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是个日本女人！”
“哪啊！是个中国人，还是个格格呢，后来被送到了日本，就拿自己当日本人了，结果日本人压根都不认她！”
“枪决得好，这种通敌卖国的人就该千刀万剐！”
1948年3月25日6点30分许，川岛芳子因叛国罪在宣武门外北平第一监狱内被执行枪决。
随后一名军官模样的人走出门外，在他的招呼下川岛芳子的尸体被抬出门外。
在场围观的群众们以及等候多时的各路记者纷纷走上前去，想要确认这具狼狈不堪的尸首，是否就是那个罪大恶极的女汉奸。
木板上的女尸保持平躺的姿势，身上满是泥垢，头偏向一边，满脸血污，已经难以辨认其面目，只眉心之间隐约看到一个漆黑的弹孔，可以确认是枪决死亡。
女尸双手紧握，似乎是紧攥着什么东西，但围观的人们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
直到中午时分，一个日本和尚古川大航前来为她收尸，才发现了川岛芳子手里皱巴巴的纸团。
带着疑惑古川大航打开纸团，这是川岛芳子临刑前的绝命诗：“有家不得归，有泪无处垂。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
这首诗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川岛芳子对悲惨人生的无奈与愤懑，那么，川岛芳子究竟遭遇了什么？她又是如何走上这条不归路的？
一、被时代抛弃的家族
1906年5月24日，爱新觉罗·显玗出生于肃亲王府,父亲是爱新觉罗·善耆，是清朝八大世袭亲王 ——铁帽子王之一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代。
肃亲王一共娶了一个正妃，四个侧妃，共诞下子女三十八人，显玗是善耆第十四个女儿，被称为十四格格，在家中她还有一个名字叫东珍，寓意为东方的珍珠。
论皇室成员排辈，显玗这一辈应该算是溥仪的侄女。
按照正常情况发展，身为格格的显玗应该是锦衣玉食的过完童年生活，然后在适婚年龄与另一名皇室成员成婚，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会和哪个阿哥成婚甚至成为皇后。
但当显玗出生时，清王朝已经是行将就木，行尸走肉般的存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如同燎原烈火般点燃了全国的革命反抗，给予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致命一击。
1912年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隆裕皇太后代溥仪宣布退位诏书，延续296年的清王朝正式终结。
就这样，几乎是一夜之间，显玗的家族从尊贵的皇族跌落到普通的平民百姓，成为了旧时代的遗老。
原本荣华富贵的生活转瞬间化为乌有，虽然这种心理落差在当时年仅六岁的显玗看来没有深切体会，但其父亲善耆却是极其抵触这样的变化，成为了强硬的复辟派，带头联合其他皇亲国戚联合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
但这样的举动，在时代变化的浪潮前犹如螳臂当车，眼见阻止无望，显玗的父亲的目光落在了外部势力的身上，
既然凭借自身这些满清遗老的力量无法挽救清王朝，那么只能寄希望于列强之手帮助清王朝复辟，而他选择了当时对中国垂涎已久的日本人。
由于王子是不能过继给外国人的，于是善耆就把年仅7岁的显玗作为“小玩具”送给当时一个很有势力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当养女并与其结拜为兄弟，
而这，也成了显玗悲剧的开始。
二、扭曲病态的成长
显玗被送给川岛速浪作为养女后，很快就跟随他去了日本，并且川岛速浪还亲自为显玗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
跟随养父前往日本后，川岛芳子接受了全盘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从生活方式到行为处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日本化。
起初，川岛芳子会因为背井离乡，思念家人而时常流泪，因为颠沛流离的童年遭遇使得她性格孤僻，不爱与同龄人交谈，
对于女孩子学习的插花、茶艺、织绣等技能不感兴趣，反而对骑马、击剑、射击这些男孩子的技能充满好奇。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天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教育以及养父时常在耳边灌输的极端思想，川岛芳子的思维也逐渐被扭曲。
渐渐地，她开始认同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渴望着有朝一日在满蒙的土地上复辟大清，再次成为皇室贵族。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川岛芳子已经从当初的懵懂幼女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也结交了一个男朋友，名叫岩田爱之助。
而川岛芳子对于养父川岛速浪的态度，也从开始的陌生惧怕到后来的崇拜敬仰，最后甚至甚至在心目中超过了自己亲生父亲，她一度在心中将川岛速浪当作自己真正的父亲。
而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十七岁时，一件事彻底击碎了自己心目中养父的形象。
川岛速浪单独约见了川岛芳子，并煞有介事地对其说：“令尊肃亲王是一位仁者，我是一个勇者。单凭仁者不能取天下，仅靠勇者亦将失败。如果使仁者与勇者在血统上结合，则所生子女必智勇双全。”
话毕，他意味深长地打量着川岛芳子的身体。
川岛芳子当即就明白了川岛速浪的话外之音，她本能地向后退去，直到颤抖的手摸到了门把手，随即转身想要夺门而逃，却不料不知何时门已经被锁死，
就这样59岁的川岛速浪强暴了17岁的川岛芳子。
养父的这种禽兽行为让川岛芳子的内心深受打击，第二天，她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正十三年10月6日，夜晚9点45分，我永远清算了自己身为女性的部分。”
她想去男友岩田爱之助那里寻求安慰，向其哭诉自己的遭遇：“我不想活了，我应该了此一生!”
但男友的无动于衷却令她愈发感到绝望，于是她想到了自杀，也就是那时，她第一次写下了那首“绝命诗”：“有家不得归，有泪无处垂。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
随后她拿起手枪，对着自己的胸口心脏部位扣动了扳机。但子弹却从心脏旁边穿过，射穿了左肋，她没有自杀成功。
养父川岛速浪得知此事后，自知内心有愧，便将川岛芳子送往气候宜人的鹿儿岛疗养恢复，但川岛芳子此时对于养父已经是失望至极，她恨身边的人，恨自己的女儿身，无力去反抗这一切。
就在那件事之后，她最后一次梳上日式女人的发髻，身着和服，化好妆容，去往了照相馆拍摄了自己的少女诀别照。
随后，她亲自用剪刀剪去了长发，改梳起了男式的分头，并从此只身着男装，用语也改用男语（日语中男女的一些词汇用语不同）。
三、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势
与自己女儿身诀别的川岛芳子开始将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看待，她渴望摆脱女性的软弱无力，因此极度渴望权力与财富。
身为满清皇室成员的她，结合自己多年来受到的军国主义教育，想到了自己父亲与养父多年来策划的“满蒙独立”的阴谋，
她虽然已经对两个父亲失望透顶，却认为这是一个契机，一个让自己掌握权势的契机。
1922年，在多年奔走策划复辟大清但最终无果的情况下，最终耗尽财力物力的善耆郁郁而终，川岛速浪受善耆几个儿子的嘱托变卖掉善耆遗留在在北京、大连、旅顺的房产，而川岛速浪竟还从中私自拿去一半进了自己的腰包。
1927年，川岛芳子回到了中国，她告诉哥哥她要嫁给蒙古显贵甘珠儿扎布，此举是为了拉拢满蒙贵族，实现两个父亲“满蒙自治”的野心。
可在婚后不久，她发现甘珠儿扎布性格懦弱，这样的男人显然难以实现自己的美梦，两年后，川岛芳子选择了离婚。
但她并没有死心，眼见一计不成，便又心生一计。
此时此刻，正值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极度膨胀阶段，为实现吞并满蒙进而侵略中国称霸东亚的野心，军部需要从中国大量招募为日本服务的间谍分子。
川岛芳子想到了和日本军部取得联系，于是她开始四处奔走，在满洲、内地、日本三地间往来穿梭，想要引起日本军部的兴趣。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川岛芳子很快引起了日本军部的注意，便凭借聪颖的头脑和俊秀的外貌，她整日和一些日本高层军官土肥原、头山满、板垣征四郎、多田骏、本庄繁等厮混在一起。
由于在日本接受过国防高等教育和培训，加上秀丽的外表和机智的头脑，川岛芳子很快被日本关东军军部接纳并吸收为间谍。
以田中隆吉、土肥原贤二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方特务头目相中了川岛芳子的独特身份，也看准了她寻求外势复辟的功利心理，加之川岛芳子本人也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十分认同，便差遣她在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
至此，川岛芳子终于踏上了她一直梦寐以求的功名之路，成为了一名在中国策划颠覆活动服务于日本军部的间谍，而她没想过这条路最后会是一条不归路。
四、卖国求荣的不归路
1931 年，奉田中隆吉之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川岛芳子于同年 10 月上旬赶赴奉天（今沈阳），投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麾下。
此时，日本为了应对不利于己的国际舆论，掩盖侵略事实，粉饰和平假象以及加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密谋扶植晚清废帝溥仪为傀儡，计划筹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川岛芳子赶到奉天时，日本人已将溥仪劫持到旅顺软禁，但是光有皇帝却没有皇后怎么可以呢？
此时的皇后婉容等一众晚清余党还滞留在天津，于是，去请回皇后婉容的任务落在了川岛芳子的头上。
事实证明，川岛芳子确实是做间谍的一把好手，通过一番花言巧语，许诺建国后的尊贵生活以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婉容动心了，她答应了川岛芳子的请求，
两人一同从天津出发并双双化装成男子，搭车，乘船，长途跋涉，最终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从天津到达了旅顺，不久即与溥仪“团聚”，为建立伪满洲国创造了“皇帝与皇后同时登场”的条件。
川岛芳子此次任务的成功令军部十分满意，并称其为“天才的说谎者”。
由于此次功勋卓著，川岛芳子被特授予了日本陆军少佐的军衔，成为了日军当时军衔最高的女军官。
拥有了军衔的川岛芳子并没有满足，她渴望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她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四处奔走联络，联系上了一大批支持清朝复辟的旧财阀与晚清余党。
凭借着这些人的支持，她建立了一支名为“定国军骑兵团”的武装力量，隶属于日本军部，而自己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支军队“总司令”。
1931年底，川岛芳子奉命前往上海，此时日本军部正积极为扩大战端寻找借口。
在与同为日本间谍的田中隆吉经过数日的苦思冥想后，他们制定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
1932年1月18日，五名和尚装扮的日本人从引翔港马玉山路的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大门前走过，口中还念念有词地为“九一八”事变中死去的日军“英魂”超度。
工厂中的工人大都十分爱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仅在工厂墙上粘贴“定要收复东三省！”等爱国口号，还组建了“三友抗日义勇军”。
当这五人经过工厂门口时，为首的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冲进工厂内部，叫嚣着要撕毁宣传抗日爱国的口号标语，工厂内的工人们见状立即上前制止，双方随后爆发冲突。
混乱中，不知从何处冲出一群手持钢管等器具的“工人”，对着几名和尚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通乱打，直到几个和尚倒在血泊中后才扬长而去。
等到警察赶到现场时，天崎启升已经一命呜呼，另有两人也是伤势严重。这起流血事件随即成为了当时舆论的热点，使得本就紧张的中日关系火上浇油。
川岛芳子事后供述，五名和尚与冲出来打人的“工人”都是自己事先安排好的日本浪人，事情的全过程都是她和田中隆吉一手策划好的，她所需要利用的，仅仅是三友工厂内工人们的爱国热情而已。
“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当即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表示了抗议，要求“缉拿杀人凶手”。
此时，川岛芳子又将一笔经费交给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支那义勇团”，委派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三十余名青年同志会会员，以追捕杀手为名，对三友工厂进行报复袭击。
1月20日清晨4点，经过周密布置后，由身着便服的重藤千春指挥的60余名日本浪人突然冲进三友实业毛巾厂，把机器悉数砸坏，并与护厂的工人发生激烈的打斗。
当闻讯过来的警察前来镇压时，这群浪人不仅没有逃走反而对警察也大打出手，最终在打死一名中国警察，打伤二人后，扬长而去。
拥有上千名职工的三友公司厂房在这次事件中被日本人放火烧毁。
当天下午，千余名日本侨民上街游行，疯狂叫嚣要“灭绝抗日运动”“杀尽中国人”。
日本驻沪总领事也趁机向上海当局提出四项蛮横无礼的要求：
- 向日本道歉；
- 严惩凶手；
- 负担被害僧侣医药费、赡养费；
- 立即解散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取缔抗日活动。
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一舰队司令部发出了一条充满恐吓意味的声明 ：“上海市政府如不能圆满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严厉手段。”
随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答复了四项要求，对此予以认可。国民政府的退让态度一时间令日本方面一时间难以找出开战的借口。
1月28日，日本方面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
在消息发出后不久，日本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随即在当夜给陆战队下达了出动命令，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闸北，与十九路军展开激战——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件爆发，上万名中国军人在此次战斗中伤亡。
五、再次被抛弃的命运
在成功挑起“一·二八”事件后，川岛芳子的名字在日本国内一时间可谓是名声大振，成为了日本报纸大肆宣扬的对象，在日本国民的心目中几乎已经成为了女神级别的存在。
1938年，后来的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成功当选日本首相，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法西斯狂热者给川岛芳子安排了一个饭庄老板娘身份，通过结识那些经常光顾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和一些政治人物、社会名流等人的方式，不遗余力地从这些人口中搜取可用的情报并整理后汇报给日本军部。
与此同时，狡猾诡诈的东条英机还不忘特地安排其他特工监视川岛芳子本人，因为在他眼中川岛芳子并不是真正的日本人。
在这间饭庄中，川岛芳子和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头子戴笠搭上了关系，在后期日本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双方竟达成了“和平相处，共同剿共”的秘密协议。
也是在这家饭店里，川岛芳子结识了当时还是妙龄少女的李香兰，二人关系亲密，时常勾搭在一起，并以“兄妹”相称，李香兰称呼川岛芳子为哥哥，而川岛芳子则称呼李香兰为妹妹。
时间到了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裕仁天皇略微颤抖的语气念完诏书，日本侵略者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的川岛芳子意识到自己的结局临近了。
但当她还没来得及逃回日本，1945年10月10日，川岛芳子因叛国罪在北京东四九条胡同三十四号的家中被国民党宪兵逮捕。
1947年10月8日下午两点，北平地方法院大法庭就川岛芳子的叛国罪进行公审。
早在消息刚放出来时，就有人从全国各地闻之赶来，想要亲眼目睹这个女汉奸的下场，在开审当天，北平地方法院被前来拍摄的记者与围观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本就不算宽敞的法院竟然密密麻麻的站了数千人。
而审判庭内部更是人山人海，就连玻璃都被全部挤碎，摄像机的水银灯被挤破，维持秩序的法警也被挤伤，数量如此众多的人们都是为了见证这个女汉奸的审判结果。
而川岛芳子此时自认为手中还有一张“救命王牌”，那就是她日本人的身份，同样因叛国罪被起诉的“妹妹”李香兰就因为日本人的身份被释放，而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请养父川岛速浪向法庭证明自己日本人的身份。
聪明了一辈子的川岛芳子最后没有想到，养父川岛速浪本人并不愿意出庭作者，只是潦草回复道：“我可以肯定地说，川岛芳子是绝对的日本人，不过有个问题，她的户籍证明被我弄丢了。”
就这样，川岛芳子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消失了，心灰意冷的她默默地迎接了自己最终的审判。
1947 年 10 月 22 日，河北省高等法院以汉奸兼间谍罪判处川岛芳子死刑，并于次年三月执行，而临别之际，川岛芳子写下了她那首哭诉命运不公的绝命诗。
结语
川岛芳子的一生确实充满了悲剧色彩，从出生不久她就被作为一个工具看待，长大后觉醒自我意识的她想要摆脱这一身份，
到后来通过出卖国家利益自以为登上权势高处，不再被人使唤利用，却在自己的最后结局时再次意识到自己仍然是个工具，一个可有可无的工具。
当她写下那些哭诉命运的诗句时，脑海里是否曾想到多少同胞曾直接或间接的死于自己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