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原创一向反对审查制度的马斯克，他坚持的言论自由是哪种言论自由？
作者｜刘军
商业媒体记者
“马斯克声称已经获得足够资金将一家知名科技公司私有化。”这说的不是推特，而是特斯拉。
2018年，马斯克在推特上的一则推文，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他宣称自己已经获得资金将特斯拉私有化，从而导致特斯拉股价大涨，误导了投资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马斯克提出诉讼，要求马斯克本人和特斯拉各自支付2000万美元罚款。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款：马斯克在发布涉及特斯拉有关的推文时，必须要获得公司律师的许可。
近期，马斯克要求终止这一条款，认为压制了其言论自由权。但是，被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法官驳回。驳回的时间非常微妙，恰好在推特董事会接受了马斯克最近的收购要约两天后。
不仅如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在调查马斯克一起涉嫌违反上述条款的推文。2021年11月，马斯克在推特上发起投票，询问是否支持出售特斯拉10%的股票；根据投票结果，马斯克真的出售了股票，导致特斯拉股价下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该推文发布时未经公司律师同意。
目前，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行动远没有结束。在程序上还有两道坎：一是股东投票，二是监管部门批准。前者有可能无法通过，因为马斯克给出的收购价格（54.2美元）并未达到推特的历史最高价（77美元以上），后者则存在更大的变数。
马斯克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关系非常紧张。4月初，他在推特上称呼监管机构为“混蛋”。监管机构这次驳回马斯克的请求，似乎在用实际行动向大众喊话：你所说的言论自由，也包括你制造的“虚假信息”吗？
马斯克已经宣布了自己雄心勃勃的推特改造计划——“解锁推特的潜力”、“全球言论自由的平台”。但是，马斯克明显低估了这项任务的难度，推特也许会成为这位商业大亨的滑铁卢。
马斯克不是神话
毋庸置疑的是，马斯克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公关大师。大众对他的记忆，几乎都是成功的片段。比如“可回收火箭发射成功”、“特斯拉又完成了量产目标”、“火星殖民计划”、“全球能源转换计划”。仿佛只要马斯克想做的事，一定能做到，不会食言。
这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偏差。《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在近期的播客节目中评论，马斯克经常会打破自己的承诺；不过，他会继续往前走，用更刺激的话题吸引大众眼球：
他曾经在推特上宣称“三个月，最多六个月，特斯拉全自动驾驶功能会超越增强型自动驾驶功能”，宣称发生在2017年，至今未实现；2019年，马斯克宣称，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可以在2020年之前把芯片植入人脑。实际情况是，到2021年，马斯克又说“在明年，该进展将会加速”。
我们当然不会因为马斯克的诸多预言、承诺未实现而贬低他。我们只是要阐明一个基本道理：在商业领域，打破承诺、预测错误是常态。改造推特这件事，不会因为是马斯克来做，就有更高的成功率。
因为，推特是一个“烫手山芋”。
在社交媒体领域，推特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它的活跃用户数（2.2亿），比Facebook（17.8亿）、Instagram（20亿）以及Tik Tok（10亿）少得多。但是，它的影响力比它们要大得多，可以形容为“极有影响力”。因为推特上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家、名人、知识分子。它是一个能够影响人们如何思考、如何看待问题的地方。推特上产生的信息，往往被转发到主流媒体，甚至是总统办公室。
换言之，推特是一个“精英群体”的聚集之地。而这些精英，可以左右世界的走向。精英有两个特征：一是不好割韭菜，二是难以管理。
推特折射出的自由的悖论
盈利能力一直是推特的软肋，推特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但广告收入不如人意。作为上市公司，推特的管理层面临着股东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以“季度”为周期施加的，管理层每个季度都要汇报，这严重限制了推特做长远规划、修正自己商业模式的能力。
马斯克将推特私有化，并说“不在乎推特的经济收益”，这似乎提供了推特做长期计划的可能性。但是，作为精英聚集的推特，第二个特征更棘手——这些人想法太多了。
在大概2015年之前，推特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关于言论自由，推特认同“我们将手放开，言论自由会自行解决（那些问题）”。但2015年之后，情况变了。因为“把手放开”之后，“言论自由没有自行解决那些难题”。推特成为了一个做坏事不受惩罚的地方，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许多人发布仇恨言论、色情信息，网络霸凌、隐私泄露猖獗。媒体把推特称为“丑陋之地”。
于是，推特改变策略，不再强调“将手放开”的价值观，而是投入大量资源让平台变成一个看似安全的地方。五年间，推特的行动似乎奏效了。更多的举报工具、更多的审查、更多的封号禁言，让平台看起来不再那么乌烟瘴气。
但是，这种行为惹怒了另一群人——秉持着言论自由传统价值观的精英。马斯克就是其中之一，自称是“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他期望推特可以从到从前，回到“温和、适度的风格”。
然而，回顾推特的历史，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过。推特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只存在过两个时代。一是秉持“言论自由传统价值观”，自然出现了“仇恨贩子猖獗，女性、有色人种和边缘化群体被无情攻击且不受惩罚”的时代；二就是严格审查，却导致了言论空间严重收缩的时代。
马斯克要创造一个理想的“伊甸园”，有可能让推特回到之前的时代。正如美国非营利组织“美国媒体事务”（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首席执行官安吉洛·卡鲁松所说：“马斯克对言论自由的看法是混乱的。他平等的看待所有信息，包括虚假信息和极端观点。”
更严峻的考验，来自欧洲。
在马斯克宣布收购推特前不到72小时，欧洲收紧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欧盟立法者针对《数字服务法案》达成一致：该法案要求，在线平台要对其用户在网上发布的内容承担更多责任。这也就意味着Facebook、推特等平台要进行更严格的内容审查，违反规定的公司可能面临最高年收入6%的罚款。
只要推特还想在欧洲运营，就不得不遵守来自布鲁塞尔的决定。但是，这与马斯克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
马斯克是第一个追求理想化言论自由的人吗？不是，在他之前，有许多人尝试过，而且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最终，无一例外都陷入到了“理想化言论自由”和“让每个人发声导致的艰难抉择”这一自由的悖论与矛盾中，黯然退场。
十年前，推特的CEO迪克·科斯特罗（Dick Costolo）就说，“社交媒体网站是言论自由党里的言论自由派。”这意味着，推特将捍卫人们发布任何他们想发布的内容且被世界听到的能力。2019年扎克伯格在一次演讲中说到，让每个人发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与2011年推特联合创始人Biz Stone所表达的观点一致。最终，这些人从言论自由的强硬派变成了“言论保姆”（Speech Nanny，意思是对言论谨慎对待）。
这一次，选择社交媒体这一烫手山芋的是马斯克。在预判马斯克能否真的将推特变成“言论自由的广场”之前，还有一个未知的问题，一向反对审查制度的马斯克，他坚持的言论自由是哪种言论自由？
阿南德·吉里达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畅销书作者和政治评论家。他认为，在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笔下，马斯克的自由是“消极的言论自由”，即不受强大的当局限制的言论自由，是唯一的言论自由。与此相对的，是“积极的言论自由”，即采取积极措施、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和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
面对马斯克经常以貌似表演的方式谴责“审查制度”，且包括解决骚扰和虐待问题的努力。阿南德引用赛亚·伯林的一句话提醒美国人：“狼的自由往往意味着羊的死亡。美国人经常忽略这一点。”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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