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 赵晓军
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6期
庙底沟文化陶器（图源：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
中国史前考古史上，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两个重要的“坐标”。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将以彩陶为特征的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认为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后引发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及其质疑。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后由“史语所”进行了科学发掘。作为最早发现和命名，而且特征截然不同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彼此关系如何？这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学者们亟待想了解的问题。1931年，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岗，发现了“三叠层”的确切年代证据，但在“夷夏东西”的观念下，学者们多认为后岗的“三叠层”是仰韶自西向东，龙山自东向西发展，在河南相遇的结果。中原地区存在“混合文化”的观点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明确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不是混合文化而是仰韶到龙山的“过渡期”文化，这一“悬案”才最终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和研究资料的广泛积累，学界有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研究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的分期方案，被学界普遍认可。严文明先生提出龙山时代的概念解决了各地龙山文化命名混乱的问题。自此之后，得益于仰韶、龙山两个重要时空坐标的确认，以此为参照的各地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迅速建立，史前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也取得了诸多重要的认识。由上可见，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持续关注，是中国史前考古，尤其是黄河流域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传统。
研究表明，以半坡和庙底沟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早中期大体上代表了平等的氏族社会，仰韶晚期以后至龙山时代则进入“邦国林立”的复杂社会。然而，从仰韶社会如何“过渡”到龙山时代，“过渡期”的中原地区又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呢？这依然是一个“传统”的问题。仰韶到龙山的转变，大致发生在公元前3千纪的前半叶前后（庙底沟晚期至龙山早期，绝对年代为距今5000年—4500年左右）。同一个时段内处于中原周边的红山、良渚、大汶口、石家河文化均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早期文明，呈现出“满天星斗”的态势。相反，中原地区则表现得相对沉寂。因此，如何理解这500年时段内中原社会的发展状况，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是我们深入了解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不可回避的问题。以下，我们将这一“过渡期”分为三个时段做进一步的讨论。（图一）
一 庙底沟晚期
所谓庙底沟晚期，即庙底沟文化（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晚期阶段，绝对年代大致为距今5300年—4900年。从灵宝西坡墓地和高陵杨官寨墓地的测年数据来看，普遍可以晚至距今4900年前后，这个年代比过去的估计明显要晚一些。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庙底沟晚期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并对中原社会的变革产生影响。
首先表现在特征变化敏感的陶器上。整体来讲，典型庙底沟文化的陶器，尤其是彩陶的装饰风格在相当大的时空范围内较为一致，主要是以黑彩、红衣黑彩或白衣黑彩为特征的花瓣纹、回旋勾连纹、鱼鸟纹等施于彩陶盆、钵一类的“盛器”之上。当然，不同地区存在一些区域性的特征，比如豫中、豫西南地区的白衣陶相对较多，丹江上游和汉水流域流行彩陶器座和双唇口平底瓶，豫东地区常见彩陶高柄豆等。这些特征体现了各地庙底沟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江淮地区的侯家寨文化。
至庙底沟晚期阶段，周边地区对中原的影响明显加强。其中一个显著特色是郑洛地区白衣黑红彩的“三彩”（或称为“复彩”）陶器大量增加，尤其在环嵩山地区的郑州西山、尚岗杨、伊川土门、嵩县桥北、宜阳苏羊等遗址十分明显。白衣黑红彩陶器是彩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通常以白陶衣打底，先以红色或黑色圆点布局，再以黑彩为补色勾勒出主体纹样。（图二）这类庙底沟风格的“三彩”陶器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刘林期），延续至大汶口文化中期（花厅期）。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等大汶口遗址或墓地中常见，何德亮、栾丰实、吴汝祚、牟永抗等先生均对此做过系统的研究。这类“三彩”陶器无论器形还是纹样都属典型的庙底沟风格，表现为受到庙底沟影响的再创造。在长江中游鄂西北一带的大溪文化遗址，如枝江关庙山、巫山大溪，南阳盆地至随枣走廊一带的仰韶文化遗址，如枣阳雕龙碑等也可见到此类典型的庙底沟风格“三彩”器，年代亦大致相当或略晚。可见，“三彩”彩陶最早受庙底沟影响出现并流行在长江中游至江淮—海岱地区，中原地区此类“三彩”陶器在庙底沟晚期阶段的突然增加，应当与淮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的反向影响有关。但与大汶口文化相比，中原庙底沟晚期的“三彩”陶器中红彩的使用相对较少，基本以圆点和平行细线作为辅助纹样出现，主体纹样仍然保持以黑彩的庙底沟特色。（图三）可见，庙底沟晚期彩陶的变化体现了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加强。
除了彩陶之外，庙底沟晚期在墓葬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尽管庙底沟彩陶体现出大时空格局上的一致性，但中原各地庙底沟墓葬的葬俗却差异很大。关中地区以高陵杨官寨庙底沟大型墓地为代表，是最具特色的典型庙底沟墓地，发掘清理的墓葬超过200座，以偏洞室墓为主，也有不少竖穴土坑墓。墓葬均为单人葬，不见葬具，随葬品少且没有固定组合，以单件的陶盆、钵、尖底瓶和陶环为主。丹江—汉水上游地区以邓州八里岗、淅川下王岗为代表，庙底沟墓葬多为单人竖穴土坑墓，但相对有较丰富的随葬品，以陶鼎、罐、钵、碗、器座、仓及石骨器为组合特征。尽管各地庙底沟墓葬的葬俗不同，但共性是庙底沟社会内部并不强调社会成员的个人身份，更没有形成固定的丧葬礼制。这种情况在庙底沟晚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大型贵族墓葬的出现和表达个人身份随葬品的增加。灵宝西坡庙底沟晚期墓地新出现的大中型墓葬，有二层台和棺椁结构，从釜灶组合的随葬品来看，具有明显的庙底沟特色，但同时随葬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彩绘大口缸。一些墓葬中还发现随葬较多的玉石钺（主要是蛇纹石）和象牙骨雕器。同样的情况可见于孟津妯娌、伊川伊阙城的仰韶中晚期墓地，大型和中型墓葬有棺椁，随葬玉器、象牙箍。位于南阳盆地的八里岗庙底沟晚期墓葬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较有特色的是大型多人合葬墓随葬大量猪下颌骨。近年来西峡老坟岗遗址发掘了一批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积石墓，墓葬中多随葬质地精美的玉石钺。发掘者将其认定为庙底沟早期，但从双唇口平底瓶、杯形口平底瓶、夹砂红陶小罐，以及积石墓M10出土了两件大汶口特色的红陶大口缸的特征看，其年代应为庙底沟中晚期。除此之外，关中地区的杨官寨墓地也能看到这一阶段大汶口文化丧葬礼制的渗透，其中M64、M187随葬大汶口文化特色的彩陶壶，M302随葬一件石钺。
关于中原地区随葬大口缸和玉石钺的情况，有研究者提出源自于长江下游的马家浜—崧泽文化系统的观点。从考古发现来看，玉石钺和大口缸作为“礼器”最早见于长江下游并无疑问。中原地区仰韶系统的墓葬中最早出现玉石钺的证据来自豫东虞城马庄遗址第五层，在庙底沟的基础上带有鲜明的侯家寨二期文化特色，明显受到江淮地区北阴阳营、薛家岗文化的影响。以灵宝西坡墓地为代表的庙底沟晚期（绝对年代已进入到崧泽晚期和良渚早期）玉石钺和大口缸是否直接源自“大崧泽”文化系统，目前尚无明确的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以钺为代表的一套“礼制”扩大到整个江淮地区、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北至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的整合作用不容忽视，而且对中原地区的渗透和影响主要是通过淮河至汉水一线的文化通道来实现。
豫中地区流行庙底沟文化的“伊川缸”，有研究者据此称之为仰韶文化的“阎村类型”。从目前所见的有特色的彩绘“伊川缸”来看，大致年代也应该是在庙底沟晚期阶段。汝州洪山庙出土的大型伊川缸合葬墓M1，其中一件缸体表面的回旋勾连纹十分草率，具有庙底沟晚期特征。其他多件缸体表面的彩绘纹样有模仿的双联玉璧、勾云形玉等红山文化因素和象牙梳形纹等大汶口文化因素。实际上，这类因素也能见于近年来山东滕州岗上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征集品，表明红山文化晚期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密切交流。有趣的是，近年来发掘的辽宁朝阳半拉山红山墓葬M12出土的玉石钺及兽面形钺端饰同样可见于豫西的苏羊遗址，半拉山M12的最新测年数据为距今50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庙底沟晚期。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所展现的形象也是以钺作为个体权力的象征。可见，彩绘伊川缸表现出在庙底沟晚期阶段与大汶口等东方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图四）
墓葬中使用木质棺椁，随葬精致陶器（酒器）、猪下颌、獐牙、象牙骨雕器，以玉石钺作为个体权力象征，流行大口缸等等，均为大汶口文化的特征。大汶口文化中这种突出个体身份的丧葬礼仪观念与传统的仰韶文化截然不同。显然在庙底沟晚期阶段东方的礼制观念开始渗透到中原社会。
中原地区庙底沟晚期阶段的墓葬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大型多人合葬墓再度出现，以邓州八里岗M13、M14和汝州洪山庙M1大型瓮棺合葬墓为代表。仰韶文化中的大型成人合葬墓曾集中出现在半坡类型晚期阶段，在关中、豫西和丹江—汉水流域流行，如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灵宝晓坞、淅川下王岗、郧县大寺等。半坡晚期的这些多人合葬墓伴随着半坡文化在晚期阶段向东方的扩张而扩散，即半坡晚期社会发生转变的时段。因此，庙底沟晚期阶段再度出现大型多人合葬墓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发掘者曾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对八里岗M13进行综合研究，指出墓葬随葬人骨的年代相差近200年，且缺乏固定的母系血缘关系，推测是一种氏族级别的集体埋葬行为，目的是在庙底沟晚期的社会面临分崩离析之时，为凝聚社群力量而开展的一种葬仪活动。洪山庙大型合葬墓的发掘者认为，洪山庙大型多人瓮棺合葬墓体现了“技术变革、思想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男性地位上升，社会发展进入到父系阶段。如果将八里岗仰韶聚落与西坡和杨官寨进行比对，或许这种大型多人合葬墓的出现只是庙底沟晚期阶段的区域性因素，但也有可能是中小型聚落与大型聚落有所不同，在面临社会转型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复古”式的对抗策略。
综上分析，庙底沟晚期阶段，中原社会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大汶口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对中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彩陶和丧葬礼制方面。大汶口文化将以个体权力（distributive power）为特征（厚葬和以钺为权力象征）的社会复杂化模式引入到中原，从而推动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也启动了中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但是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中原庙底沟晚期的这些变化基本上是本地庙底沟遗存的延续，并没有出现大量“开疆辟土”式的新兴聚落，因此也可以说是庙底沟社会由盛而衰的阶段，新的因素正在孕育的过程之中。
最后，我们谈谈庙底沟晚期的绝对年代问题。目前考古学的精确绝对年代主要依赖于加速器（AMS）碳十四测年（AMS方法能够有效利用短年生样品，减少大体量样品的混合和污染问题）。除此之外，要得到精确的年代数据（尽量小的概率区间），树轮曲线的形状也很重要。图五是距今5400年—4200年之间的树轮校正曲线（IntCal20），可以看到在本文涉及到的仰韶至龙山之间的时段内，树轮曲线波动频繁：在距今5000年—4800年之间曲线陡直，校正后的年代概率区间小，效果好（1σ的范围小于50年）；而距今5300年—5000年之间曲线平缓且波动，校正后的年代概率区间大，效果差（1σ的范围大于200年）。可见，利用这一段树轮曲线校正仰韶至龙山变化的关键时间节点的年代，在不同位置上的精度差异很大，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目前，能够用来精确估计庙底沟晚期年代的数据主要来自西坡、八里岗、南交口、西山和马庄第层墓葬等。考虑到晚期单位可能混入早期遗物的情况以及墓地发展的连续性等问题，我们借鉴了国际上常用的核密度估计函数（Kernel Density Estimates，KDE）对同一遗址的同一类数据进行概率求和，并据此观察数据分布的峰值，估测绝对年代。
如图六所示，南交口、马庄第层墓葬属于典型庙底沟中期，西山二期晚段为庙底沟晚期，年代概率区间主要位于距今5300年—5000年之间，由于树轮校正曲线低平，导致庙底沟中期年代下限的概率分布范围过宽，无法得到准确定位。马庄遗址第层墓葬在距今5600年—5500年之间出现峰值，代表了庙底沟中期的年代上限至少可早至距今5600年。西坡墓葬和八里岗M13均从庙底沟中期延续至晚期，同样是距今5300年—5000年一段不清楚，但均在距今4900年前后出现峰值。西坡墓地当延续一段时间，有研究者认为晚期的几座小墓可进入仰韶晚期。八里岗M13为多人合葬墓，最晚的年代为距今4900年前后，且较集中。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庙底沟晚期的年代上限较为模糊，当在距今5300年—5000年之间；年代下限为距今4900年前后。
鹤壁刘庄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属于大司空类型。从器物类型的研究来看，大司空类型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与庙底沟文化近似，晚期包含了较多秦王寨文化早期的因素。从测年数据来看，刘庄的大司空类型横跨了距今5500年—4900年之间的范围，大致相当于庙底沟中晚期。如此表明，庙底沟晚期当与秦王寨文化早期存在年代上的交错现象，中原各地庙底沟文化结束的时间和仰韶晚期开始的时间不同。
二 仰韶晚期
仰韶晚期是继庙底沟之后中原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段。从郑州西山、岐山双庵等地的碳十四年代数据看，仰韶晚期大体上从距今5000年延续至距今4500年前后。仰韶晚期的中原社会发展呈现出几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是考古学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目前，中原地区由学术界公认，由当地庙底沟类型发展而来的仰韶晚期遗存有秦王寨文化、大司空文化、西王村三期文化、案板二期文化等等。除此之外，中原地区还分布着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这一时期的中原，多种文化因素交错纵横，呈现为各种势力“逐鹿中原”的态势。整体来讲，中原地区的仰韶晚期可分为四个大片区。
1.东部地区。包括环嵩山的郑洛地区至太行山东麓，主要是秦王寨文化和大司空类型，属于彩陶发达的区域。秦王寨文化在黄河以南和嵩山北麓最为发达，以多样化的鼎、壶、豆、盆和白衣黑彩或“三彩”的睫毛纹、太阳纹、X形纹、S形纹等彩陶为特色，典型遗址有郑州大河村、西山，荥阳青台、巩义双槐树、洛阳王湾等。大司空类型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冀南豫北一带，彩陶十分发达，流行蝶须纹、斜波细线纹、豆荚纹、细腰纹等，典型遗址有安阳大司空、大寒、鲍家堂、磁县下潘汪、界段营等。
2.西部地区。包括从晋南豫西至关中地区和泾渭流域，属于以盆、罐和喇叭口尖底瓶为主的区域，彩陶不发达。晋南豫西是西王村三期文化，流行喇叭口的小口尖底瓶，彩陶受秦王寨类型的影响，但数量不多，典型遗址有芮城西王村、古城东关、小赵、丰村，渑池仰韶村、笃忠，灵宝涧口等。过去划入半坡四期、泉护二期的关中东部诸仰韶晚期遗存，包括临潼姜寨四期、蓝田泄湖、新街等也基本上与西王村三期的文化特征一致。关中西部则以扶风案板二期、宝鸡福临堡、岐山王家咀晚期为代表，流行喇叭口钝角尖底瓶、宽沿盆、大口深腹罐等，彩陶同样不多，但一种在彩陶基础上发展来的暗刻平行线纹很有特色。渭水上游的仰韶晚期遗存以甘肃秦安大地湾、武山石岭下遗址为代表，有相当数量的彩陶，包括变体蛙纹、白彩等，过去有研究者曾将其称为“石岭下类型”作为庙底沟文化向马家窑文化的过渡。泾河上游的陇东地区，仰韶晚期遗存称为阳坬类型，出现窑洞式房屋，流行橙黄色泥质陶，彩陶也有一定数量，典型遗址有宁县阳坬、庆阳南佐等。
3.西南地区。包括丹江、汉水上游和洛河中上游地区，属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在屈家岭文化的早期阶段，其影响即已达丹江和南阳盆地，有研究者将这一类遗存称为“朱家台文化”，实际上是混合了本地的庙底沟晚期和屈家岭早期的因素（如曲腹杯等），陶器也开始由红陶向灰陶转变。至屈家岭文化晚期阶段，丹江至南阳盆地已经完全是屈家岭文化的天下，即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二期类型”。值得注意的是，至屈家岭文化晚段，洛河上游的卢氏以及最近发掘的宜阳苏羊遗址，也都成为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可见屈家岭文化已经突破了伏牛山的界限，进入到中原的核心区。
4.东南地区。包括淮河上游水系的颍河中下游、沙颍河、北汝河流域，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周口烟草公司发掘的大汶口文化墓葬，随葬的陶背壶、彩陶壶、高柄杯、豆和石钺等均为大汶口文化中期墓葬随葬品的典型组合，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等习俗也是大汶口文化墓葬的常见现象，从斜线网格纹彩陶、背壶的形态等特征看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期晚段，年代大致上与秦王寨文化相当。此外，近年来在沙颍河流域的漯河地区发掘的郾城土城王遗址，也反映出这一阶段的遗存仍然延续了庙底沟时期与江淮诸文化的密切联系。从整体的文化特征看，凹槽锛状足、兽首形器钮、刻纹獐牙和鹿角靴形器等，更接近于淮河中游大汶口文化的“富庄类型”。总之，大汶口文化在中期晚段对中原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潜移默化的渗透，而是直接扩张，占领豫东、豫东南的淮河中上游的诸水系。
以上四大片区共同构成了仰韶晚期中原地区的大文化格局。其中，东部地区的创造力最强，以庙底沟为基础大量吸收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因素发展起来的秦王寨文化独具特色且盛极一时，开启了中原地区以早期城址为特征的社会复杂化模式。西部地区的基础最为雄厚，在庙底沟遗存核心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规模宏大的聚落、建筑和器物为特征。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影响来看，屈家岭文化的影响力一度超过了大汶口文化。在屈家岭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江汉平原，一系列的建城运动将屈家岭社会发展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屈家岭文化的北进不仅完全占领了南阳盆地、汉水、丹江，而且越过伏牛山至黄河流域。乃至晋南豫西的西王村三期文化遗址中仍能感受到大量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可见，屈家岭文化在仰韶文化晚期阶段是一种直线北进的强势姿态。与此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在豫东南淮河水系上游得以立足，过去有研究者将颍水上游的这个阶段称为仰韶晚期的“谷水河”类型，兼具秦王寨和大汶口文化的因素，从近年来土城王等遗址的工作看，应该将其归属于淮系大汶口文化的范畴。
仰韶晚期开始，中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加速，并突出表现在东西两区。东区主要是秦王寨文化分布的嵩山北麓和东麓地区，又称为“河洛地区”。这里仰韶晚期的聚落对土地资源的开发表现出了与庙底沟文化不同的模式，一批“开疆辟土”式的仰韶晚期新兴聚落，如孟津小潘沟、偃师二里头等开始出现，并有明显向低海拔的河谷和泛滥平原地区转移的趋势。以此为基础，河洛地区发展出了大型的中心聚落和若干早期“城市”。
“城市化”是中原仰韶晚期社会复杂化的突出表现，新出现的早期“城市”实际上也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包括巩义双槐树、郑州西山、荥阳青台、汪沟等等。这些早期“城市”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有双重或三重环壕，有的还有夯土城墙，从而显示为长期的人口聚集地点。“城市”之中还普遍可见大型公共建筑，如双槐树聚落中多进院落的“宫殿式”建筑，建筑的外围还发现有大型院墙，院内有巷道和广场。在木骨泥墙式的连排居住房屋的基础上发展出大型院落式的高等级建筑，这不是本地仰韶文化的传统，应该学习自同一时期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从西山城址的圆形结构特征来看，与澧阳平原的城头山有一脉相承之处，只是版筑夯土技术可追溯至本地更早的庙底沟文化。上述一系列特征都表明河洛地区由一系列的早期“城市”所连接的网络结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结构关系，人口向优势资源集中，形成城市节点，城市的功能增加，在协调和组织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社会关系网络的枢纽和中心。中原地区这种类似于“城邦国家”（city-state）式的区域社会复杂化模式延续到了龙山时代。
仰韶晚期的中原西区大致包括了晋陕高原的东南边缘至陇东一线。这里的仰韶晚期聚落海拔较高，且仍然以开发黄土台塬为基础，与当地庙底沟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与庙底沟文化相比，仰韶晚期聚落的数量明显减少，大有收缩之势，但同时又不乏仰韶晚期的大型甚至是超大型聚落。比如，从关中东部向西一线分布的蓝田新街、凤翔水沟、庆阳南佐、秦安大地湾等等。根据报道，这些中心聚落面积超过百万甚至数百万平方米，是人口集中的地方。中心聚落普遍发现规模宏大的建筑遗迹，以大地湾仰韶晚期的大型房屋F901为代表，占地面积超过400平方米，建筑结构复杂，有主室、后室和廊柱结构，左右对称，地面为“三合土”构造，坚硬考究。同样的“大房子”在庆阳南佐、凤翔水沟遗址都有发现，表明大房子普遍是中心聚落重要功能的一部分。大地湾F901还出土一套“量器”，说明粮食的再分配很可能是大房子的重要功能之一，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和再分配是这里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仰韶晚期大型聚落出土的陶器中常常有一批个体甚大的器物，均非普通日用陶器，如彩陶盆、陶鼓、陶缸、彩陶壶、器座等，这种制作并不精美但明显超出单个家户消费规模的大型器物或许反映了中心聚落中某些重要的集体行为，集体权力（collective power）的增长是当地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内容，这同样延续了本地庙底沟文化的传统。
中原地区仰韶晚期绝对年代的高质量测年数据不多，以郑州西山和岐山双庵为例（图七），西山的数据均采集自秦王寨文化中期的单位，峰值集中在距今4900年前后，因此秦王寨文化早期的年代应早于4900年前。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距今5300年—5000年一段的树轮校正曲线平缓，秦王寨文化早期的年代上限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秦王寨文化在豫中地区的兴起较早，已经进入到典型庙底沟文化的晚期阶段。双庵遗址的仰韶晚期遗存峰值有距今4850年和距今4750年两段，结合杨官寨墓地庙底沟文化最晚的数据可至距今4900年前后看，西部地区仰韶晚期的年代上限大致应在距今4900年—4800年之间。
屈家岭文化进入中原的准确时间也是一个受关注的问题。（图八）江汉平原地区是屈家岭文化的核心区，天门龙嘴的样品代表了油子岭文化的年代，从概率密度分布看大致从距今5500年延续至距今4900年，中间出现多个峰值，表明油子岭文化稳定发展的时间较长。淅川马山根遗址为朱家台类型，年代概率范围在距今5000年—4800年之间出现两个峰值，但延续时间较晚。从这两组数据看，无论江汉平原的核心区还是南阳盆地的边缘区，油子岭文化和朱家台类型结束的时间大致在距今4900年—4800年之间。
同样，我们以澧阳平原的鸡叫城和南阳盆地的八里岗来看屈家岭文化的年代。鸡叫城的屈家岭文化年代分布较为集中，距今4900年—4600之间出现多个峰值，尤其是距今4800年前后出现第一个峰值，大致代表了屈家岭文化大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八里岗遗址的屈家岭文化也从距今4800年前后发展起来。由此可见，屈家岭文化是在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阶段，即距今4800年或略早，进入到中原地区，这已经属于秦王寨文化的中期阶段。
石家河文化在中原地区不仅分布范围明显收缩，而且时间跨度也缩短。鸡叫城的石家河文化年代集中分布在距今4800年—4400年前后，前段与屈家岭文化重合，不排除所测样品中有晚期单位混入相当数量的早期遗物的情况。八里岗的石家河文化年代概率分布范围从距今4500年至4200年，小的峰值出现在距今4400年前后，大致代表了石家河文化在中原延续的时间。
三 龙山早期
中原地区所谓龙山早期即“龙山时代”的早期，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实际上在各地的内涵并不一致。本文所述龙山早期特指中原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晚期之间，大约距今4500年至4300年的时段，大致对应着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晚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晚期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陶寺早期也属于这个时段。
龙山早期的中原社会再度发生重大变革，屈家岭文化北扩的强劲势头大大减弱，这一时期石家河文化收缩到南阳—驻马店一线。而大汶口文化晚期则强势进入中原，整个淮河上游的诸水系都被大汶口文化控制。中原西部地区则受到庙底沟二期文化南下的影响。庙底沟二期文化还以不同的形式在晋南豫西、关中、陇东等地存在。因此，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整体表现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东西对峙的总态势。
以往的研究将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称为“颍水类型”，主要源自于淮河中游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渗透，代表性遗址包括鹿邑栾台、郸城段寨、淮阳平粮台、夏邑清凉山、商水章华台、襄城台王、禹州前后屯等。值得注意的是，与仰韶晚期相比，进入龙山早期阶段，大汶口文化西进不仅规模变大，而且影响更加深刻，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日用陶器风格大变。从土城王遗址的陶系统计看，灰黑陶系、泥质和夹砂陶系、篮纹成为主流，一改仰韶晚期的橙褐陶系、夹蚌陶系、彩陶的风格。第二，新开发的遗址在淮河上游地区大量出现，如禹州前后屯、瓦店、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等都是从龙山早期（大汶口晚期）发展起来并延续至龙山晚期而繁荣。可见，大汶口晚期对中原的影响具有革命性，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有研究者通过大范围的比对研究指出，大汶口晚期的扩张影响的范围涉及到良渚、石家河和中原地区，自此启动的中原地区的“龙山化”过程实则为“大汶口化”过程。
庙底沟二期文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主要分布于中原西部至关中等地。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属性问题，学界有过广泛的争论。多数研究者认为，以斝为特征的炊器取代釜灶，彩陶的消失，大量横粗篮纹、附加堆纹的出现，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足见庙底沟二期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之深刻。学界一般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源自晋南豫西，至其发展的后期阶段向周边地区扩张。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阶段向环嵩山的中原核心区的扩张，形成了本地以偃师二里头、郑州站马屯早期、告成北沟等为代表的龙山早期遗存；向北扩张，促成了陶寺文化的诞生；向关中西部的发展，形成了浒西庄类型或案板三期类型；再往西的陇东地区则是常山下层文化。虽然上述文化或类型之间存在区域性的差异，但整体来看，仍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可看作一个大的文化圈。
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来看，中原诸多龙山早期遗存中，以晋南的陶寺文化最为突出。陶寺作为一处超大型的中心聚落，从这一阶段开始发展起来，不仅出现了人口集中的“城市”和埋葬贵族的大墓，而且近年来的发掘还揭露了包括大型夯土建筑、池苑、仓储等集中布局的公共建筑群（宫城）。陶寺大墓的出现一改中原地区缺乏表征个体身份和权力的仰韶传统，为中原社会的复杂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以“宴饮”为特征的葬俗、随葬品组合等来看，陶寺大墓表现出受到东方大汶口文化影响的鲜明特色。大致同一时期兴起的贵族墓葬，在芮城清凉寺、临汾下靳墓地中均有所见，随葬的多孔石刀可追溯至江淮地区北阴阳营和薛家岗文化。可见，经由淮河诸水系进入中原的东方礼制对中原龙山时代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陶寺之外，陇东也是这一阶段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属于常山下层文化的镇原老虎咀遗址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发现有夯土包石的城墙和埋藏于墙体之下的陶排水管道。其中陶排水管道制作精巧、环环相套，仅清理发现的部分就长达20多米，为目前国内发现之最早。镇原大塬遗址还出土有随葬玉石璧、钺的贵族墓葬，从埋葬习俗来看更接近于大汶口文化而与后来的齐家文化不同。这些重要线索均表明陇东地区在以庆阳南佐为代表的仰韶晚期的社会高度复杂化的基础上得以延续发展，并呈现出若干新的区域性中心。黄土高原东部边缘地区的一系列区域系统调查均表明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的聚落数量增加，单个聚落规模扩大，反映出人口的增长和集中的现象。
总体来讲，龙山早期的中原地区整体表现为东部大汶口文化和西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对峙局面，且晋陕至陇东的黄土高原边缘一线的社会复杂化程度更高。至龙山晚期，中原地区在龙山早期基础上形成的诸多区域性复杂社会，如陶寺、瓦店、余庄等再度兴盛起来，中原社会进入到一个更加广泛和多元化的“邦国林立”的时代。
有关中原地区龙山早期的绝对年代，以古城东关、陶寺早期、洛宁西王村和清凉寺墓地的数据为参考。（图九）研究者将古城东关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代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完整发展序列。其中，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的数据较少，概率密度分布从距今4700年延续至距今4500年，缺乏峰值；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期的年代为距今4600年—4400年，峰值为距今45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为距今4600年—4200年，峰值为距今4500年—4400年之间。洛宁西王村的龙山早期年代从距今4400年至4100年，峰值出现在距今4400年—4300年之间。陶寺早中期的年代从距今4400年至4000年。据此可见，庙底沟二期文化在其核心区的形成时间较早，上限可至仰韶晚期（西王村三期文化），晚期阶段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张，并形成了中原各地的龙山早期遗存，其年代范围大致为距今4500年—4300年之间。芮城清凉寺墓地年代大致也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开始发展起来，但年代概率密度显示墓地主要形成和发展于龙山晚期，即陶寺文化的中晚期阶段。
四 东西两条“半月弧”对中原的影响
综上所述，仰韶至龙山的过渡实际上就是中原社会的大转型时期。从转型的结果来看，多元文化因素不断涌入中原，不断被融会贯通，从而推动了中原文明的一体化进程。如果从更大的地理格局来看，中国中东部的东亚季风影响范围内有两个重要的气候—生态带：西部沿黄土高原的边缘，自陇东、关中、晋南豫西至晋中北、陕北和内蒙古东南部一线，属于东亚夏季风的北部边缘线；东部一线则沿长江中游澧阳平原、汉水流域、淮河中上游至海岱地区，大致相当于东西延伸的江淮“梅雨带”的一线。这两个大的气候—生态带，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原地区恰好位于其中。（图一〇）
黄土高原的边缘一线受考古学的关注较多，有研究者提出“半月弧”的概念，指出这一地带在“青铜时代全球化”过程中，对于沟通中原农业文明和中亚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要性，冶铜、小麦、牛羊、马车等均经由此处的文化再造而进入中原社会。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关中至晋南豫西）即分布在广义的“半月弧”（可称之为“西半月弧”）地带。在仰韶向龙山的过渡阶段，这里表现出了较强的连续性，仰韶晚期阶段已经形成了若干大型的区域性中心，超大型的宫殿式建筑和大型器物组合表现出公共权力的突出，至龙山早期阶段又在东方文明的刺激下出现了陶寺等新型的区域性中心。因此，在龙山晚期之前的“西半月弧”地带主体上还是本土化的发展模式，同时体现了较多与中原和东方的联系。进入到龙山时代晚期，这里的发展才呈现为新的模式，中心聚落向交通更便利的黄土塬梁峁的顶部移动，社会关系网得以强化，大量草原游牧文化的因素进入，进而深刻影响到中原地区。
与黄土高原边缘一线的“西半月弧”地带所不同的是，东部汉淮至海岱一线与中原核心区的交流时间更早，也更加密切。学术界很早就关注到汉水至淮河一线在史前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并提出“淮汉文化带”的概念。这里我们所谈到的这一文化带的交流，空间上比淮汉文化带的范围更广，囊括了海岱地区，也构成了一条“半月弧”带，可称之为“东半月弧”。这里的史前文化交流至少可追溯至贾湖文化时期，贾湖文化的东迁直接促成了海岱地区北辛文化的产生，以龟甲和石子（绿松石）为工具的占卜行为、陶钵覆面的葬俗等也在这条文化带上流行。至大汶口文化时期，这一线的交流更加频繁，木骨泥墙房屋、红烧土建筑材料、随葬猪下颌骨、具有宗教礼仪性质的大口缸等均为这一文化带的特色。大汶口和江淮地区的玉器也在屈家岭文化时期通过“东半月弧”进入到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玉器同样可由此联系到海岱龙山文化。
在仰韶至龙山文化的过渡期，“东半月弧”对中原地区影响深刻。大汶口文化西进中原主要就是经由“东半月弧”东段的淮河上游诸水系，对中原社会的最大贡献是不断带来东方的礼制，其影响直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庙底沟文化晚期的“三彩”彩陶的源头不仅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早中期，汉水流域也十分常见；随葬玉石钺的习俗也在“东半月弧”东端率先流行，进而见于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与此同时，“东半月弧”的西端，即汉水上游—丹江一线还是传统上联系陕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下王岗仰韶一期、八里岗仰韶早期的陶器和多人合葬葬俗都明显受到陕南半坡类型的影响，而在龙山末期的下王岗、大寺等遗址还常见客省庄二期文化的陶盉、花边罐等因素，与同处“东半月弧”东段的海岱龙山文化、王油坊龙山文化一样，对中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可见，整个“东半月弧”地带对史前中原地区的影响在不同时期都是同步产生作用的。这种同步性表明，在“东半月弧”地带，不同区域的文化圈能够彼此接纳、共存，形成“交互作用圈”，进而对中原地区产生一致性的影响。中原仰韶晚期的淮滨沙塚墓葬中同时随葬猪下颌骨、蛋壳陶杯等大汶口文化因素与屈家岭文化陶豆，渑池笃忠遗址同时可见人工颅骨变形、拔牙等大汶口文化习俗和屈家岭文化陶器共存情况。这些现象均表明大汶口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已经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共生关系”，显然这与它们传统上共处于“东半月弧”文化带有关。
综上所述，处于东西两个“半月弧”地带之间的中原地区，在仰韶至龙山的过渡期首先接受来自“东半月弧”的影响，自龙山晚期开始“西半月弧”地区也开始加强对中原的作用，并一直延续至青铜时代中后期，二者共同深度参与了中原地区的早期文明化进程。总之，理解这样一个由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所启动的宏大历史过程，正是仰韶至龙山之间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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