。张锡瑗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是该校学潮中的骨干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到北京，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约于1925年下半年，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结识了邓小平。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父亲和张锡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只是同学，只是战友，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1926年底，邓小平便奉命回国，参加国内的大革命活动。当时，邓小平在武汉任党中央秘书。这时，他惊喜地遇到了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
1927年秋天，张锡瑗经蒙古回国后，她领导了一次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罢工后也到了武汉，在党中央秘书处工作。
不久，党中央迁往上海，二人也同往上海，张锡瑗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
1928年年初，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2岁。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同志们特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30多人参加了婚礼。
据参加过邓小平和张锡瑗婚礼的郑超麟老人，还有和张锡瑗一起工作过的朱月倩、朱端绶等老人回忆说：张锡瑗人长得很漂亮，白净的脸，很秀气、很温柔、性格开朗、活泼、温和，讲话轻声轻气，待人热情、诚恳、很友好，个子160厘米高。
因为那时做的是地下工作，扮装的是有钱人，所以张锡瑗也是穿旗袍、短头发、穿高跟鞋。邓小平也是穿长袍，戴博士帽。两人十分相配。
他们俩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更是一对感情圣洁而又纯真的年轻夫妻，他们俩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互敬互爱，经常有说有笑。
婚后，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们同周恩来和邓颖超两对夫妇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夫妇住在楼下。
青年周恩来
邓颖超曾经说过：他们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
1929年7月到8月间，邓小平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船经香港，赶赴广西。
这时的邓小平已经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9月10日，他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此后，广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1930年1月，邓小平受命回到上海，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广西的工作。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他的妻子。
此时，张锡瑗正在上海宝隆医院待产。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可是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
邓小平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在医院日夜陪伴着妻子。但因医疗条件差，张锡瑗不幸去世。
孩子生下来后，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张锡瑗的妹妹）家里，可能因为难产的关系，没几天也死了。这是一个女孩儿。
这时，广西形势逼人，军情如火。邓小平连妻子也未来得及掩埋，便又匆匆赶去广西。后来委托李强安葬了张锡瑗。
李强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都由他去安葬。李强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
当时给张锡瑗送葬的还有邓颖超和张锡瑗的妈妈，以及妹妹张晓梅。
据邓垦回忆说：他在1931年去上海念书，5月份找到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兄长。邓小平还带他到江湾公墓看了张锡瑗的墓。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和卓琳一起去查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建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
幸亏李强的记忆力好，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
邓小平和卓琳发现那里已被水淹了，于是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烈士的遗骨一起，两个小棺木，都放在邓小平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也就是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个房子。
不久，邓小平离开上海，率军南下、西进，进军大西南。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最后于1969年张锡瑗和苏兆征的遗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后来，上海烈士陵园改名为龙华革命公墓。张锡瑗那块朴素简单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一张端正秀丽的照片镶嵌在石碑之上。
这是她在短短的24年的生活中仅存的一张照片。那是1926年，张锡瑗和中山大学的20位女同学一起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疗养院照了一张集体像。
像片中的她，美丽文静的面容，非常精神的短发，和同学们站在一起的亲热姿态，都非常真切。
谁能从照片上看出，这个女孩子般的年轻党员，已经经历革命斗争的锤炼了呢？
张锡瑗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她在国内的家人，一直到1978年，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工作人员才从她的亲人手中找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张锡瑗
现在，张锡瑗和苏兆征、杨贤江、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的青松翠柏之中。
共产党人不是没有感情，不是没有眼泪。
有多少共产党人同邓小平一样，在他们失掉了亲人和战友之后，则把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中，把眼泪强行吞进肚里。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张锡瑗的不幸去世，使邓小平失去一位好妻子、好同学、好同志、好战友。多少年来，邓小平一直将张锡瑗深深地埋在心里。
1990年，邓小平视察上海，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他亲自祭扫原配的陵墓。
在张锡瑗的墓前，邓小平眼含热泪，心中的千言万语，化成了一句话：“锡瑗，历尽百转千回，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他对一旁的女儿邓榕说道：“这是你张妈妈，快叫妈妈！”
虽然张锡瑗和邓榕没有血缘关系，但在这一刻，他们早已血浓于水！
邓榕的母亲卓琳，是邓小平的第三任妻子，也是他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卓琳和邓小平的相识颇具戏剧性。
1939年7月，邓小平回到延安的。夏天的延安，酷热难当。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延安，原来是准备参加七大，不料七大推迟召开，由于前方需要，他不能在延安多留。
那时，邓小平没有妻子，大家非常关心这件事，于是，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一个。
当时延安的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战时期，来了很多女同志到这里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卓琳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北公学已经毕业了，所以就介绍给邓小平了。
当时卓琳对邓小平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一个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前线的领导干部，但是，他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到底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她却一点儿也不清楚。
革命者自有革命者的感情世界和情感生活。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卓琳和邓小平联系到了一起。
卓琳，原名浦琼英，云南宣威人。她的父亲是云南著名的“火腿大王”浦在廷。
1916年4月卓琳出生，由于在家排行最小，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她从小就非常聪明颖慧，活泼开朗。15岁时，她就被选为云南省参加全国运动会少年组60米短跑的田径选手。
正当她随队出发抵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占领了东北三省。
国难当头，运动会也不开了，云南省代表团只好中途折返。但这时的卓琳决心走出云南，到北平去读书。
于是她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很快得到家里的支持。她来到北平后，经过几个月的补习，于1932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卓琳性格开朗，喜欢社交活动，结交了一些同乡好友，如电影演员张瑞芳，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胡乔木的夫人谷雨等都是她的至交。
1935年“华北事变”后，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达到高潮。卓琳和许多爱国学生一起，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一二九运动
1936年卓琳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她积极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活动，开始投身革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卓琳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当时中国许多进步青年共同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几经辗转，来到了延安后，她考入了陕北公学。经过3至4个月的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在学校的图书馆工作。
1938年初，卓琳光荣地入了党。后来，她在陕北公学担任了一期十二队的队长。
不久，她又被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以后到敌后去从事抗日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她的名字由浦琼英改为卓琳。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毛主席居住的窑洞前的山坡上摆出了一些桌子，组织上为两对新婚夫妇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
卓琳
两对新婚夫妇，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
颇为遗憾的是，被邓小平一直尊为兄长的周恩来，因在此前落马摔伤去苏联医治，没能参加他的婚礼。
婚礼非常热闹。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桌子上摆的是金黄色的小米饭、大红枣等等，最奢侈的不过是炒了几个鸡蛋。
参加婚礼的，虽然都是延安的显赫人员，却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脚踏布履，膝上打着补丁，然而却显得特别精神。
两对新郎和新娘一起照了一张相。限于当时艰苦的条件，拍出的相片有些模糊不清，但是看得出他们当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邓小平和卓琳的脸上都充满着微笑。这是一张有永久的纪念意义的珍贵照片。
婚礼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大家纷纷庆贺两对新婚夫妇，开怀畅饮。
孔原在高兴之中，喝酒喝的很多，最后醉了，在新婚之夜就挨了夫人许明的数落。邓小平来者不拒，有敬就饮，一杯接着一杯，竟然未醉。
熟悉邓小平的刘英感到非常奇怪：小平过去是不怎么能喝酒的，今天如此“豪饮”，怎么能够一点不醉呢？
原来，邓小平喝的是白开水。婚礼上，李富春和邓发念着友情的份上，知道邓小平不会喝酒，怕他喝醉了，就悄悄弄了一瓶白水给他充酒，使得他免于一醉。
几天以后，卓琳就和新婚的丈夫、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一道启程，奔赴前方，奔向太行。
这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
邓小平一回到一二九师师部，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作战指挥中去。
卓琳所在的八路军总部，虽说是机关，但是在太行山上，仍然时常要接受枪林弹雨的考验。她毫不畏惧地跟随机关和部队一起行军、转战、反“扫荡”。
1940年，邓小平所在的太行区，被日本侵略军多次“围剿”，处境艰难。这时候，卓琳从八路军总部来到邓小平的身边，被分配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工作。
卓琳与邓小平在太行山共同度过了5年的艰苦岁月。5年里，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相亲相爱，并先后生了3个儿女。
那时候，条件艰苦，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卓琳只能忍痛将他们寄养在老乡家里。
直到抗战结束，1945年12月，刘邓司令部迁至武安县以后，卓琳才将3个孩子都接回了身边，全家5口人在武安暂居下来。这是有了3个孩子以来，全家第一次团聚。
此后，卓琳每日忙于照看3个吵吵闹闹的孩子，使家慢慢地安顿下来，邓小平则每日忙于军政大事。
后来，他们又到过邯郸、洛阳、上海、重庆。在重庆，家里又增加3人：小女儿、小儿子和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
卓琳仍旧担当起教育子女，照顾家庭的重任。随着职务的变动，邓小平更忙了。
1952年，邓小平奉调到中央工作，卓琳及5个儿女和夏伯根随他到了北京。
进京后，卓琳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任邓小平的生活秘书。这段时期，由于体弱多病，她主要在家中主持家务，照料邓小平的生活。
卓琳除了照顾邓小平的生活外，还帮助他整理、抄写文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时工作忙，她与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多端，始终挡不住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感。
1969年秋，经过战争磨练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
到江西后，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夫妻二人，加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卓琳给了邓小平许许多多的关心和抚慰，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在江西的劳动，他们被安排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进行。每天，卓琳和邓小平在由住地“将军楼”通往工厂的小道上行走时，卓琳总要走在前面为丈夫开道，生怕比自己大12岁的丈夫摔跤。
这条路荆棘遍布，杂草丛生，凹凸不平，不利于老年人行走。特别是遇到阴天下雨，更是泥泞不堪。
每当这时，卓琳就更加注意邓小平的安全。有时候，她一只手搀扶着邓小平的胳膊，另一只手为他撑伞，嘴里还不断地提醒他多加注意，小心脚底打滑。日久天长，他们踩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
在江西，卓琳伴随邓小平开始了长达3年多的劳动生涯，成了“将军楼”里的新主妇。
邓小平回到北京，重新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后，工作十分繁忙。卓琳则投入很大的精力，积极帮助处理一些丈夫无暇顾及的事情。
卓琳虽然是家里的主妇，但是，她的烹调手艺并不被孩子们看好。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的烹饪技术要高出母亲一筹，做的菜特别具有川菜风味。因而，有时候，邓小平特意为卓琳寻找“实习锻炼的好机会”。
每逢节日，邓小平总是让工作人员早点回家团聚。节日里，煮饭烧菜的任务自然就落到夫人卓琳的身上。
卓琳则一边动手，一边叫女儿帮忙打下手，一阵“叮当、叮当”的锅碗瓢盆交响曲过后，香味就从厨房里散出来。不一会儿，桌上便摆满了美味佳肴。
节日的餐桌上，邓小平总要为夫人倒上一杯葡萄酒，说道：“辛苦了，节日的厨师，我来敬你一杯。”
说罢，自己先举起酒杯。小小的敬意，寄寓着邓小平对妻子卓琳的一片深情。
1988年，卓琳、邓小平度过了金婚纪念日。夫妻两人生肖均属龙，那一年，恰好也是龙年。
几十年的夫妻情，简直是一曲和谐动听的交响乐。
卓琳，她深深地理解邓小平，为邓小平的事业即中国人民的事业和党的事业，付出了个人的一些牺牲，她深深地爱着邓小平，既有妻子之爱，也有同志之爱和战友之爱。
她深深地相信邓小平，在邓小平蒙受屈辱的情况下，忠贞不渝，成为邓小平的终身伴侣。
邓小平的一生，之所以能够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他支持、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爱儿女，是人之常情。天下父母都有一颗牵挂儿女的心，邓小平夫妇也不例外。
邓小平疼爱子女，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他既不重男轻女或重女轻男，也不重大轻小或重小轻大。
他对男孩和女孩，对老大和老小，都是不偏不倚的，对所有的子女一样公平看待，不分亲疏。
养育儿女，是每一位做父母的人应尽的义务。
作为慈父的邓小平，十分喜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和孩子相聚，共享天伦之乐。因此，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就落在了当母亲的卓琳肩上。
邓家子女的事情，无论大小，从生活到学习，都是卓琳里里外外一把抓。
难怪，女儿们说：“我们的事都是妈妈管的，爸爸从来不闻不问。”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个家庭里，爸爸当然是核心了，但妈妈却是中心，我们这一群孩子，是围绕在妈妈身边儿长大的。”
“爸爸忙，教育孩子的工作主要是妈妈的。”
就连给女儿们起名儿的事，邓小平都授权给了卓琳。
卓琳为三个女儿全取了单名：邓林、邓楠、邓榕。“林”、'楠”、“榕”，都与卓琳自己的名字有关。
卓琳的“琳”，去掉“王”字旁为“林”，先用来给大女儿命名；“林”再分成两半为“木”，分别与“南”、“容”组合，两个小女儿的名就出来了。
此外，以“林”作名和以“木”入名，卓琳显然还有望女成林之意。
如前所述，邓小平与卓琳一共有5个孩子，二男三女。老大、老二和老三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历经艰辛，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成长起来。
大女儿邓林，生于1941年9月，是卓琳与邓小平的第一个孩子，因而当她哇哇落地后，夫妻两人十分高兴。
结婚生子，毕竟是人生中的一桩大事。然而，这喜事的降临，又给他们心中增加了许多惆怅。
当时，抗日战争正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军经常“围剿”、“扫荡”，他们没有时间照料孩子。邓林只吃了母亲7天的奶水，就被送到了一个农民家去哺养，卓琳则随部队转移了。
大儿子邓朴方，是邓家的长子，生于1944年。出生后卓琳没有奶水，只好也忍痛将他送到麻田镇河对岸的一个农民家哺养。
转年，二女儿邓楠出世。同样，又被送到一个农民家去哺养。
这三个孩子喝着太行山老百姓的奶水和小米粥，在战争的硝烟中，都顽强地活下来。
1945年底，晋冀鲁豫区领导机关迁至河北武安。到武安后，卓琳将三个孩子都接回身边。
后来，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和平岁月来临，卓琳又生下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
她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比以前更加忙碌了。好在，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来到身边，帮助料理家里的生活，才使得卓琳有精力抓孩子们的教育和学习。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卓琳和邓小平观点比较一致，都是很民主，注意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
邓林10多岁的时候非常喜欢唱歌。那时，最流行的抗美援朝歌曲和苏联歌曲，她几乎都会唱。
卓琳知道女儿这个爱好后，不但不反对，反而说道：“既然这么爱唱歌，要不就去学音乐吧。”
不久，邓林终于如愿以偿，转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但不幸的是，她的喉头染了重病，去苏联做了手术，痊愈回国后再也不能学音乐了。
有一次，她看见别人家的女孩子在画国画，虽寥寥几笔，却非常传神地画出了大自然中的生命，她感到很有趣、很神奇，于是，回家后就向母亲提出想学国画的要求。
卓琳把这件事挂在了心上。不久，卓琳亲自带着邓林，找到一位叫汪慎生的画家家里，让邓林正式拜师。
邓林学画后进步很快，于是转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196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著名画家李苦禅。为了她上学方便，卓琳还给她买了一辆小自行车。
邓林对国画艺术兴趣很大，不断执著地追求。每当有了得意之作，便去征求父母的意见。
邓小平的评价总是简单而意味深长：“有进步！”
卓琳则更多一份关心，总是提醒女儿：“有人捧你的那些话，是真是假？”
邓林回答：“起码有一半是真的吧！”
卓琳还会有些不放心地叮嘱：“不要让人把你捧晕了。”
在母亲面前，邓林永远是个孩子。
邓榕是邓小平的最小的女儿，从小便聪明伶俐，能歌善舞，而且是三个姐妹中相貌最漂亮的一个。
1967年10月，邓榕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被派到陕西富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插队落户。
正如邓榕自己所说：“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
1970年，邓榕获准来到了父母身边。久别重逢，母亲卓琳更是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从此，孤零、冷清的“将军楼”里，不时传来邓榕清脆响亮的动人歌声。每当卓琳和邓小平从厂里劳动回来，未进家门，便先听到歌声，夫妻二人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
继邓榕之后，1970年冬天，在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李村插队的小儿子邓质方，回到了父母身边。望着离别两年的儿子个儿长的高了，脸晒黑了，身体结实了，邓小平、卓琳心里充满了喜悦之情。
邓质方从小喜爱无线电，聪明上进，学习非常自觉、刻苦。父母很欣赏他爱学习的劲头。于是，鼓励他上大学深造。在黄文华等人的努力下，经批准，邓质方进了江西工学院。
他果然不负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优异，成为班上的佼佼者。几年后经考试，取得了出国留学的资格，并在国外学有所成。
邓质方假期已满，邓小平亲自为小儿子送行，一直送到车站，父子之情难舍难分。
最使卓琳、邓小平高兴的，是二女儿邓楠领来了她的未婚夫张宏。见到身体魁梧、仪表不凡的未来女婿，他们满心欢喜。
邓楠和邓榕的性格相近，比较开朗，直率。1964年，邓楠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
一年后，张宏和邓楠终于来到了邓小平身边。在老人身边，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办一桌酒席。
那年，张宏和邓楠都是26岁。
邓小平对子女不偏爱，也不溺爱。他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经常教育子女要模范地遵纪守法，要求子女加强组织纪律性，不能乱说乱讲。
邓小平在同子女相处时，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聊天或摆龙门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教育。
邓小平对子女的教育，常常是身教重于言教，身教多于言教。他在同儿女谈话、谈心、聊天、忆历史、讲传统时，从来不向他们摆自己的功，诉自己的劳，说自己的好，称自己的能，夸自己的才。
有时子女问到他的那些重要关头或重大问题的处理和重大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时，他总是淡然微笑地说得那么简单。
例如：有一次，毛毛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
邓小平用他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女儿：“跟着走！”
其实，所有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人，都有许许多多的关于长征的回忆，都有说不完的关于长征的故事。
可是，邓小平却只有这么3个字。
邓小平给子女们讲传统、忆历史时对自己的事很少讲，即使讲一点也是轻描淡写。
但是，凡对子女有教育意义、有鼓舞作用的战斗故事，或者对别人的长处、部队指战员的英雄事迹，还是很愿意讲给儿女们听的。
邓小平回忆历史，讲这些战斗故事，目的是为了教育子女向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学习，发扬他们的优良传统，也是对子女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关心和爱护。
邓林是家中的老大，小时候她很怕爸爸，因为他很少和孩子们说话，但说一句又很厉害。邓林说：“他在家中与我妈妈都不谈自己的经历，从不说废话。”
邓小平老了，才和子女说话多一点，也爱听他们讲话。孩子们也越来越感到他是一个内向、含蓄，感情不外露的人。
以往每次重大政治运动来临之前，邓小平都要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自珍自重，出了问题他谁也不保。
他的子女们都在社会上各有工作，回到家里总要对外面的所见所闻发表看法，进行评说。
如某些社会现象，人们的思想情绪，各单位一度没完没了政治学习等，有褒有贬，有时也有牢骚。
对于子女们的议论，邓小平总是静静地倾听，有时笑一笑，从不发表意见。
子女们的谈话，是他了解外面社会的又一渠道。但是，他决不允许子女们干涉国家的政治决策，他要求家中所有人都要维护国家的声誉和利益。
在儿女的眼中，邓小平是一个一心为党，不存私心的人，是一个真正懂得疼爱子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