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国宝级文物被盗惊动国务院，1年半后嫌犯因1块枕巾暴露

195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即。

这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周年庆典，举世瞩目的大庆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就在这个时候，一份紧急报告呈上周总理的案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国宝丢了。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

说出它的名称，很多人都没听过。

它的名字叫“史孔和”。

巧合的是，仅仅2天之后，故宫也丢了一件国宝：乾隆皇帝御用金册。

毫无疑问的是，这两件国宝被盗了。

周总理大为震惊，立即作出批示：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组成专案组，限期侦破。

这个“史孔和”究竟是什么样的宝贝？它的失踪为什么能惊动党中央、国务院？作案凶手究竟是何许人也？案件最终是如何破获的？本篇文章，作者带你穿越时空回到63年前，跟随当时的人民警察破获国宝级文物“史孔和”的失踪之谜。

周总理

1959年8月14日上午8时，中国历史博物馆。

小魏是博物馆西周社会文物展厅的保管员。这天一上班，她像以往一样，手舞着鸡毛掸子，轻轻打扫着展柜里的文物，顺便进行清点。

每个展柜里有几件文物，每件文物的摆放位置，小魏早已烂熟于心。

当走到32号陈列柜时，她的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件柜子里应该有17件文物，可怎么只数到16件？

难道是自己数错了？小魏愣了一下，紧接着又数了一遍。

没错，就是16件，少了1件。

少的那一件，小魏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但她还是不敢相信，又拿来32号陈列柜的展品清单，逐件核对后，终于确认了不见的那件文物。

“史孔和不见了！史孔和没有了！”小魏失声大叫起来。

上午9时，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接到报警电话，对方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卫科科长张荣，称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史孔和”失踪，极有可能被盗了。

几分钟后，文化保卫处处长高克、副处长李岩率9名侦查员赶到了现场。

“这个'史孔和'是什么文物？怎么从来没听过？”高克好奇地问。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史孔和是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高7.5厘米，直径11厘米，看上去像一个带把手的球形水盂，整体器型不大，但制作十分精致，而且器具内底处刻有大篆体铭文：“史孔作宝和子子孙孙永宝用。”

熟悉青铜器的人都知道，有铭文的青铜器，历史文物价值远大于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因为铭文往往记载着时间、事件、人物、制度等重要信息，有助于历史研究。

这件“史孔和”，可以说是捡漏来的。

西周青铜器“史孔和”(资料图)

解放初的一天，一位姓王的老太太来到青岛市贸易行。

“你们看，这个物件，能值几个钱？”老太太拿出一个青铜器。

贸易行的一个老员工接过去看了看，这个物件个头不大，但一看就是好东西。

“老人家，您知道这件东西是什么吗？怎么来的？”

“我家祖传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反正是个老物件，年头不短了，要不是俺家日子穷，过不下去了，还舍不得卖呢……”

最后，老太太留下祖传的青铜器，拿着现款，高兴地走了。

这个青铜器，就是“史孔和”。

后来，北京市特艺公司振环阁门市部偶然得知了这一情况，认为“史孔和”历史文物价值极高，便主动与青岛市贸易行联系商洽，想要收购史孔和。

青岛市贸易行只好忍痛割爱，把史孔和卖给了振环阁门市部。

1957年10月28日，史孔和被送进故宫博物院，陈列在青铜器馆内。

1959年6月，中国历史博物馆竣工并交付使用，开始进行内部布展。因该馆陈设方案涉及中华五千年历史，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央政治局亲自审批陈列方案，故宫博物院也把包括史孔和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调运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在西周社会文物展厅32号展柜里。

就在这个关键节骨眼上，史孔和却不翼而飞了。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很奇怪：这个史孔和到底是什么宝贝？

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夏鼐等鉴定认为，史孔和是西周法定量器——合，距今已经3000余年，可以与著名的商鞅量、秦权秦量、汉尺等量器相媲美，是中国计量史、农业史上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合内铭文更让它身价陡增。

简单地讲，这是一件罕见的国宝级文物。

难怪它的失窃会惊动国务院，使得周总理亲自批示成立专案组，限期破案。

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完情况，公安部三局的领导和侦查员也赶到了。

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细致勘查，发现摆放史孔和的32号展柜并未加锁。再看周围的展柜，甚至连玻璃都没装，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就毫无遮拦地摆在里面。

博物馆保卫科长张荣介绍，因为时间紧张，这些展柜还没来得及安装玻璃就被运来，摆放文物和安装玻璃的工作同时进行，这些文物根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就这样直接暴露在安装玻璃的工人眼皮子底下，小偷还不是手到擒来？

这样一来，作案的凶手很可能就隐藏在安装玻璃的工人里。

但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玻璃安装工都是经过政审的，比较可靠，而且安装玻璃的工人不懂文物的价值，如果是图财，怎么会偏偏挑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下手呢？

侦查员们继续扩大侦查范围，发现博物馆整体防守严密，警卫战士荷枪实弹，对进出人员进行严格检查，而且西周社会文物展厅走廊的东侧正在修建电梯，为安全起见，这里特别安排了警卫昼夜看守，一般人绝对进不来，不熟悉内部情况的人很难入馆作案。

更重要的是，盗贼的目标似乎很明确，仅盗走了32号展柜里的史孔和，并且连同说明牌一起拿走，这说明此人懂得文物价值，符合内部人作案的特点。

最终，侦查员得出结论，小偷是内鬼。

14日晚，北京市公安局正式成立专案组，定性为内部人员作案，初步判断案发时间为13日下午6点30分至14日晨。

既然是内部人员，嫌疑人范围就大大缩小了，由于当时没有监控，专案组对案发时间段留在博物馆内的43名内部工作人员逐一进行了排查。

经过排查，一个叫赵桐蓁的人浮出了水面。

当晚，赵桐蓁与另一名工作人员杨文和在博物馆内值前后夜班，不管是从时间，还是便利条件上，他都有条件直接接触32号展柜内的文物。

另外，走廊里执勤的警卫战士也证实，案发当晚，只有赵桐蓁一人出入过西周文物展厅。

综上，赵桐蓁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接下来，专案组对赵桐蓁的背景进行了深入调查。

赵桐蓁，时年29岁，1949年参军，1958年复员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赵桐蓁来博物馆不过1年左右，岗位是文物征购组征购员，熟知馆内文物的价值。

据了解，赵桐蓁在部队服役期间，贪图享受，讲究吃穿，喜欢占小便宜，侵吞过集体的菜金和粮票，因为金额不大只是受了处分，但从此失去了入党和提干资格。

另外，知情人士透露，赵桐蓁虽然已经结婚了，但生活不检点，与大华电影院年轻漂亮的女职员交往密切，经常出入酒楼饭店，靠他那一点工资是维持不起这种档次消费的，具有偷摸前科的赵桐蓁，具备盗窃文物的作案动机。

有作案时间、作案条件、作案动机，有前科，赵桐蓁是此案唯一的嫌疑人。

博物馆很兴奋，抓住这个内鬼，就能把国宝找回来。

但专案组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没有直接证据。

小魏用鸡毛掸子把展柜内外掸得一尘不染，她的喊叫声引来了不少工作人员，现场被严重破坏，技术人员未能提取到指纹、足迹等信息，也就无法锁定赵桐蓁作案的关键证据。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为了追查文物去向，公安部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史孔和的照片征集线索，最后一统计，光是照片就足足有2大麻袋140多斤。

只是这些努力没能换来回报。

三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专案组始终没有找到赵桐蓁确切的作案证据，仅凭怀疑不能直接逮捕，史孔和失踪案仍然是一个谜，而同期发案的乾隆皇帝御用金册案，仅仅用了两个多月就破案了，专案组每一名侦查员的压力都很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1961年春节前夕，案件突然有了转机。

1960年4月的时候，北京市文化局组织下属单位的一批干部到顺义县牛栏山公社前桑园村劳动锻炼，为期一年。

1961年春节前夕，下派队发生了一起偷盗事件，一个宿舍的四名下派干部的箱子被撬，丢失的物品有一块瑞士马威牌手表、一个象牌收音机，甚至还有两条枕巾、一双袜子、一小捆毛线和一块香皂。

下派队队长觉得这事可能是当地村民干的，为避免扩大知情范围，不影响与当地村民的关系，他叮嘱大家谁都不许外传，并且报了警。

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发现宿舍顶棚上有一个破洞，破洞里藏着一团报纸，打开报纸一看，里面是一个茶叶盒，再打开茶叶盒，正是被盗的手表和矿石收音机。

被盗的赃物为什么放在这里？

侦查员根据经验判断，盗贼应该是得手之后无处窝赃，先把东西放在这个自以为隐蔽的地方，这说明什么？说明小偷很可能是内贼，也就是宿舍的4个人之一。

究竟是谁呢？侦查员决定引蛇出洞，不声不响地把东西放回原处，然后守株待兔，等待盗贼来取赃，并叮嘱下派队长严格保密。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房东大嫂不知怎么得知了下派干部失窃的事，觉得对方和警察肯定怀疑自己家人，会玷污自己的名声，便找到村支书记哭诉。

“这事肯定不是咱村的人干的！”村支书一听，非常生气，颇有侦查思维的他对房东大嫂说：“你好好想想，在你家住的下派干部里有什么反常的人?”

房东大嫂想了想，突然眼前一亮：“对了！出事儿那天早上，那个叫赵桐蓁的挺怪的。当时我没敲门，就进了他们宿舍，想给他们打扫一下卫生，结果那个赵桐蓁正在屋里，他看见我之后神色显得很慌乱，好像被我发现了什么秘密……”

村支书一听，立即找到下派队长王树礼，把自己的重大发现告诉他。

王树礼脑袋一热，忘了侦查员保密的叮嘱，跑去把赵桐蓁的箱子和被褥翻了一遍，结果一无所获，反而惊动了赵桐蓁。

几天过去了，放在顶棚破洞里的诱饵仍然原封未动。

时间又这样一天天过去，2月14日，农历腊月廿八，下派干部要返城回家过年。

天还没亮，大家就起来忙着收拾行李了，赵桐蓁见大家都忙着，一个人悄悄走到了院子里。

见四下无人，赵桐蓁大步走到柴堆旁，弯腰扒开柴堆，掏出什么东西迅速揣进怀里，钻进了厕所。

“赵桐蓁！你在干什么？”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没……没干什么…”

赵桐蓁惊慌失措，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扔到了地上，回头一看，才发现问话的人是自己宿舍的邱关鑫。

大家闻声赶来，用手电筒一照，发现地上是一块枕巾。

“哎呀，这不是我的枕巾吗？”邱关鑫惊呼道。

“原来是你干的！还有那些东西呢！快点交出来！”大家追问道。

不得已之下，赵桐蓁只得把其他东西乖乖掏了出来。

人赃俱获，赵桐蓁低下了脑袋。

这下专案组终于拿到了赵桐蓁的犯罪证据，依法对其逮捕。

面对警方讯问，赵桐蓁很狡猾，只承认眼前的盗窃行为，对史孔和案一口否认，硬扛着不说。

较量持续了4天，到2月18日上午，赵桐蓁顶不住强大的压力，心理防线终于崩溃，老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和史孔和的去向。

很快，赵桐蓁带着侦查员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库一处库房的西墙下，指着一尊西周青铜器说：“史孔和……就被我藏在它的肚子里了……”

侦查员小心翼翼地搬开上半部，露出下半部宽敞的“肚子”，发现史孔和赫然就在里面。

青铜器：鬲

赵桐蓁交代，博物馆保卫科长张荣知道他有前科劣迹，也知道他的作风问题，还动员大家对他进行“帮助”，让他很没面子，便对张荣动起了报复心理。

该怎么报复呢？赵桐蓁眼前一亮：盗窃文物，让张荣出丑。

赵桐蓁知道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价值连城，随便偷上一件就够张荣喝一壶的。1959年8月13日晚上11点55分左右，赵桐蓁一个人到了西周时期文物展厅，挑选作案目标，最终他的目光被32号陈列柜的史孔和吸引住了。

赵桐蓁盯着史孔和，思想斗争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下手。

由于展柜没有玻璃，赵桐蓁轻松地把史孔和拿到手，装进自己的衣兜里，然后又把其他文物稍微挪动了一下位置，摆放匀称，这样一来，如果其他工作人员不注意，很可能发现不了丢失了一件不起眼的“小文物”。

作案后，赵桐蓁溜回值班室，把史孔和装到自己的书包里，放在桌子底下。

第二天一大早，赵桐蓁交班以后，背起书包，直奔博物馆旧馆，跑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史孔和用报纸包好，小心翼翼地塞到文物柜后面。

赵桐蓁觉得博物馆里有那么多文物，一般人不是特别注意，肯定发现不了丢失了一件，但没想到管理员小魏很心细如发，一上班就发现史孔和失踪了，警方也立即介入。

案发后，专案组和博物馆的领导多次找赵桐蓁谈话，他知道自己成了警方的怀疑对象，因为担心警察搜查自己的办公室，便计划转移偷来的史孔和。

这天，他偶然发现博物馆新馆的文物库有一个库房门没上锁，库房的西墙下摆着一尊半米高的青铜器，还是那种可以分开、腹部中空的“鬲”，一下子来了灵感。

资料图

第二天一大早，赵桐蓁趁着人少，把史孔和悄悄藏进了鬲的“肚子”里。

一切如赵桐蓁所愿，警方调查了好几个月也没有收获，风声逐渐没那么紧了，赵桐蓁便想找一个机会把史孔和取出来，但还没来得及行动，他就被下派到农村锻炼了，因为下派干部管理非常严格，赵桐蓁也没有机会返回博物馆取走史孔和了。

下派期间，赵桐蓁又手痒痒了，对自己同宿舍的同事们下了手。

他故技重施，把一部分赃物藏在宿舍屋顶一个隐蔽的破洞处，另一部分赃物藏在院子里的柴堆里，想等风声过去了再取赃，但没想到就在他取出柴堆的赃物后，被偶然上厕所的同事邱关鑫撞了个正着，抓了个人赃俱获。

这下子，北京市公安局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他逮捕，史孔和失窃案就这样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迎来转机，并最终得以破获。

随着赵桐蓁的落网，失踪了一年半的史孔和终于失而复得。

看到破案报告后，周总理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久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家文物罪，判处赵桐臻无期徒刑。

中国历史博物馆

1961年7月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按时开馆，史孔和被摆放在原来的位置，迎接人们的观览，只是所有人都想不到这个史孔和还有过一段失而复得的特殊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