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偉人，也是凡人。
鄧小平心系天下，心系中國，也有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
什麼是愛情？不同的愛情觀可能會對此有不同的回答。有人把它比作鮮花，從中可獲得無限的幸福。有人把它比作苦酒，從中感受到痛苦的憂愁；也有人把它看得神秘莫測。
當然，這些觀點都是有失偏頗的。恩格斯曾經明确指出：愛情要以“互愛為前提”。愛情是人類一種複雜、聖潔、崇高的感情交流，即由雙方兩顆心靈彈撥出來的和弦，而不是單獨一方面發出的獨奏曲。
真正愛情的基礎，在于男女雙方理想的合拍，志向的趨同，性格的一緻，情趣的投契。
如同鄧小平的政治生涯一樣，他在愛情婚姻的問題上也曆經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
鄧小平曾兩次失妻。如果說第一次是由于天災所緻，第二次則是“人禍”造成的。但鄧小平與卓琳的結合可稱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終身伴侶。
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和建設歲月裡，他們共同經曆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給後人留下了永遠值得傳誦的佳話。
可以說，鄧小平不僅是黨的第二代上司集體的核心，也是家庭的核心。在他的核心作用下，形成了一個非常和諧、美滿、幸福的家庭。
鄧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叫張錫瑗，他們既是同學，又是戰友，更是一對感情笃深的年輕夫妻。
張錫瑗生于1907年，原籍河北省房山縣良鄉。張錫瑗在直隸省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1924年是該校學潮中的骨幹分子，參加了共産主義青年團。
1925年到北京，同年加入中國共産黨，約于1925年下半年，被黨組織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結識了鄧小平。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父親和張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隻是同學，隻是戰友，還未發展到戀愛的程度。但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系，畢竟是起于斯時，始于斯地。”
1926年底，鄧小平便奉命回國，參加國内的大革命活動。當時，鄧小平在武漢任黨中央秘書。這時，他驚喜地遇到了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張錫瑗。
1927年秋天，張錫瑗經蒙古回國後，她上司了一次保定的鐵路勞工罷工運動。罷工後也到了武漢，在黨中央秘書處工作。
不久，黨中央遷往上海，二人也同往上海，張錫瑗就在鄧小平下屬的秘書處工作。
1928年年初，鄧小平和張錫瑗結婚。當時鄧小平不到24歲，張錫瑗不到22歲。
為了慶祝這對年輕的革命者喜結良緣，同志們特地在上海廣西中路一個叫聚豐園的四川館子辦了酒席。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王若飛等在中央機關工作的30多人參加了婚禮。
據參加過鄧小平和張錫瑗婚禮的鄭超麟老人，還有和張錫瑗一起工作過的朱月倩、朱端绶等老人回憶說：張錫瑗人長得很漂亮，白淨的臉，很秀氣、很溫柔、性格開朗、活潑、溫和，講話輕聲輕氣，待人熱情、誠懇、很友好，個子160厘米高。
因為那時做的是地下工作，扮裝的是有錢人，是以張錫瑗也是穿旗袍、短頭發、穿高跟鞋。鄧小平也是穿長袍，戴博士帽。兩人十分相配。
他們倆既是同學、又是戰友，更是一對感情聖潔而又純真的年輕夫妻，他們倆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互敬互愛，經常有說有笑。
婚後，曾經有大半年的時間，他們同周恩來和鄧穎超兩對夫婦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裡。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住在樓上，鄧小平和張錫瑗夫婦住在樓下。
青年周恩來
鄧穎超曾經說過：他們常常聽見鄧小平和張錫瑗在樓下又說又笑的。
1929年7月到8月間，鄧小平奉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船經香港，趕赴廣西。
這時的鄧小平已經擔任了中央秘書長的職務。9月10日，他以中央代表的名義主持召開了中共廣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作出了開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武裝，準備武裝暴動等重要決議。此後，廣西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
1930年1月，鄧小平受命回到上海，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彙報廣西的工作。彙報完工作，趕忙去看他的妻子。
此時，張錫瑗正在上海寶隆醫院待産。沒想到，偏偏孩子難産，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可是張錫瑗卻得了産褥熱。
鄧小平以極其焦慮的心情在醫院日夜陪伴着妻子。但因醫療條件差，張錫瑗不幸去世。
孩子生下來後，便放在徐冰和張曉梅（張錫瑗的妹妹）家裡，可能因為難産的關系，沒幾天也死了。這是一個女孩兒。
這時，廣西形勢逼人，軍情如火。鄧小平連妻子也未來得及掩埋，便又匆匆趕去廣西。後來委托李強安葬了張錫瑗。
李強是特科的從業人員，當時黨内有些同志死後，都由他去安葬。李強把張錫瑗埋葬在上海江灣公墓。墓碑上寫的名字是張周氏，但在公墓進行登記時用的是原名張錫瑗。
當時給張錫瑗送葬的還有鄧穎超和張錫瑗的媽媽，以及妹妹張曉梅。
據鄧墾回憶說：他在1931年去上海念書，5月份找到了當時正在上海的兄長。鄧小平還帶他到江灣公墓看了張錫瑗的墓。
1949年上海解放後，鄧小平一進城，就和卓琳一起去查找張錫瑗的墳墓。因為戰亂，日本人又在公墓那裡動土修建機場，許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
幸虧李強的記憶力好，在他的幫助下，終于找到了張錫瑗的墓地。
鄧小平和卓琳發現那裡已被水淹了，于是鄧小平叫人把張錫瑗的遺骨取出來，放在一個小棺木中，和當時找到的蘇兆征烈士的遺骨一起，兩個小棺木，都放在鄧小平在上海住的房子樓下，也就是當年國民黨勵志社的那個房子。
不久，鄧小平離開上海，率軍南下、西進，進軍大西南。張錫瑗和蘇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勵志社的舊址裡，最後于1969年張錫瑗和蘇兆征的遺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園。
後來，上海烈士陵園改名為龍華革命公墓。張錫瑗那塊樸素簡單的墓碑上镌刻着“張錫瑗烈士之墓”，一張端正秀麗的照片鑲嵌在石碑之上。
這是她在短短的24年的生活中僅存的一張照片。那是1926年，張錫瑗和中山大學的20位女同學一起在莫斯科郊區的一個療養院照了一張集體像。
像片中的她，美麗文靜的面容，非常精神的短發，和同學們站在一起的親熱姿态，都非常真切。
誰能從照片上看出，這個女孩子般的年輕黨員，已經經曆革命鬥争的錘煉了呢？
張錫瑗把這張照片寄給了她在國内的家人，一直到1978年，上海龍華革命公墓從業人員才從她的親人手中找到了這張珍貴的照片。
張錫瑗
現在，張錫瑗和蘇兆征、楊賢江、顧正紅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詳地靜卧在上海龍華革命公墓的青松翠柏之中。
共産黨人不是沒有感情，不是沒有眼淚。
有多少共産黨人同鄧小平一樣，在他們失掉了親人和戰友之後，則把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中，把眼淚強行吞進肚裡。
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張錫瑗的不幸去世，使鄧小平失去一位好妻子、好同學、好同志、好戰友。多少年來，鄧小平一直将張錫瑗深深地埋在心裡。
1990年，鄧小平視察上海，在女兒鄧榕的陪同下，他親自祭掃原配的陵墓。
在張錫瑗的墓前，鄧小平眼含熱淚，心中的千言萬語，化成了一句話：“錫瑗，曆盡百轉千回，我們終于又見面了。”
他對一旁的女兒鄧榕說道：“這是你張媽媽，快叫媽媽！”
雖然張錫瑗和鄧榕沒有血緣關系，但在這一刻，他們早已血濃于水！
鄧榕的母親卓琳，是鄧小平的第三任妻子，也是他相濡以沫的終身伴侶。
卓琳和鄧小平的相識頗具戲劇性。
1939年7月，鄧小平回到延安的。夏天的延安，酷熱難當。
據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說，鄧小平從太行山回延安，原來是準備參加七大，不料七大推遲召開，由于前方需要，他不能在延安多留。
那時，鄧小平沒有妻子，大家非常關心這件事，于是，鄧發等同志要幫助他找一個。
當時延安的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戰時期，來了很多女同志到這裡追求真理，陝北公學、女子大學都有。卓琳很年輕，也很不錯，在陝北公學已經畢業了，是以就介紹給鄧小平了。
當時卓琳對鄧小平并不熟悉，隻知道他是一個老紅軍戰士，一位在前線的上司幹部，但是，他到底是幹什麼工作的，到底擔負着什麼樣的責任，她卻一點兒也不清楚。
革命者自有革命者的感情世界和情感生活。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卓琳和鄧小平聯系到了一起。
卓琳，原名浦瓊英，雲南宣威人。她的父親是雲南著名的“火腿大王”浦在廷。
1916年4月卓琳出生，由于在家排行最小，父母視為掌上明珠。她從小就非常聰明穎慧，活潑開朗。15歲時，她就被選為雲南省參加全國運動會少年組60米短跑的田徑選手。
正當她随隊出發抵達香港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日本帝國主義很快就占領了東北三省。
國難當頭，運動會也不開了，雲南省代表團隻好中途折返。但這時的卓琳決心走出雲南，到北平去讀書。
于是她給哥哥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的心情。很快得到家裡的支援。她來到北平後，經過幾個月的補習，于1932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學。
卓琳性格開朗，喜歡社交活動，結交了一些同鄉好友，如電影演員張瑞芳，陳雲的夫人于若木、胡喬木的夫人谷雨等都是她的至交。
1935年“華北事變”後，北平的抗日救亡運動迅速達到高潮。卓琳和許多愛國學生一起，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對她來說，這是一次靈魂的洗禮，她的思想覺悟發生了質的飛躍。
一二九運動
1936年卓琳中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實體系。她積極參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活動，開始投身革命。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卓琳決定離開北平，奔赴當時中國許多進步青年共同向往的革命聖地：延安。
幾經輾轉，來到了延安後，她考入了陝北公學。經過3至4個月的學習，畢業後被配置設定在學校的圖書館工作。
1938年初，卓琳光榮地入了黨。後來，她在陝北公學擔任了一期十二隊的隊長。
不久，她又被調到陝甘甯特區政府保安處的一個特别訓練班學習，準備以後到敵後去從事抗日工作。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因為工作的需要，她的名字由浦瓊英改為卓琳。
1939年9月初的一個傍晚，延安楊家嶺。毛主席居住的窯洞前的山坡上擺出了一些桌子，組織上為兩對新婚夫婦舉行了一個簡單的結婚儀式。
卓琳
兩對新婚夫婦，一對是鄧小平和卓琳，一對是孔原和許明。當時在延安的中央進階上司人，能來的都來了。
頗為遺憾的是，被鄧小平一直尊為兄長的周恩來，因在此前落馬摔傷去蘇聯醫治，沒能參加他的婚禮。
婚禮非常熱鬧。沒有什麼山珍海味，桌子上擺的是金黃色的小米飯、大紅棗等等，最奢侈的不過是炒了幾個雞蛋。
參加婚禮的，雖然都是延安的顯赫人員，卻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軍軍服，腳踏布履，膝上打着更新檔，然而卻顯得特别精神。
兩對新郎和新娘一起照了一張相。限于當時艱苦的條件，拍出的相片有些模糊不清，但是看得出他們當時都沉浸在幸福之中，鄧小平和卓琳的臉上都充滿着微笑。這是一張有永久的紀念意義的珍貴照片。
婚禮在熱烈的氣氛中進行着。大家紛紛慶賀兩對新婚夫婦，開懷暢飲。
孔原在高興之中，喝酒喝的很多，最後醉了，在新婚之夜就挨了夫人許明的數落。鄧小平來者不拒，有敬就飲，一杯接着一杯，竟然未醉。
熟悉鄧小平的劉英感到非常奇怪：小平過去是不怎麼能喝酒的，今天如此“豪飲”，怎麼能夠一點不醉呢？
原來，鄧小平喝的是白開水。婚禮上，李富春和鄧發念着友情的份上，知道鄧小平不會喝酒，怕他喝醉了，就悄悄弄了一瓶白水給他充酒，使得他免于一醉。
幾天以後，卓琳就和新婚的丈夫、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鄧小平一道啟程，奔赴前方，奔向太行。
這一年，鄧小平35歲，卓琳23歲。
鄧小平一回到一二九師師部，便立即投入到緊張的作戰指揮中去。
卓琳所在的八路軍總部，雖說是機關，但是在太行山上，仍然時常要接受槍林彈雨的考驗。她毫不畏懼地跟随機關和部隊一起行軍、轉戰、反“掃蕩”。
1940年，鄧小平所在的太行區，被日本侵略軍多次“圍剿”，處境艱難。這時候，卓琳從八路軍總部來到鄧小平的身邊，被配置設定到一二九師師部秘書科工作。
卓琳與鄧小平在太行山共同度過了5年的艱苦歲月。5年裡，夫妻二人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相親相愛，并先後生了3個兒女。
那時候，條件艱苦，無法将孩子帶在身邊，卓琳隻能忍痛将他們寄養在老鄉家裡。
直到抗戰結束，1945年12月，劉鄧司令部遷至武安縣以後，卓琳才将3個孩子都接回了身邊，全家5口人在武安暫居下來。這是有了3個孩子以來，全家第一次團聚。
此後，卓琳每日忙于照看3個吵吵鬧鬧的孩子，使家慢慢地安頓下來，鄧小平則每日忙于軍政大事。
後來，他們又到過邯鄲、洛陽、上海、重慶。在重慶，家裡又增加3人：小女兒、小兒子和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
卓琳仍舊擔當起教育子女，照顧家庭的重任。随着職務的變動，鄧小平更忙了。
1952年，鄧小平奉調到中央工作，卓琳及5個兒女和夏伯根随他到了北京。
進京後，卓琳調到中央辦公廳工作，任鄧小平的生活秘書。這段時期，由于體弱多病，她主要在家中主持家務，照料鄧小平的生活。
卓琳除了照顧鄧小平的生活外，還幫助他整理、抄寫檔案，幹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時工作忙，她與鄧小平一直勞碌到深夜。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鄧小平爽直、真誠的内心世界。因而，無論政治風雲怎樣變幻多端，始終擋不住她對鄧小平的一片深情，絲毫動搖不了他們夫妻間多年建立起來的信任感。
1969年秋，經過戰争磨練的卓琳，頂着巨大的精神壓力，毫不猶豫地陪伴鄧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戰。
到江西後，他們開始了新的生活。夫妻二人，加上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患難與共，相濡以沫。卓琳給了鄧小平許許多多的關心和撫慰，他們共同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
在江西的勞動，他們被安排在建立縣拖拉機修造廠進行。每天，卓琳和鄧小平在由住地“将軍樓”通往工廠的小道上行走時，卓琳總要走在前面為丈夫開道，生怕比自己大12歲的丈夫摔跤。
這條路荊棘遍布，雜草叢生，凹凸不平，不利于老年人行走。特别是遇到陰天下雨，更是泥濘不堪。
每當這時，卓琳就更加注意鄧小平的安全。有時候，她一隻手攙扶着鄧小平的胳膊，另一隻手為他撐傘，嘴裡還不斷地提醒他多加注意，小心腳底打滑。日久天長，他們踩出了一條“鄧小平小道”。
在江西，卓琳伴随鄧小平開始了長達3年多的勞動生涯，成了“将軍樓”裡的新主婦。
鄧小平回到北京，重新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上司職務後，工作十分繁忙。卓琳則投入很大的精力，積極幫助處理一些丈夫無暇顧及的事情。
卓琳雖然是家裡的主婦，但是，她的烹調手藝并不被孩子們看好。在孩子們的心目中，父親的烹饪技術要高出母親一籌，做的菜特别具有川菜風味。因而，有時候，鄧小平特意為卓琳尋找“實習鍛煉的好機會”。
每逢節日，鄧小平總是讓從業人員早點回家團聚。節日裡，煮飯燒菜的任務自然就落到夫人卓琳的身上。
卓琳則一邊動手，一邊叫女兒幫忙打下手，一陣“叮當、叮當”的鍋碗瓢盆交響曲過後，香味就從廚房裡散出來。不一會兒，桌上便擺滿了美味佳肴。
節日的餐桌上，鄧小平總要為夫人倒上一杯葡萄酒，說道：“辛苦了，節日的廚師，我來敬你一杯。”
說罷，自己先舉起酒杯。小小的敬意，寄寓着鄧小平對妻子卓琳的一片深情。
1988年，卓琳、鄧小平度過了金婚紀念日。夫妻兩人生肖均屬龍，那一年，恰好也是龍年。
幾十年的夫妻情，簡直是一曲和諧動聽的交響樂。
卓琳，她深深地了解鄧小平，為鄧小平的事業即中國人民的事業和黨的事業，付出了個人的一些犧牲，她深深地愛着鄧小平，既有妻子之愛，也有同志之愛和戰友之愛。
她深深地相信鄧小平，在鄧小平蒙受屈辱的情況下，忠貞不渝，成為鄧小平的終身伴侶。
鄧小平的一生，之是以能夠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那麼大的貢獻，與他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溫柔、善良，不斷給予他支援、幫助的妻子是分不開的。
愛兒女，是人之常情。天下父母都有一顆牽挂兒女的心，鄧小平夫婦也不例外。
鄧小平疼愛子女，從來都是一視同仁，平等相待。他既不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也不重大輕小或重小輕大。
他對男孩和女孩，對老大和老小，都是不偏不倚的，對所有的子女一樣公平看待，不分親疏。
養育兒女，是每一位做父母的人應盡的義務。
作為慈父的鄧小平，十分喜愛自己的孩子。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和孩子相聚，共享天倫之樂。是以，撫養、教育子女的重任就落在了當母親的卓琳肩上。
鄧家子女的事情，無論大小，從生活到學習，都是卓琳裡裡外外一把抓。
難怪，女兒們說：“我們的事都是媽媽管的，爸爸從來不聞不問。”
“不管怎麼說，在我們這個家庭裡，爸爸當然是核心了，但媽媽卻是中心，我們這一群孩子，是圍繞在媽媽身邊兒長大的。”
“爸爸忙，教育孩子的工作主要是媽媽的。”
就連給女兒們起名兒的事，鄧小平都授權給了卓琳。
卓琳為三個女兒全取了單名：鄧林、鄧楠、鄧榕。“林”、'楠”、“榕”，都與卓琳自己的名字有關。
卓琳的“琳”，去掉“王”字旁為“林”，先用來給大女兒命名；“林”再分成兩半為“木”，分别與“南”、“容”組合，兩個小女兒的名就出來了。
此外，以“林”作名和以“木”入名，卓琳顯然還有望女成林之意。
如前所述，鄧小平與卓琳一共有5個孩子，二男三女。老大、老二和老三出生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曆經艱辛，随着革命的勝利而成長起來。
大女兒鄧林，生于1941年9月，是卓琳與鄧小平的第一個孩子，因而當她哇哇落地後，夫妻兩人十分高興。
結婚生子，畢竟是人生中的一樁大事。然而，這喜事的降臨，又給他們心中增加了許多惆怅。
當時，抗日戰争正進入最艱苦的階段，日軍經常“圍剿”、“掃蕩”，他們沒有時間照料孩子。鄧林隻吃了母親7天的奶水，就被送到了一個農民家去哺養，卓琳則随部隊轉移了。
大兒子鄧樸方，是鄧家的長子，生于1944年。出生後卓琳沒有奶水，隻好也忍痛将他送到麻田鎮河對岸的一個農民家哺養。
轉年，二女兒鄧楠出世。同樣，又被送到一個農民家去哺養。
這三個孩子喝着太行山老百姓的奶水和小米粥，在戰争的硝煙中，都頑強地活下來。
1945年底，晉冀魯豫區上司機關遷至河北武安。到武安後，卓琳将三個孩子都接回身邊。
後來，中國大陸全部解放，和平歲月來臨，卓琳又生下小女兒鄧榕和小兒子鄧質方。
她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比以前更加忙碌了。好在，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來到身邊，幫助料理家裡的生活，才使得卓琳有精力抓孩子們的教育和學習。
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卓琳和鄧小平觀點比較一緻，都是很民主，注意尊重孩子們自己的選擇，培養他們自強、自立的意識。
鄧林10多歲的時候非常喜歡唱歌。那時，最流行的抗美援朝歌曲和蘇聯歌曲，她幾乎都會唱。
卓琳知道女兒這個愛好後，不但不反對，反而說道：“既然這麼愛唱歌，要不就去學音樂吧。”
不久，鄧林終于如願以償，轉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但不幸的是，她的喉頭染了重病，去蘇聯做了手術，痊愈回國後再也不能學音樂了。
有一次，她看見别人家的女孩子在畫國畫，雖寥寥幾筆，卻非常傳神地畫出了大自然中的生命，她感到很有趣、很神奇，于是，回家後就向母親提出想學國畫的要求。
卓琳把這件事挂在了心上。不久，卓琳親自帶着鄧林，找到一位叫汪慎生的畫家家裡，讓鄧林正式拜師。
鄧林學畫後進步很快，于是轉到中央美術學院附中讀書。1962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師從著名畫家李苦禅。為了她上學友善，卓琳還給她買了一輛小自行車。
鄧林對國畫藝術興趣很大，不斷執著地追求。每當有了得意之作，便去征求父母的意見。
鄧小平的評價總是簡單而意味深長：“有進步！”
卓琳則更多一份關心，總是提醒女兒：“有人捧你的那些話，是真是假？”
鄧林回答：“起碼有一半是真的吧！”
卓琳還會有些不放心地叮囑：“不要讓人把你捧暈了。”
在母親面前，鄧林永遠是個孩子。
鄧榕是鄧小平的最小的女兒，從小便聰明伶俐，能歌善舞，而且是三個姐妹中相貌最漂亮的一個。
1967年10月，鄧榕還是北京師範大學附中高中二年級的學生。被派到陝西富縣羊泉公社郭家大隊插隊落戶。
正如鄧榕自己所說：“從我成人開始，便曆盡那非常時期的世态炎涼。”
1970年，鄧榕獲準來到了父母身邊。久别重逢，母親卓琳更是高興得流下了眼淚。
從此，孤零、冷清的“将軍樓”裡，不時傳來鄧榕清脆響亮的動人歌聲。每當卓琳和鄧小平從廠裡勞動回來，未進家門，便先聽到歌聲，夫妻二人的勞累，頓時煙消雲散。
繼鄧榕之後，1970年冬天，在山西省忻縣奇村公社李村插隊的小兒子鄧質方，回到了父母身邊。望着離别兩年的兒子個兒長的高了，臉曬黑了，身體結實了，鄧小平、卓琳心裡充滿了喜悅之情。
鄧質方從小喜愛無線電，聰明上進，學習非常自覺、刻苦。父母很欣賞他愛學習的勁頭。于是，鼓勵他上大學深造。在黃文華等人的努力下，經準許，鄧質方進了江西工學院。
他果然不負父母的期望，學習成績優異，成為班上的佼佼者。幾年後經考試，取得了出國留學的資格，并在國外學有所成。
鄧質方假期已滿，鄧小平親自為小兒子送行，一直送到車站，父子之情難舍難分。
最使卓琳、鄧小平高興的，是二女兒鄧楠領來了她的未婚夫張宏。見到身體魁梧、儀表不凡的未來女婿，他們滿心歡喜。
鄧楠和鄧榕的性格相近，比較開朗，直率。1964年，鄧楠考入北大技術實體系。
一年後，張宏和鄧楠終于來到了鄧小平身邊。在老人身邊，他們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沒有辦一桌酒席。
那年，張宏和鄧楠都是26歲。
鄧小平對子女不偏愛，也不溺愛。他對子女的要求特别嚴格，經常教育子女要模範地遵紀守法，要求子女加強組織紀律性，不能亂說亂講。
鄧小平在同子女相處時，抓住各種機會，利用聊天或擺龍門陣的形式，潛移默化地對他們進行革命傳統和艱苦奮鬥教育。
鄧小平對子女的教育，常常是身教重于言教，身教多于言教。他在同兒女談話、談心、聊天、憶曆史、講傳統時，從來不向他們擺自己的功，訴自己的勞，說自己的好，稱自己的能，誇自己的才。
有時子女問到他的那些重要關頭或重大問題的處理和重大戰役的勝利起到了什麼作用時，他總是淡然微笑地說得那麼簡單。
例如：有一次，毛毛問父親：“長征的時候你都幹了些什麼工作？”
鄧小平用他一貫的簡明方式回答女兒：“跟着走！”
其實，所有參加過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裡長征的人，都有許許多多的關于長征的回憶，都有說不完的關于長征的故事。
可是，鄧小平卻隻有這麼3個字。
鄧小平給子女們講傳統、憶曆史時對自己的事很少講，即使講一點也是輕描淡寫。
但是，凡對子女有教育意義、有鼓舞作用的戰鬥故事，或者對别人的長處、部隊指戰員的英雄事迹，還是很願意講給兒女們聽的。
鄧小平回憶曆史，講這些戰鬥故事，目的是為了教育子女向革命前輩和革命先烈學習，發揚他們的優良傳統，也是對子女們在政治思想上的關心和愛護。
鄧林是家中的老大，小時候她很怕爸爸，因為他很少和孩子們說話，但說一句又很厲害。鄧林說：“他在家中與我媽媽都不談自己的經曆，從不說廢話。”
鄧小平老了，才和子女說話多一點，也愛聽他們講話。孩子們也越來越感到他是一個内向、含蓄，感情不外露的人。
以往每次重大政治運動來臨之前，鄧小平都要将子女們召集在一起，要求每個人自珍自重，出了問題他誰也不保。
他的子女們都在社會上各有工作，回到家裡總要對外面的所見所聞發表看法，進行評說。
如某些社會現象，人們的思想情緒，各機關一度沒完沒了政治學習等，有褒有貶，有時也有牢騷。
對于子女們的議論，鄧小平總是靜靜地傾聽，有時笑一笑，從不發表意見。
子女們的談話，是他了解外面社會的又一管道。但是，他決不允許子女們幹涉國家的政治決策，他要求家中所有人都要維護國家的聲譽和利益。
在兒女的眼中，鄧小平是一個一心為黨，不存私心的人，是一個真正懂得疼愛子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