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大家，他以自己独特的少数民族舞蹈题材人物画独树一帜、闪耀画坛，尤其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大写意人物画，更成为现当代中国画坛上的奇葩。他笔下轻歌曼舞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坛增添了几分人性、几多光彩。叶浅予画舞其实是有一个艺术探索过程的，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偶然的社会契机促成了叶浅予的探索转向与艺术奇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叶浅予的舞蹈人物画艺术，也能有很多新的发现。
叶浅予《戴爱莲舞蹈形象》纸本设色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是抗战时期，因为中国北部、东部地区的相继沦陷，全国的政治文化重心逐渐迁向中国大后方腹地西南地区，这也使一大批的艺术家有机会深入到祖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这里比较容易接触到云、贵、川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于是庞薰琹、关山月、叶浅予等艺术家便相继到这些地区写生采风，这个时期中国画领域出现了一个描绘少数民族题材的风潮。叶浅予在此前主要以画漫画著称，抗战后他组织成立了“漫画宣传队”，在武汉又参加了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42年叶浅予深入到贵州黔西苗族地区写生，开始尝试用中国画的笔墨在贵州皮纸上进行创作，画出了第一批苗区人物。这次的写生和尝试让叶浅予领略了苗乡风采，同时他也感觉到了漫画表现手法的局限，从此之后他的创作重心开始逐渐发生转移，涉足到传统中国画领域里来。
叶浅予《舞蹈人物册》纸本设色 34.7×45.7cm 1978年
1943年，叶浅予又应当时的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之邀，以战地记者的名义前往印度兰伽中美训练营考察。这使叶浅予得以在印度进行为期四个月的采风游历，期间他饱游佛国珈蓝宝刹，感悟异域风土人情，拜谒诗翁泰戈尔墓。尤其是印度民族的舞蹈风尚，他们不拘场合随时随地应节而舞，音调婉转的歌声、节拍铿锵的动作、沉稳舒展的身姿，随处可见，这让叶浅予心醉神迷，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画了大量的印度舞蹈和异域风光速写。此外，这次的游历还有一个更为感性的契机，那就是他看到了阿旃陀石窟寺院的壁画，其中的诗意氛围、乐感旋律、古朴的设色和典雅的造型，给了叶浅予更加直接的启发，使他用中国绘画表现舞蹈人物的艺术构想更加成熟和自信。同时，这次游历积累的一大批印度舞蹈速写，也成为叶浅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新时期艺术创作取材的宝库。
叶浅予《舞蹈人物册》纸本设色 34.7×45.7cm 1978年
回国之后，叶浅予在重庆嘉陵江边的北碚温泉居所内，用借到的一扇门板当做画板，铺上军毯。缺少中国画颜料，他就用从印度带来的水彩画颜料，在贵州皮纸上把印度之旅所见所想全都画了出来。1944年5月叶浅予的“印度画展”在重庆中印协会举办，往观者络绎不绝。徐悲鸿亲往参观并订购作品两件，且撰文褒扬，认为“中国此时倘有十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大时代之来临”。1945年叶浅予客居张大千家中两月，期间两人切磋交流绘事，叶浅予在张大千处得睹其所摹晋唐时期的中国传统佛教敦煌壁画，使他更加深刻地领略到传统艺术的魅力。这对其舞蹈人物画探索大有裨益。此外，张大千也涉足印度舞蹈人物画，他借鉴叶浅予的印度舞蹈速写进行创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大千才赴印度游历办展，更加专注于舞蹈人物画的创作，这与叶浅予的道路有某种程度的暗合。
叶浅予《凉山舞步》纸本设色 68×68cm 1989年
叶浅予画舞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契机，那就是他与第二任夫人戴爱莲的结合。戴爱莲是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她1930年赴英国伦敦学习舞蹈，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9年毅然回国，并在1940年到1950年之间与画家叶浅予生活在一起。除了少数民族舞蹈人物题材之外，叶浅予还画了许多戴爱莲演出的现代剧舞台形象，如《空袭》《思乡曲》《深林女神》等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年代叶浅予多次赴贵州、西康等地采风写生，期间也都有戴爱莲相随，戴爱莲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舞蹈的学习和研究，为叶浅予的艺术创作带来了灵感，也提供了多方面的滋养，可以说叶浅予大写意舞蹈人物画艺术成就的取得，戴爱莲功不可没。直到二人离异多年之后，叶浅予晚年的许多人物画创作之中，人物的面貌都还带有戴爱莲的影子，可见戴爱莲对于叶浅予的艺术影响之深。
叶浅予《于阗装》纸本设色 70×47cm 1979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叶浅予进入舞蹈人物画题材创作的高峰时期，尤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又一反四十年代的工笔重彩画风，以大写意笔墨来重新开拓这一题材，才产生了真正在艺术上代表叶浅予艺术成就的少数民族题材大写意人物画。1950年叶浅予随中央访问团到新疆采风；1954年他带领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赴敦煌和甘南夏河藏区写生；1960年他又春至内蒙古、秋到广西。随着游历的拓宽，叶浅予采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他也把自己的画笔转向更加宽广的少数民族生活，陆续创作出《夏河装》《凉山舞步》《快乐的啰嗦》等经典作品。也正是这一类型的创作，成就了叶浅予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叶浅予的舞蹈人物画不仅仅是表现时代政治所需要的弘扬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以及边疆建设等主题思想，同时更富有深层的人文内蕴，那就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淳朴情感，尤其是热情好客、热爱生活、纯真爽朗、单纯质朴的民族性格，叶浅予通过这种群体生活来呈现审美、启悟人性，更深沉、更永恒。在那个审美相对贫乏的年代，叶浅予的舞蹈人物画也像民国时期的冰心的散文一样，以审美为形式、为旨归，这在当时的画坛的确不啻为一阵清风。
叶浅予《孔雀舞图》纸本设色 56.7×46cm 1961年
但是，叶浅予的这种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仍然逃不脱被打压的命运，他甚至一度入狱，他的唯美人物画艺术终究不能见容于以政治为时代主题的年代。直到“文革”之后，社会才敢于接受叶浅予的人物画，在传统回归的背景下，人们才真正发现叶浅予的人物画对传统革新与继承的可贵之处，认识到其价值。新时期的人物画在走出主题性的笼罩之后，整个艺术界开始走出主题的束缚，向追求形式美转型，出现大规模地转向取材少数民族的艺术创作风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期，黄胄、叶浅予的少数民族人物画再度风行一时，这个时期，叶浅予又创作出了一批新作，如《谁持彩练当空舞》《献哈达》等，他们的作品被悬挂于人民大会堂及其他一些重要机构。
事实上，少数民族题材、对形式美的探求等，叶浅予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进行了艺术实践。他探索的表现写意人物画的基本方法，在新时期也成为大写意人物画的基本规范。所以说，叶浅予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对传统的继承者和开拓者，尤其是他对于传统、西方和时代的取法原则与基本精神，更成为新时期大写意人物画探索的方向，也为我们今天传统艺术的创新和发展带来诸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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