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哪怕是孔子这样的圣人，有时也会犯下低级错误。在释读“王”与“士”时，孔子认为“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这种解释看似符合字形的构成，但实际上却错得离谱。
因为孔子是圣人，所以古人对此解读深信不疑，于是还在孔子释读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但近代甲骨文出土之后，却发现孔子释读错误。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王”与“士”的正确解读，也就更能理解商周最高统治者为何称之为“王”，“士”为何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了。
甲骨文中的“王”：与道德毫无关系
按照儒家叙事，称王称帝者，应该是有德之人，能得到上天的认可，即所谓“天下有德者居之”，孔子对“王”的解读可以与之呼应。
孔子说：“一贯三为王。”后来，汉代大儒董仲舒解释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 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也就是说，能够连通天、地、人三者的人才能称之为王。
但甲骨文中的“王”（见上图），初始字形并非三横一竖，而是一把斧头的部分轮廓。显然，斧头是用来杀戮的凶器，掌握了这件大凶器，意味着掌握了军权，因此才能称王，这与道不道德毫无关系。考古上古诸多遗址时，很多部落酋长墓葬中都有斧钺器具，说明古人将斧钺视为权力的代表。甲骨文专家徐中舒指出：“像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
下图5、7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与吴国地区的王字，上面加的鸟形只是装饰性符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当时中原诸国的王字已经演变为三横一竖。
甲骨文中的“士”：与数字毫无关系
根据史书记载，五帝时期就已有“士”，当时是治狱的刑官，西周春秋时的“士”阶层掌握着武力与拥有知识，是统治阶层的一部分，秦汉时“士”阶层逐渐成为官吏的泛称，汉代至隋唐时门阀都是“士族”一员，拥有极其显贵的家族背景，宋代之后成为读书人的泛称，因此中国的“士”阶层绵延5000余年，地位一直较高。
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但如果将之解读为“十”与“一”的组合，那么与“治狱的刑官”就没有太强的联系性，与当时“士”阶层掌握武力也没什么关联。后来，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到：“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许慎认为“士”是“事”的通假字，而“事”的本义是手持猎具会治事的意思，与“治狱的刑官”有了一定的联系性，但与“士”掌握武力又缺少联系。因此，无论孔子还是许慎，在对“士”的解读上都缺少说服力。
甲骨文中的“士”（见上图），就是一把长长带有斧柄的斧钺形象，背后的含义是掌握武力，与“王”字的造字思维一样，后来斧柄演化为一场横，斧刃部分演化为短横。显然，孔子的“推十合一为士”错得离谱。
因此，掌握斧钺的“士”，无论是做治狱的刑官，还是春秋时做武士阶层，从逻辑上都能说得通。当然，到了宋代之后，“士”阶层彻底与武力无关，变成了读书人的泛称，但这时“士”的社会地位依然与以前的略微相同，还是高人一等的阶层。
作为中国的文圣，孔子学问精湛，也很精通上古历史，为何对“王”与“士”做出如此离谱错误的解读呢？
春秋晚期，王字已经异变，看不出斧钺之形，孔子以三横一竖为王，似乎也可以理解。但“王”的地位崇高，孔子是尊王派代表，更应该探究出“王”字的真相，而孔子距离西周只有200余年，当时应该还保留一些西周资料，其上记载的“王”字还具有斧钺的一些痕迹，那么孔子真不知道“王”是斧钺的形象？真相应该是由于当时战争频繁爆发，诸侯不将周王放在眼里，孔子希望消弭战争，周王权威得到诸侯尊重，于是将“王”故意曲解为“一贯三为王”，将“王”视为连通各方的权威纽带，希望诸侯尊重周王，说到底内心怀着对和平、尊王的期待。
与对“王”字的曲解蕴含政治理想不同，孔子对“士”字的曲解就让人难以理解了。西周时“十”字是一竖，春秋时是一竖中间加一短横，商周“一”字与今差不多，而“士”字的上横较长、下横较短，因此“推十合一”明显不像“士”字。以孔子曲解“王”字的思路来看，他曲解“士”字可能也怀有一定的宣教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