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埃及法鲁克王朝统治，新生的纳赛尔政权开始对华示好。1955年5月13日，埃及方面派代表访问中国。5月30日，中埃两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是阿拉伯国家和西非地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建交之后双方关系日渐升温，由于彼时埃及正受西方国家封锁，大量棉花滞销，中方曾连续2年大量进口埃及棉花，进口的棉花曾一度占中国进口货物量的96%。当时埃及正在修建著名的阿斯旺大坝，钢材大量缺乏，虽然中国国内钢材供应也很紧张，但中方仍以成本价向埃及出口了6万吨钢材。
埃及阿斯旺大坝
正因为中方屡次雪中送炭，解了埃及的很多燃眉之急，深深感动了埃及人民，所以两国关系日益亲密。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时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为了摆脱苏联控制，突然将所有苏联顾问和专家驱逐，随后与以色列单独和谈，将苏伊士运河收回。
苏联对此恼怒至极，立即要求埃及偿还苏联给埃及的巨额贷款，这些贷款都是历次中东战争时埃及所欠下。埃及不得不想办法偿还苏联贷款，甚至到了以物还贷的地步。埃及总统萨达特不得不向老朋友——中国求援，中方也给予了埃及人民力所能及的帮助。
1976年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到达埃及，在参观埃及空军装备时了解到许多先进的武器装备。埃及还将一架当时比较先进的苏制米格-23战机送给了中国，使得当时隔绝世界近20多年的中国航空工业接触了不少先进的技术。
米格-23，埃及曾送给中国一架
当时中国国内形势也在发生巨大变化，1978年国家给航空工业下达了紧急指示，希望尽快引进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和科研手段，为中国空军提供先进水平的作战飞机。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的还是歼-6、歼-7等战机，几乎落后美苏和西方国家先进战机一两个代差。
要想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就必须花费巨额外汇，可当时中国正大搞国内经济建设，自身还承担着许多繁重的援外任务，根本拿不出钱来。1979年1月，中央决定停止所有的无偿对外军援，改为有偿收费。实际上，从建国一直到1979年，中国陆续无偿援助了亚非拉国家近千架战机。
为了卖出战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随之成立（简称中航技），专门从事军机进出口贸易。考虑到当时中国能出口的军机型号有限，而且都是仿制于苏联装备，于是中航技把第一批客户瞄准在与中国关系友好但与苏联关系紧张，还要和美国关系一般的国家上，埃及则刚好符合这些条件！
当时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歼6已经落后世界
恰好当时埃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战机损耗很大，急需补充。1979年1月，埃及副总理图哈米来华访问，会谈时图哈米副总理向中方求援，希望中方能紧急提供战斗机和相应的发动机配件。不过，中方委婉地告诉图哈米，中国的战机已经开始“收成本费”了。
图哈米听后也很吃惊，突如其来的变动让他一时不知怎么回应，表示需要回国请示。中航技公司则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巨大商机，有了向埃及卖战机的想法。恰好图哈米回国的次月，埃及航空公司向中国求援，表示他们一架AN-24运输机需要大修。由于中国的运7是仿制的AN-24，因此中方可以提供零部件和维修。三机部立即嗅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决定趁修飞机的机会去卖飞机。
苏联AN-24运输机
当时出国远没有如今这样方便，更何况是去兜售战机，于是中航技卖飞机的成员们混在AN-24维修专家队伍里前往埃及。第一次出国卖军机，大家也没有经验，代表团团长刘国民从外贸部借来一本贸易合同，以备谈判时作为参考。同时他又从民航局借了2份客机的进口合同，依葫芦画瓢，把自己的角色换成了出口方，以此“制作”了一份战机出口合同。
出国必须有经费，好在是埃及方面向中方求助飞机维修，因此代表团的机票和食宿由埃方负责。代表团出发前，三机部出国小组将省下来的5美元外汇给了刘国民以备急用，于是7人的代表团就怀揣着5美元登上了前往埃及的飞机。临行前三机部领导特意交代：卖飞机要美元、要现汇！可见当时中国外汇有多么匮乏。
3月15日，代表团一行抵达埃及，可埃及民航主席因出国访问，导致维修AN-24事宜无人对接，7人代表团差点流落街头。好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及时将众人接到使馆暂住，等到第二天，埃及航空公司将代表团接走谈判。在商谈AN-24维修时，埃及航空认为中方代表没有苏联安东诺夫公司颁发的修理AN-24飞机的授权证，便礼貌终止了谈判。
中国访埃代表团7人合影
本来修飞机也不是此行的重点，重点还是卖飞机。不过，谈判结束后如何与埃及政府和军方搭上线，向他们表达中方兜售战机的想法，大家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这时，驻埃大使姚广帮了大忙，他立即表示全力支持中航技的军售计划，姚大使与埃方政府首脑关系要好，当即与图哈米副总理取得了联系。
在姚大使的帮助下，中方代表团与埃及军方接上了头。埃及军方听说代表团是图哈米副总理邀请来卖飞机的，也不敢怠慢，连忙派车将代表团接到了旅馆，并派专人陪同。随后中埃双方开始了谈判，令中方代表始料未及的是，前期谈判都非常顺利，对出口型号、数量等等都取得了一致，唯一出现巨大分歧的是：埃方仍希望此次军售是无偿援助！
其实埃及方面仍没有从军事援助的思维圈里走出来，20多年来中国都是免费给他们提供战机，而这次突然要收费，让他们一时难以接受！谈判就此陷入了僵局，双方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拉锯了很久。埃及方面还多次打苦情牌，认为己方在上一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再来高额的军购可能无法承受。
中国歼6战机
中方代表也不松口，而且设身处地的说服对方，让埃方感同身受。中方代表提出当前埃及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3倍还多，而且埃方有苏伊士运河稳定的财政来源，年收入可达10亿美元。中方代表希望埃方从中国人民的处境和中埃两国的友谊出发，理解我们卖军机的苦衷，况且我们对埃及朋友只收了“成本费”！
话说到这个份上，埃方也不好意思再提“白拿”的事，不过接下来的谈判依旧很艰难。双方初步拟定了一个军售清单，主要机型和装备如下：44架歼6、6架歼教6、220台涡喷-6发动机、28台涡喷-8发动机，同时还包含了这些装备的维修和售后服务。
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偿军售，歼-6到底该卖多少钱，大家也没个谱。通过歼-6与性能相当的外国战机报价进行比较，在确保不吃亏的前提下，代表团给出了120万美元/每架的单价。那么这个价格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呢？
巴基斯坦空军的歼6
当年歼6国内的采购价大约在144万至150万人民币左右，按照1979年1美元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是1：1.4962，一架歼6国内采购价以美元算的话，单价大概在100万美元。如此算下来，每架飞机利润在20—30万美元，这也是因为埃及与中国一直保持良好友谊的优惠价。以此为蓝本，后续出口到巴基斯坦、索马里等等国家的歼6每架价格大多在120万美元上下，歼教6则在140万美元左右。
谈判得到了国内的全力支持，不过在运费上埃及军方又采取了拖延战术。中方认为运费应该是合同总价的4%，外加1%的保险费，但埃方以运费太高中止了谈判。不过，埃方私下经反复调查发现，军火运输不同于普通货物，运费一般比较高，而且其他国家军火运输费用竟远超中方，于是又恢复了与中国代表团的接触。
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最为关键的是，埃方内部最后针对是否购买中国的歼-6产生了分歧，以至于此次军购差点流产。当时埃及内部对购买战机出现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当前埃及空军战机损失殆尽，以至于空军飞行员根本没有足够的战机训练，歼6便宜可靠性好，批量进购一批作为作战训练用，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一方案得到埃方内部对华友好人士的支持。
代表团团长刘国民与埃及空军司令助理合影
另一派则认为不应该购进这种性能指标落后的二代机，以色列及周边邻国已经纷纷开始换装三代机，以歼6的老旧技术和战斗力，一旦真的打起来的时候，可能不是对方战机的对手。两派争论的意见传递到了埃空军司令处，空军司令的意见则是不买，他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报告上报了国防部。
这直接导致谈判就此中止，埃及军方甚至一个月都没有搭理中方代表。这是此次交易中最大的一次危机，代表团将这个情况上报给了姚广大使。姚大使的意见是必须再争取一次，他亲自带领代表团团长刘国民到图哈米副总理家中拜访。
姚大使与图哈米副总理私交甚好，当他了解到中国军售项目已经搁浅后，立即当着姚大使和中方代表团团长的面，拨通了时任埃及副总统、前空军司令穆巴拉克的电话，将军售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穆巴拉克是埃及的2号人物，也是实权派，既懂军用航空技术，又在空军里有绝对的影响力。
穆巴拉克副总统
值得一提的是，穆巴拉克是少有的阿拉伯国家中对华非常友好的领导人之一。他在担任总统之前曾2次访华，在担任总统后曾9次访问中国，他曾多次把中国形容为“埃及的可靠朋友”，拥有“兄弟般的情谊”。
穆巴拉克听完图哈米的汇报后，立即邀请姚大使和刘国民前往副总统府面谈。两人来到副总统府，受到了穆巴拉克副总统的热情接待。当他听完姚大使的汇报后，顿时火冒三丈，连连质问空军怎么回事？中国代表诚心实意不远万里来到埃及来谈合作，开出了如此优惠的条件，为何埃及空军还不接受！
穆巴拉克在与埃空军主要负责人通完话之后，又转头安慰姚大使和中方代表，他直率地说道：“只要是中国人来跟我谈合作，我闭着眼睛都敢签字！”穆巴拉克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让中方两人非常感动，临别时穆巴拉克让两人放心，埃及军方将会重启中埃军贸谈判。
穆巴拉克
穆巴拉克亲自指示埃空军司令，使得双方谈判得以恢复，有了穆巴拉克副总统的影响力，谈判也就顺畅了许多。这也说明在国际军贸中，外交影响力往往是决定性因素之一，穆巴拉克也是考虑到对华关系以及两国人民的友谊，才下决心促成这桩生意。
军售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埃方已经决定采购中国的歼6及相关零部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5月2日，双方正式签订协议，按照双方初期拟定的产品清单，购买50架歼6（包括6架歼教6）以及部分航空发动机，一共是1.3亿美元。另外埃及空军还有部分从苏联购进的战机和装备需要中方修理，修理费是0.3亿美元，整个合同金额高达1.6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家外汇储备的14%！
埃及空军的歼6
这是新中国军售第一单，意义非常重大，从此开启了中国军贸出口新局面。中埃双方有了第一次的合作，双方的军贸进一步升级，1980年4月，中埃签订关于埃及进口中国60架歼-7战机及配套零部件合同，总金额高达2亿美元。这批战机埃方需求非常紧迫，第一批当年就交付了20架，埃空军对这批战机提出了改进建议。因此剩余的40架歼-7升级到了歼-7II，并在发动机、武器系统和雷达系统都做了提升，到1982年12月前全部交付。
根据协议测算，这批歼7战机出口的单价约在250万美元左右，而当时国内空军的采购价约200万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折算美元大概是130万美元。考虑到第二批40架歼7进行了大范围升级，可能成本会增加一些，但总体上来说，利润还是不错的。当然，挣多挣少并不是最主要的，这两单军火交易带来了近3.6亿的美元外汇，当时全国外汇基本在30亿美元上下，这笔外汇对支援经济建设、引进先进的航空技术和装备有着重大作用。
埃及空军的歼7
通过埃及的两个巨额军贸订单，也为中国攒下了好名声，物美价廉的中国军机获得了许多国家青睐。就在中埃签订60架歼7合同后，约旦空军又找上门，订购了价值2.2亿美元歼-7M战机（搭载英国的先进航电设备的歼-7IIA）。这款专为约旦空军定制的战机，因性能卓越，又吸引了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国等国的订购。
从1979年到1986年期间，中埃相继签订了大小13个军贸合同，总价值3.9亿美金。上世纪90年代末，两国签订了当时金额最大的军贸订单——价值3.47亿美元的80架K-8E教练机供应合同。这个军贸合同有些特殊，因为当时与中国竞争的还有捷克和意大利的教练机。
中方最终通过优异的品质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打动了埃及空军的心，拿到了这笔大单。按照协议，中方先提供10架教练机，随后提供两批15架、10架的零部件供埃及方面组装。埃及方面最后自行组装了45架K-8E教练机，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了90%。
K-8E教练机
2004年11月，埃及再次向中国订购了40架K-8E教练机，中航工业决定向埃方转让该机的全套生产技术，帮助其实现国产化。双方还成立了K-8E教练机维护中心和联合航空设计局，极大提升了埃及航空工业能力，这也是中国为数不多装备和技术同时输出的军售合同之一。
以对埃及军机出口第一单“零的突破”为起点，中国先后向多个国家出售多款战机和发动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一度成为继苏、美、法之后第4大武器出口国，在从1984到1987年短短4年里，中国对外军售贸易额达82亿美元，占当时总出口额的7%！这些大量出口外汇，为提升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和航空工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充足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