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学揭示的古代区域性文明
中国青年报社
关注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新华社发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铜尊。新华社发
三星堆遗址6号“祭祀坑”出土的玉刀。新华社发
【特别关注】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两个祭祀器物坑，揭示出一个前所未知的古代区域性文明，这成为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之一。2019年年底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同一地点又发现了6个坑。这一事件自然备受瞩目，引发社会各界热烈讨论，人们都在追问新的发现和它们的意义，对三星堆这个区域性文明充满好奇。就考古学研究而言，6个坑出土的新材料必然会对过去形成的认识加以检验，相关领域的研究将因新发现而进入一个新阶段。既然要面对检验，那就有必要对既往的认识进行梳理；研究进入新阶段自然也需要一个新起点，而这个起点就是对此前研究的总结。为此，本文拟就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概况、祭祀器物坑的内涵、三星堆文化的源流、三星堆考古发现的意义等进行扼要阐述。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在三星堆进行了首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也是中国最早进行的考古发掘之一。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已认识到三星堆是一处古代文化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至今，考古学家已获知三星堆遗址核心区有6平方公里，遗址上有面积为3.5平方公里的城址。城址四周和城内有城垣，反映出城址的历时性变化和最终形成的复杂格局。城内有多处台地和器物坑，城址内外有房址、墓地等。城址西北部的青关山有规模巨大的人工夯筑台地，台地上有大型建筑。历年在遗址上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石器等。
在三星堆过去的考古发现中，最重要者是1986年在城址内发现的1号和2号祭祀器物坑。1号坑出土遗物400多件，2号坑出土遗物1000多件，以青铜器为主，还有大量金器、玉石器、象牙和海贝。大多数遗物前所未见，比如带鱼鸟图案的金杖，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像、人头像、面具，奇特的铜树、太阳形器、“神坛”、眼形器，众多的铜龙、虎、蛇、鸟、鸡等动物形象，还有形体虽小但数量和种类丰富的铜戈形器、瑗形器、方孔器、铃和挂件等。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是如此丰富和独特，这使三星堆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甚至拓展为一个具有持久吸引力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围绕这些发现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由两个坑出土遗物的年代、特点、性质，扩展到文化面貌、文化源流、社会样态、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解释体系。以器物坑的年代为例，学界始终存在两个坑同时和一早一晚两种认识，具体的年代最初有殷墟早期至春秋的多种看法，之后商代晚期的观点成为共识。对器物坑性质的认识分歧更大，主要观点有祭祀坑、宗庙与神庙祭祀器物埋藏坑、“厌胜”性埋藏坑、不祥宝器埋藏坑、灭国器物坑、盟誓遗存、封禅遗存等，还有不确定祭祀目的和对象的“埋藏坑”“器物坑”。影响最广的祭祀坑说中，曾出现过综合祭祀、自然神祇祭祀、百神祭祀、祖先祭祀、农业祭祀、迎敌祭祀、迁都祭祀、开国祭祀、亡国祭祀、王权交替、生殖崇拜等多种观点。在同一观点下，具体的解释往往也因人而异。至于坑内出土遗物的功能、用途、含义等，更是众说纷纭。
如此多样的认识在考古研究中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三星堆出土的遗物类别丰富、独特，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知识范围。其次也在于研究方法存在巨大差异。比如是否设置了成都平原青铜时代开始年代的前提，进行比较研究时是否充分考虑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考古材料的可比性，断代是从实物入手还是以文献或传说作为出发点，不同的方法都会导致不同的年代认识。对于器物坑和遗物性质的判定更取决于方法，如果缺乏综合的考察而仅由一类或几类遗物来得出结论，或者假设缺乏实在的证据，都会使解释出现无限多的可能性。在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立场，也会带来不同的结论。
祭祀器物坑的内涵
确定三星堆出土遗物的年代是开展其他研究的基础。三星堆1、2号坑的出土遗物中，青铜容器年代特征明确并可以和其他区域的青铜器相比较，因而可由青铜容器入手，进而判定其他共出遗物的年代。比如，1号坑中的青铜瓿和盘可以和殷墟妇好墓的同类器相比较，龙虎尊也见于安徽阜南；2号坑的大口尊和罍在长江中游发现较多，它们源于殷墟青铜器。据此可以认为三星堆青铜容器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时期。三星堆的顶尊人像和“神坛”上也有尊，这类铜器也与大口尊属同时。由这样的方法，可以确定三星堆器物群的年代为殷墟早期，三星堆文化作为一种青铜文化，起始年代约为公元前13世纪中叶。在三星堆遗址及其附近，还出土过年代更早的青铜牌饰等零散铜器，但它们可能是从外地传入而非当地生产，也未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因此，三星堆祭祀器物坑铜器群的出现应是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开端。三星堆遗址并不都属于三星堆文化，而是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关于器物坑和出土遗物的性质，解释并不求一致性，但要有合理性和可靠性。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应能就各类遗物、各种现象得出明确而且一致的解释。三星堆1、2号坑的出土遗物虽然纷繁复杂，但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别。第一类为象征性器物，用来表现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代表性器物如1号坑的金杖、青铜龙柱形器，2号坑高大的铜树、形象的太阳形器、复杂的眼形器、数量和形态众多的鸟、写实的公鸡等。第二类为表现祭祀场景、祭祀活动的器物，如“神坛”。由顶尊人像、执璋人像、铜树下的跪坐人像可知，两个坑中的各类人像基本属于同类器物，它们的共同点是或立或跪，手中握物或呈握物状，正在进行祭祀活动。第三类为祭祀用器，包括青铜容器、各类小件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
三类器物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王权，1号坑的金杖就是王权的象征物。二是以太阳崇拜为主的宗教信仰。2号坑最大的神树高达4米，无疑是2号坑器物群的核心。很多学者都相信神树表达的就是《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扶桑和若木，表现太阳的东升西降。据铜树上的9朵花和9只鸟，以及鸟负载太阳飞行的观念，众多的鸟也象征太阳。2号坑中还有太阳形器、寓意光明和黑暗的眼形器和眼泡、日出啼叫的雄鸡。由此再扩大考察的范围，2号坑中的鸟身人面像、鸟足人像、凸目面具，以及带太阳纹、鸟羽纹、眼睛纹的铜器，可能都相关联，所有这些遗物都表达了太阳崇拜这个共同主题。人们通常将1、2号坑的出土物放在一起讨论，实际上两个坑的出土物在类别上明显不同，2号坑铜器上常见的太阳纹、鸟羽纹和眼睛纹也完全不见于1号坑。差异即在于两群器物表达的是王权和神权两个主题。但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原本可能存在于宗庙、神庙中的器物何以会被毁坏和埋藏。正因为不确定埋藏的原因或者埋藏过程中是否有祭祀行为，但埋藏物都是祭祀用器，所以笔者主张称这样的坑为祭祀器物坑。
这样的坑现今又发现了6个，每个坑出土物都不相同。据已知的信息，6个坑已出土器物的大类和表现的主题似乎仍与1、2号坑器物相同。无论最终的发掘结果如何都可以肯定，这些新发现将检验过去有关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和三星堆文化的种种认识和理论，新材料或能纳入原来的解释体系中，补充、丰富原来的认识，或推翻过去的认识而形成新的解释。新发现也必定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这将使科学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由此也说明，考古学是一门开放的学问，它向未来敞开。
以目前所知的材料而言，我们仍可认为三星堆时期的社会是王权和神权并存，统治阶层掌握着生产贵重物的资源、技术和产品，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被社会上层集体占有，用于宗教活动，最终达到强化社会统治、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目的；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如商周文化相比，青铜器等贵重物不是生活实用器，不体现个人的身份地位，不作为礼器来维系礼制或等级制。这表明三星堆文化的观念、宗教信仰，以及那个时期的社会样貌都有其独特性。
三星堆文化的源流
三星堆文化的源流广受关注。这个文化并非突然出现，也没有神秘消失，它有明确的文化谱系，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有联系和交流。
在成都平原，考古学家还发现和发掘了新津宝墩等8座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产生的基础。三星堆文化也受到了成都平原之外其他文化的影响，影响涉及青铜器制造技术、权力观念和宗教信仰几个方面。首先是来自大陆西北地区的影响。在三星堆尚未发现生产铜器的作坊，但如此规模的铜器群应当产于当地，其技术来源或可在西北地区探寻。对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的发掘表明那里可能是一个冶金中心，河西走廊在距今4000年左右已有发达的冶金业。三星堆年代更早的零散铜牌饰，可能就来自河西走廊。三星堆青铜器中存在的锻造技术，同样可能和西北地区有关。三星堆以金杖和金器象征权力和财富的观念应来自大陆西北地区。在距今三四千年的甘肃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遗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新疆天山北路墓地等，都有金器出土。据研究，大陆发现的权杖头集中在西北地区，并由甘肃天水一带向东流传，这些权杖的年代为距今5000年到距今3000年。其次是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那类青铜罍和大口尊在安徽阜南，湖北枣阳、江陵、岑河、沙市，湖南华容、岳阳、平江，重庆大昌等地，都有不少发现。这些尊和罍属于商式铜器，但具有鲜明的南方风格。可以认为，三星堆文化通过长江中游接受了商文化影响，只不过这类商文化的青铜器在三星堆文化中成为祭祀用器。太阳崇拜的信仰在东方也有悠久的历史，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和象牙器即有双鸟负日的图案，在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也可见到太阳纹和眼形纹。可见，三星堆文化接受了多方向、多方面的影响。
三星堆文化也没有因为祭祀器物被毁埋而消亡，当成都平原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由三星堆转移到成都的金沙后，这个文化在金沙延续。在金沙遗址发现了祭祀遗存、大型建筑、普通居址、大规模墓地等。对于三星堆和金沙的考古发现可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不同的文化因相互影响和交流可以拥有相同的知识体系，但价值观未必相同；但两地的文化若具有相同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它们就可能是同一文化。这样的对比分析不限于陶器或某类遗物，不由考古材料表面的异同作出判断，也不依据古史传说确定文化归属。
三星堆和金沙两地的遗物，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器类、形制、纹饰都基本相同，说明制作它们的知识和技术相同。制作青铜器和金器还都使用了较为少见的锤打技术，在锤打的金属制品上錾刻、彩绘图案。两地的房屋类型均以带基槽的木骨泥墙建筑为主，还有夯筑的大型高台建筑，以及不见于成都平原相邻地区的干栏式建筑，可见建筑技术完全相同。两地的城址、建筑、器物坑和几乎所有的墓葬，都是西北—东南向，或者东北—西南向。这与商周文化的建筑方向不同，而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相关，即平原两侧平行的山脉为东北—西南向，平原内的河流为西北—东南向。两地还有相同的生业和经济形态，均以稻作为主。
两地的文化拥有相同的价值体系，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贵重物都出自祭祀遗存，它们的使用背景、类别、功能均相同。金沙遗址梅苑祭祀区出土的大量遗物同样为三类：象征性器物有带鱼鸟图案的金冠饰、太阳神鸟金饰、铜鸟、金或铜的眼形器等；表现祭祀活动的器物有头戴太阳冠的立人、组合在一起的石人与石虎；祭祀用器同样是小件青铜器、玉石器和象牙，其种类和形制与三星堆的祭祀用品完全相同。显然，三类器物表达的同样是王权和太阳崇拜两个主题。另一类证据来自墓葬。三星堆和金沙都没有大型墓葬，墓葬没有葬具，大多没有随葬品，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贵重物品不用来随葬，这与丰富的祭祀遗存形成鲜明对比。墓葬的共性表明当时虽然出现了社会分层，形成了早期国家，但神权居主导地位，统治阶层将社会财富集中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个人的丧葬活动。没有厚葬习俗，不以贵重物品来体现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同时期的商周文化，差异的根源正在于两个文化具有不同的观念。
三星堆和金沙两个遗址都在成都平原，年代前后相继，两者拥有完全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应为同一个文化，可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三星堆和金沙分别是这个文化两个阶段的中心。成都平原出土的这个时期的考古遗存中不见实用兵器，没有对外战争或暴力行为的迹象，三星堆城址并未废弃，金沙地区的遗址和大型墓地激增，说明当时人口增长、社会和平稳定，所以文化也延续发展。
约在西周末期、春秋初期，三星堆—金沙文化开始被一种新的文化——巴蜀文化替代。东周时期四川地区的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的祭祀性遗存全部消失，太阳崇拜等信仰已不复存在，开始流行新型的青铜容器、工具、印章等，出现了大量实用兵器和使用了新技术的外来铜器。此时青铜器的功能由祭祀用器或宗教用品变为实用器和丧葬用品。另一方面的显著变化是东周时期出现了规模巨大或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比如成都商业街合葬墓、新都马家大墓等。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多寡严重分化，以此区分墓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同时还出现了可能分属不同族群或政治势力的大型墓地。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的表现形式都发生显著变化，统治社会的不再是神权而是世俗的政治和军事势力。东周时期文化的改变反映出一个更为根本的差异，那就是价值体系的不同，这个变化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的衰落和楚文化、中原文化的西进有关。
总之，只有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待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个文化。
三星堆考古发现的意义
三星堆考古发现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可归结为如下方面。
首先，三星堆的这段历史完全不见于文献记载，考古学通过考古发现揭示出一个前所未知的区域文明。其次，三星堆的考古发现重构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图景。过去人们秉持的是传统的历史观，即四川地区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属于中原或中原文明的“边缘”。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原的商周文明之外，长江上游同时存在着一个独具特色、可以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相媲美的区域性文明。因此三星堆的发现和其他很多重大考古发现一样，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再次，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及其内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三星堆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显示出沟通、交流之于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意义。最后，从新石器时代文化、三星堆—金沙文化、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到秦汉王朝统一巴蜀，成都平原延续了2000多年的区域性文化汇入统一的秦汉文明。考古学揭示的一个特定区域的历史，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程。
（作者：施劲松，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0日 06版）
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
原创
施劲松
三星堆遗址是大陆最早开展考古发掘、同时也是持续发掘时间最长的遗址之一。迄今在遗址上发现了城址、大型建筑基址、普通居址、墓葬和各类祭祀遗存等。尤其是 1986 年在遗址上发现两个祭祀坑，出土了种类和数量都极为丰富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等。这些考古发现，揭示出成都平原曾经存在的发达的青铜文化，这足以改变传统的历史观。
▲三星堆遗址
自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学术界就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三星堆文化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研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我们对成都平原乃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在三星堆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上，1986年的考古发现可谓是一个里程碑。现以三星堆祭祀坑发现 30 周年为契机，对三星堆文化所涉及的部分问题再做一些思考。
一 青铜器及其生产技术
三星堆文化作为一种青铜文化，其鲜明特征就是有大量种类丰富、风格独特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成都平原进入了青铜时代。也正是这些青铜器所具有的独特面貌与内涵，使三星堆文化与同时期的其他青铜文化相区别。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主要出自 1986 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1］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生产这些青铜器的作坊，但由这一青铜器群的庞大数量和鲜明的地域特点，可以推定它们是在当地生产而非域外传入。如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的渊源便是一个关键问题。
▲三星堆1号祭祀坑
在成都平原，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已出现了成批的城址，但并没有发现青铜器或与青铜器生产相关的遗迹，这不同于北方地区在青铜器大规模生产之前已出现小件青铜器或红铜器。目前所见的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明显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即除两个坑的青铜器外，无论是在三星堆遗址还是成都平原的其他同时期遗址，都没有更多的发现。不仅如此，青铜器的生产及产品还具有被社会上层严格专控的特征，即青铜制品被集中用于宗教或祭祀活动，而没有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等其他方面。如此种种，均显示出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制造的，很可能成都平原的青铜器生产技术也是突然出现，而非在本地逐渐发展起来的。
目前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时代更早的青铜器，应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4件长方形青铜牌饰。1976年在高骈乡出土的1件嵌有绿松石，［2］1987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3件，其中有1件也嵌有绿松石。［3］嵌绿松石的铜牌饰见于二里头遗址和甘肃天水，在国外还藏有多件。在新疆哈密则发现有未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对于此类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牌饰，学界讨论甚多。一种意见认为其来源可能与龙山文化等东方地区的文化有关。［4］但新的研究认为，从形制、镂孔、穿孔方式等方面看，成都平原的铜牌饰与新疆哈密的牌饰联系更为紧密，而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地可假定在河西走廊，岷江流域和白龙江流域则是沟通四川与河西走廊的两条通道。［5］这类牌饰风格相近，数量不多但却分布较广。三星堆遗址除这4件牌饰外并无其他同时期铜器，这类牌饰与后来的三星堆青铜器也缺乏关联，因而它们可能是从西北传入成都平原的早期青铜制品。
▲三星堆金色人铜像
除牌饰外，在川西高原也出土时代较早的青铜器。2008 年在四川炉霍宴尔龙石棺墓中出土直援无胡青铜戈，此类戈在郑州商城和内蒙古朱开沟遗址都有出土，宴尔龙的戈很可能是经半月形地带由北方传播而来。［6］
▲三星堆出土青铜戈
如果早期的青铜制品有可能从北方传入四川，那么铜器生产技术也有可能沿同样的路线从北方传入。事实上，早在三星堆青铜器群发现不久，学界就将三星堆的青铜文化与西亚青铜文化进行了比较。有研究认为，除了大型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外，还包括黄金面罩等，在类别和艺术风格上都与西亚的同类发现相近，因而三星堆文化应是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商文化和西亚古老文明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文化传播的路线可能是由西北到西南，考虑到三星堆还发现大量象牙和海贝，也不排除是经印度泊来的可能性。［7］在一些与近东文明相比较的研究中，三星堆文化与云南以及印度次大陆的联系也被进一步论及。［8］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来自于北方的假设，首先与公元前第二、三千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相符。西亚是世界上冶金术最早起源的地区，西亚与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文化交流。在大陆西北地区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这种东西之间的交流。最新的发现之一如甘肃张掖的西城驿遗址，那里可能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冶金中心，表明至迟在距今 4100 年前后河西走廊地区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冶金业。［9］如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生产受西北地区影响是完全可能的。三星堆的青铜器中还存锻打技术等，与中原商文化的主流技术也有不同，但却可能和西北地区有关。而由大陆北方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正好也在这个东西文化交流的路线上。
其次，这一推断也与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发展、演变的背景相符。近年来，在岷江上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茂县的营盘山遗址［10］和汶川的姜维城遗址，［11］以及成都平原北部的什邡桂圆桥遗址，［12］都存在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相关的文化因素。基于这些考古发现，学界先后提出一些新认识。如认为宝墩文化很可能与岷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有关；［13］成都平原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化是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同时受到了来自峡江地区的大溪文化的影响；［14］由岷江上游来的人群最初进入成都平原时主要在北部活动，随后向平原的腹心地区移动，并最终使社会向复杂化方向演进。［15］如果史前时期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传播是由岷江上游到成都平原，那么随后的青铜制品和制造技术也可以沿同样的路线从西北进入成都平原。
相比于北方的传播路线，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南方路线则不甚清晰。虽然在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贝，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确具有某种相似性，云南也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在云南并未发现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的青铜器。而且，南线并不具备前述使北线显得更为合理的两大传播背景。
除以上线索外，也不能忽视三星堆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受东方影响的可能性。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有多个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与铜器生产有关的遗物。在罗家柏岭曾出土 5 件铜器残片和铜渣，［16］在肖家屋脊出土铜矿石，［17］在邓家湾发现1件刀形铜残片和孔雀石碎块。［18］至少在三星堆文化以东的石家河文化中，已有使用或生产铜器的迹象。三星堆文化青铜器与东方的直接联系则是青铜尊和罍。三星堆的龙虎尊与安徽阜南的龙虎尊相同，其他兽面纹尊和罍与长江中下游的同类青铜器具有相同风格。因此，学术界早已提出，商文化由中原传至长江中游，再溯江传入成都平原。［19］既然三星堆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青铜器存在这种明显联系，那就不能排除其制造技术受东方影响的可能性。不过，三星堆与长江中下游相似的铜器主要相当于殷墟时期，时代较晚。
最后需要说明，假如今后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时代更早的青铜器，或是在成都平原发现三星堆文化之前的青铜器，那也同样需要将青铜器生产技术放在冶金术起源的大背景下来认识。
二 信仰与观念
三星堆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青铜文化，除了各类物质遗存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面貌外，更在于它们所蕴含的独特观念。
三星堆两个坑出土的遗物应当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学术界 30 年来就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笔者认为，以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以青铜人像为主的器物群用以表现祖先崇拜，而二号坑出土的以太阳形器、神树、眼形器、鸟等为主的器物群表现的是太阳崇。［20］这两群遗物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是王权和神权并存，这一信仰体系在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中依然清晰可见。这正是三星堆文化明显不同于商周文化之处。因此，三星堆文化的信仰和观念是认识三星堆文化和社会的重要内容。
虽然从目前的考古材料中还很难获知成都平原史前时期人们的观念，但在宝墩文化中并没有发现三星堆文化这类信仰的迹象。三星堆文化的这套信仰和观念更像是伴随着青铜器的大规模生产和使用而形成的。既然青铜制品被集中用于宗教活动，技术和观念相统一，那么两者更可能有相同的来源。
前述三星堆文化和西亚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并不只限于青铜器制造技术。这些文化中的青铜雕像、神树、金器，包括为学者们所关注的权杖等，所具有的功能近似。它们或象征政治权力，或用于某种宗教活动，最终都是服务于对社会的统治。有研究认为川西平原大型青铜雕像群的文化内涵与世界古文明青铜雕像一致，有可能从近东经南亚地区传播而来；神树从近东到南亚、川西也有连贯分布现象；川西青铜文化的某些风格源于近东文明。［21］在张掖西城驿遗址，除青铜器和冶金遗物外，也发现有权杖头。这些共同的权力象征物，表明川西地区与大陆西北地区及近东的联系似乎更为明显。
▲三星堆出土神树
▲三星堆出土金杖
三星堆文化的信仰主要是太阳崇拜，以太阳形器、眼形器和鸟象征太阳，铜树为太阳升降之地。太阳崇拜在许多地区，包括西方古代文明中都普遍存在，在一些文化中太阳神还占据了突出的地位。除前述研究外，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陈列中还收集有不少古代西亚、埃及和印度的神树资料，其中一些神树便与太阳或宇宙有关。
但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信仰和观念也见于大陆东方地区的古代文化中。尤其是太阳崇拜，在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同样广泛存在。有学者专门就东方地区史前时期的太阳崇拜进行过考古学观察，相关区域和文化包括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中游的仰韶文化，涉及的材料有主要有陶器、玉器、骨雕和象牙雕；这也包括成都平原以北地区的材料，如陕西泉护村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鸟和太阳。［22］这些材料中，除了太阳图案外，主要是借助鸟和一些几何图形来表达太阳崇拜的主题。与此相一致的是，三星堆文化同样以鸟表现太阳。但三星堆文化的眼形器和神树，如此规模的表现太阳崇拜的器物群甚至神庙等，并不见于上述的史前文化中。
▲仰韶文化鸟龙纹彩陶盆
除表现太阳崇拜的丰富资料外，在石家河文化中有大量玉雕人头像，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风格较为接近者，尽管这两批时代有差异、质地也不同的人头像是否有相同的涵义还不得而知。
三星堆文化的观念受到东方影响的明确证据来自青铜容器。在三星堆文化中，尊和罍作为祭祀器物大量存在。三星堆器物群中还有顶尊跪坐的人像，以及四人头顶“方尊”的“神坛”。重尊和罍的传统在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中一直延续到两周时期。前文已提到三星堆的大口尊和直腹罍与长江中下游的同类青铜器相同，重尊和罍也是长江中下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两类器形最终来源于商文化。更重要的是，在商文化中，青铜容器是政治、宗教权力的工具。三星堆文化对尊、罍这类青铜容器加以吸纳并用于宗教、祭祀活动，这一观念来自长江中游、并最终源于商文化。
由此可见，三星堆文化的信仰和观念可能也有多个来源。三星堆文化正是在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基础上，汇集不同文化的新技术、新观念，最终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区域性文明。
三 三星堆文化的划分
三星堆文化是由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而确立的。长期以来，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年代，以及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构建，始终是研究的重点。学术界曾将三星堆遗址的遗存分为四期，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23］随后，三星堆遗址的遗存被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二期遗存即为三星堆文化，时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殷墟文化第一期；第三期遗存被命名为十二桥文化，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至第三期。［24］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认识的深入，成都平原的先秦文化被分为宝墩文化 - 三星堆文化 - 十二桥文化 - 上汪家拐遗存，其中的三星堆文化又被分为三期，年代为距今 3700年左右至殷墟文化第二期。［25］桂圆桥遗址发现后，又提出成都平原的文化序列为“桂圆桥文化（距今 5100~4600 年） - 三星堆一期 （宝墩） 文化（距 今 4600~4000 年） - 三 星 堆 文 化 （距 今4000~3100 年） - 三星堆四期文化 （十二桥） 文化（距今 3100~2600年）”。［26］
基于考古新发现的文化发展序列不断趋于完整，准确反映了各遗址的相对年代。这个序列在构建的方法和过程上也有其特点，一是主要立足于对各时段、各遗址出土陶器的梳理，二是更多地将不同遗址作为相对独立的阶段而相互衔接。后一个特点似乎反映了考古发现和相关认识的自然过程：较早发现三星堆遗址而确立了三星堆文化，随后发现了十二桥遗址群和宝墩城址群，由此确立的两种新文化正好与三星堆文化上下衔接。
但如果我们将各遗址的资料加以整合，那么就会发现在这个大的年代框架内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问题一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铜牌饰，很可能是从其他地区传入而非本地产品，它们的出现也不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影响。如此，三星堆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器群的生产和使用方标志着成都平原进入了青铜时代。但这批青铜器的时代仅相当于殷墟时期。这是否就意味着，目前所划分的三星堆文化有一段时间为前青铜时代？换言之，三星堆文化跨越了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如此，对于三星堆文化就不仅需要系统把握陶器的发展演变，更需要考虑包含着新技术、新观念的青铜器的出现对文化和社会所引发的深刻变革和长远影响。
问题二是，金沙遗址发现后被纳入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象牙等，它们不仅风格与三星堆的同类遗物相同，而且表明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具有相同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或许同为三星堆文化。而如果将三星堆的两个坑及青铜器群归为十二桥文化，那么三星堆文化便很难被视为是一种发达的青铜文化了。因此，十二桥文化，尤其是十二桥文化早期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值得思考。［27］
我认为以上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并非单纯的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或界定，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当时成都平原的文化格局和社会变化。
四 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
相对于三星堆文化谱系和年代框架的构建，以及针对三星堆 1986 年发现的祭祀坑的研究，学界对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关注不够。我们多会认同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已出现了复杂社会，甚至形成了早期国家。但这样的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有何特点，与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有何异同？对于这些问题，也有一些研究通过相对有限的资料尽可能给予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如三星堆文明时期从酋邦到国家的演化，以及三星堆神权国家的运行机制等。［28］但此类研究还不多。探讨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应当摆脱文献中关于蜀王世系的记载的影响，这类记述多为传说，反映当时社会的信息也有限。它们有可能将研究引向并不可靠的世系考证，而妨碍我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通过考古材料得出有关当时社会的有价值的认识。二是应当避免概念化。套用过多的概念同样会影响我们对材料做出具体深入的分析，并产生认识上的隔膜。对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我们应当立足于考古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获取独立的认识。
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出现了成群的城址，文化有了深厚的积淀。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三星堆城址变得更为复杂，现在已知有大城，大城内的北部又筑有小城。除祭祀遗存外，还在青关山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但对于三星堆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很多新因素，尤其是开始生产和使用青铜器。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新因素包含了新的技术和观念，它们是三星堆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可以想见，与使用青铜器相伴随的，还有人群的迁徙与流动、不同文化的影响与剌激、远程的交往与控制，等等。或许正是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激荡，改变了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面貌，并成为早期国家形成的契机。
注释：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 年。
［2］ 敖天照、王有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 《文物》 1980 年第 9 期。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 78~90 页，文物出版社，1998 年。
［4］ 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 《文物》 2004 年第 5 期。
［5］ 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 《考古与文物》 2013 年第 5 期。
［6］ 施劲松：《川西石棺墓中的铁器》，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 第 10 辑，第 21~229 页，科学出版社，2014 年。
［7］ 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 1989 年 《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8］ 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第 300~338、411~414 页，中华书局，2007 年。
［9］ a.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 《考古》 2014 年第 7 期；
b.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 2010 年发掘简报》， 《考古》 2015 年第 10 期。
［1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00）》，第 1~77 页，科学出版社，2002 年。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2006 年第 11 期。
［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 2013 年第 9 期。
［13］ 江章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 《四川文物》 2004 年第 3 期。
［14］ 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 《文物》 2013 年第 9 期。
［15］ 江章华、何锟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四川文物》 2016 年第 6 期。
［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 1994 年第 2 期。
［17］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肖家屋脊》，第 236 页，文物出版社，1999 年。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邓家湾》，第 243 页，文物出版社，2003 年。
［19］ 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 《中国文物报》1989 年 7 月 21 日第 4 版。
［20］ 施劲松：《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 《考古学报》2004 年第 2 期。
［21］ 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代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
［22］ 牟永抗：《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的考古学观察》，《故宫学术季刊》 第 12 卷第 4 期，1995 年。
［23］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 第 2 辑，第213~231 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年。
［24］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 第 5 辑，第 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
［25］ 江章华等：《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 《考古学报》 2002 年第 1 期。
［26］ 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 《文物》 2013 年第 9 期。
［27］ 施劲松：《十二桥遗址与十二桥文化》， 《考古》2015 年第 2 期。
［28］ 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地区先秦两汉冶金遗址调查与研究” （批准号：15ZDB056） 第三子课题“西南地区的青铜器生产与早期文明”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文章来源：《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 ）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识
赵殿增
2017 年第 1 期 （总第 191 期） 四川文物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NO. 1. 2017 TOTAL 191
赵殿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近些年三星堆进行了考古规划、全面勘探、 重点发掘、系统整理等工作，取得了一大批可喜 的重要成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同志讨论 “十二五”考古成果时，在充分肯定新收获的基 础上，再次谈到了三星堆是一个文化还是几个文 化的问题，包括是否应该分成多个文化、几个不 同名称文化之间的关系、各阶段文化的性质等。这是三星堆考古研究再次深化的表现，很值得进 一步讨论。我的看法是：三星堆遗址经历了两千 多年，各期器物有明显变化，不但应当分成几个 考古学文化，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加以细化。这里 结合近些年来的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新成果，再 谈些个人的初步看法，供发掘研究者参考，也供 爱好者讨论借鉴。
一 巴蜀考古学文化分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 与“宝墩文化”的关系 几十年来三星堆等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己经为研究早期巴蜀文明的情况，建立四川考古 学文化序列，重建古蜀信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 1980～1986 年三星堆遗址系统发掘和分期，到 1995～2000 年宝墩等史前城址的发掘和分期，根 据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掘与研究成果，我们 对巴蜀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初步构成的认识是：
1.宝墩文化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 4800～4000 年前；
2.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二、三期文化）， 距今约 4000～3200 年前；
3.十二桥文化 （三星堆四期、十二桥、金 沙、新一村遗址），距今约 3200～2600 年前；
4.晚期巴蜀文化 （船棺葬文化），约公元前 600 年～公元前 316 年；
5.与秦汉文化融合阶段 （秦汉初期的巴蜀文 化遗存），约公元前 316 年～公元前 100 年。
［1］ 这样的看法基本为社会所接受，但在具体年 代的划分、文化名称的确定、乃至是否需要分为 多个文化等问题上，仍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 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年代和关系上， 省、市考古部门有不小的分歧。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的同志根据众多测定数据，把三星堆 一期文化年代定为距今约 4800～4000 年前，认 为两个名称可以通用；
［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 同志把宝墩文化年代定为距今约 4500～3700 年 前，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应包括在宝墩文化之 68 中，
［3］各自都有一定有依据和道理；也有同志认 为三星堆遗址的四个时期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 不应分别命名成三个文化。
［4］对春秋战国及秦汉 时期的文化命名，也有些不同的意见。2006 年，在有省内主要学术单位学者参加 的国家重点课题 《长江上游古文化与中国文明起 源》 中，对“长江上游考古学文化序列”问题， 基本统一了口径，即分为“宝墩文化”—“三星 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巴蜀文化”四个 主要考古学文化阶段。［5］但在具体年代的划分等 问题上仍未解决，课题成果也未正式发表。近些年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调查和整理研 究中，又有了一批新的成果，除了以二、三期为 主体的“三星堆文化”内涵更加完备之外，主要 新收获还有：1.第一期的文化内涵大大丰富了，在三星堆 遗址群的各处都发掘出一期的地层，时间跨度很 大，遗迹现象密集，出土的文物众多，数量大约超 过各成都史前城址的总和，可以分为两大段。
［6］ 2.第一期的文化从地层和器形上与二期文化 （既“三星堆文化”） 密切相接，中间不存在空隙 和缺环。
［7］ 3.第四期文化的文物遗迹非常丰富，地点、 时代和内涵都得到进一步延伸，除了与十二桥遗 址相当的商周之际的文化层之外，还发掘出与新 一村遗址相当的文化层遗存，时间己延续到春秋 时期。
［8］ 4.三星堆遗址群中发现了几座船棺葬和土坑 墓，时代己经到了战国中期。［9］ 这些成果进一步说明，三星堆具有一个连续 发展的较完整的文化序列，时间从距今 4800～ 2300 年前，跨度近两千七八百年，进一步突显了 它在四川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中的地位，其中对 “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成果尤为重要。“三星堆一期文化”的遗存，时间从距今约 4800～4000 年前，跨度近千年，在六平方公里的 三星堆遗址群中广泛分布，堆积层厚，包涵物丰 富多样，出土文物丰富，既有大量与“宝墩文 化”相同的器物，也有一些其他文化的因素，如 类似于良渚文化的锥形器和泡形器、黑陶器等， 还有些与时代更早的“桂圆桥文化”相似的因素 存在。除了灰坑、房址等之外，还发现有长方形 土坑墓、和埋兽骨象牙的祭祀坑等遗迹现象。在 三星堆古城的城墙下面，常常发掘出密集的房屋 基址，上述情况说明这一时期的“三星堆遗址” 是一处与“宝墩文化”的成都各城址既有一定关 系又有明显区别的大型史前遗址。
与宝墩等各古城遗址相比较，比三星堆遗址在 “三星堆一期文化”时期有一些自身的显著特点。
1.面积大 （约 360 万平方米，宝墩等城址为 11 万～60 万平方米）；
2.时间长 （距今约 5000～4000 年前，宝墩文 化为距今 4500～3700 年前）；
3.文物多 （出土文物数量超过成都史前其他 各城址的总和）；
4.遗迹众多，内涵丰富 （多元的文化因素）；
5.未建造城墙；
6.地处于“两河”（鸭子河与马牧河） 之畔。
虽然两个遗址群的资料尚未发表齐全，但己 明显看到其间有不小的差别，在时间和内涵上都 无法统一起来，而区别则越来越明显。从己发表的资料看，我们认为“三星堆一期 文化”与“宝墩文化”可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各有中心地区、又在时间上有些重叠的两个 文化类型。“三星堆一期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 平原的北部，“宝墩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 的西南部。从测定年代看，“三星堆一期文化” 比“宝墩文化”要早一个阶段。
从文化内涵上 看，两者虽然大体相似，但也有诸多差异，如 “三星堆一期文化”多夹砂陶和罐形器，与川西 北的营盘山文化及川西的桂圆桥文化比较相近， “宝墩文化”灰白陶和波浪划纹较多，与长江中 游的石家河文化更为接近一些。
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是什么？这里我们试着 从其地理和历史的角度做一些分析和解释。三星堆遗址在“一期文化”阶段，可能不是 一个单纯的、封闭的原始部落与古城。联系到它 位于鸭子河与马牧河相邻的“两河流域”，鸭子河边曾发现远方运来的玉石原料等情况看，这里 有可能是一处开放性的“水陆码头”，或是一个 长时间中慢慢形成的集市式的大型聚落。它汇 集、吸收了多元的文化因素，蕴育出了独具一格 风俗习惯与信仰观念。到距今 4000 年前左右，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三星堆遗址得到突飞猛 进的发展，形成一个以原始宗教为中心的神权国 家，从经济、交通中心，发展为宗教、文化、政 治中心，进而逐步把成都平原史前各城址纳入其 中 ，创造出距 今 4000～3200 年前灿 烂夺目的 “三星堆文明”。“三星堆一期文化”是与“宝墩 文化”有所交叉的不同文化类型，这或许是对三 星堆遗址在“三星堆一期文化”阶段情况的一种 较为合理的解释。详细的情况和进一步的分析比 较，有待于考古报告全部发表后再做研讨。
二 古蜀文明的进程，各期文化的主人
从 1980 年三星堆第一次有计划发掘起，我 就开始注意四川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并关注各时 期的主人问题。1983 年在中国考古学会上发表 的 《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分期》 一文中，曾提出分 早、中、晚三期的方法：早期是以月亮湾、三星堆等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前 期；中期是以水观音、竹互街等遗址为代表的青 铜时代中期；晚期是以船棺葬为代表的青铜时代 后期，并指出它们“大体上分别代表了巴蜀史上 传说时代的蚕丛鱼凫时期、蜀王杜宇时期、开明 氏蜀国与川东巴国并存时期”。［10］ 1987 年三星堆第一次发掘资料正式发表， 共分为四期，正式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1］同时 还测得了距今 4800 多年到 2800 年的一大批年代 数据。［12］同年，我在论文中首次提出“三星堆一 期文化”的概念。［13］1989 年十二桥遗址第一次发 掘资料正式发表，分为三期，为探索四川考古学 文化年代序列创造了新的条件。［14］我在 1991 年中 国考古学会年会宣读的 《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 古史研究》 一文中，进一步探讨了三星堆等处考 古发现为巴蜀历史所勾划出来的年代序列、发展 阶段、社会概貌，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从考古上讲，巴蜀文化可分为三个时期五个 阶段：早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历约一千余年 （4800 年—4000 年前），具体情况尚待探索，暂 且作为第一个阶段。中期经历约一千五百余年， 包括分为以三星堆为中心的第二阶段 （即三星堆 文化二、三期，约在 4000-3200 年前），和以成 都为中心的第三阶段 （殷商西周到春秋中期，距 今约 3200-2600 年左右）。晚期分为春秋战国巴 蜀并存的第四阶段 （BC600 年左右 -BC316 年）， 和秦并巴蜀到汉武帝以前的第五阶段 （BC316 年—BCl00 年左右）。这五个文化历史阶段共同 构成了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 3000 多年历史进 程，就是近年四川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为我们展现 出来的巴蜀文化的年代体系。考古发现反映出的古代巴蜀几个中心地域的 几个文化阶段，印证了传说蜀史的几个时期大体 存在。但它们不是汉晋史藉上编排的那样一整齐 的世袭，而是几个文化共同体或氏族部落联盟式 的集团，并先后取得统治地位。
在距今 4000 年左 右、3000 左右、2600 年左右、2400 年左右，发 生过几次大的变化，可能分别代表了蚕丛、鱼凫、 杜宇、开明几个主要部族统治地位交替的起止年 代。三星堆文化发生期的主人或许是蚕丛氏或柏灌 氏；三星堆繁荣期的主人大约是鱼凫氏；成都十二 桥羊子山遗址的主人则可能是杜宇氏；船棺葬新都大墓等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为开明氏。这一序列过 程的确立，为将考古材料与史籍文献结合起来研 究四川早期历史，开拓了广阔的天地。［15］ 近 20 多年来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证明这 些想法是大体是可以成立的。1992 年孙华提出了 关于“十二桥文化”的命名，并把“三星堆文化” 划定在三星堆遗址的二、三期范围内；［16］2001 金 沙遗址的发现，大大充实了“十二桥文化”的内 涵。［17］1995 年后成都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 的古城址，内涵和时代与“三星堆一期文化”大 体相当，己正式命名为“宝墩文化”。［18］ 1999 年我把四川考古学文化序列具体概括 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历 约 800 余年 （距今 4800～4000 年前），可称为 古蜀文明研究 70 “三星堆一期文化”或“宝墩文化”。第二阶段为 青铜时代前期，经历 800 余年 （距今 4000～3200 年前），可称为“三星堆文化”。第三阶段为青铜 时代中期，经历约 600 余年 （距今 3200～2600 年前），可称为“十二桥文化””。第四阶段为青铜时代后期，经历 300 余年 （距今 2600～BC316 年前），可称为“晚期巴蜀文化”。第五阶段为秦 汉初期尚存的“巴蜀文化余波”，经历约 200 年 （前 316～前 l00 年左右），最后在汉武帝前后融 入多元一统的汉文化之中。［19］同时，三星堆繁荣 期的主人是鱼凫氏、十二桥繁荣期的主人是杜宇 氏、船棺葬的主人为开明氏等看法，也在主要博 物馆和众多学术论著中被采用，基本成为了学界 的共识。［20］ 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不仅称谓上还有不同意见，而且在分期的方法、年代的划分、内涵 的确定、特别是“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 化”的关系问题上，尚有一些分歧，各自也都有 具体的考古材料作为佐证。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 题,需要认真研究，给予合理的解释。比如年代交叉问题，各阶段文化之间存在有 二三百年的交叉期，我认为这可能是源于不同文 化之间存在一个交叉过渡期 。又如中心转移问 题，文化和政治中心在各阶段曾不断地转移，我 认为可能与各阶段主导族群发生变化有关。还有 三星堆与成都史前各城址的关系问题，三星堆在 一期文化阶段虽然没有城墙，但整个遗址早于、 大于成都各史前城址，并直接发展为强大的三星 堆古国，有可能是它最终兼并了成都平原其他各 史前古城。最后是各期文化的主人问题。“三星堆文 化”繁荣时期的主人为鱼凫氏蜀王、“十二桥文 化”的主人为杜宇氏蜀王、“晚期巴蜀文化”的 主人为开明氏蜀王的观点，近些年来己经被广泛 接受，现在可以进一步去探讨蚕丛氏蜀王与柏灌 氏蜀王文化归属问题。
从目前考古发现看，蚕丛氏蜀王与柏灌氏蜀 王的文化归属最有可能的是距今 4800～4000 年 前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和距今 4500～3700 年 前“宝墩文化”。上述情况表明，这两者可能是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有中心地域、又在时间上 有些重叠的文化类型或文化阶段。我们进一步认 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可能为蚕丛氏蜀王、 “宝墩文化”可能为柏灌氏蜀王。“三星堆一期文化”时间长,面积大，文物多， 内涵丰富，虽然没有城墙，但地处“两河”之畔 等特征，说明这里有可能是成都平原上一个长时 间形成的重要集市，一处最大的聚落中心，与 “蜀王之先，蚕丛” （《蜀王本纪》） “其目纵，始 称王” （《华阳国志》） “教民农桑”“所止之处， 民则成市” （《续事始》） 等记载相吻合。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的距今 4000～3200 年前 “三星堆文化”，以突目铜面具为主要神像，说明 他们是以“纵目”为特征的“蚕丛氏”的继承 者，反过来证明三星堆遗址可能就是“蚕丛氏蜀 王”的开国之地，时间应当就是在距今 4800～ 4000 年前的“三星堆一期文化”阶段。而“宝墩文化”的主人则，可能是柏灌氏蜀 王。从时间上看，“宝墩文化”距今 4500～3700 年前，处于“三星堆一期文化”和“三星堆文 化”之间。从地区上看，“宝墩文化”处于成都 平原西南部,与“三星堆遗址”分处两地。从形 态上看，“宝墩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城址群, 面积在 10 万至 60 万平方米左右，均有四面环合 的城墙。从性质上看，“宝墩文化”时期的成都 平原各城址可能是兼有防御与防水功能的邦国或 酋邦。因此我们认为“宝墩文化”的主人，很可 能就是介于“蚕丛氏蜀王”和“鱼凫氏蜀王”之 间“柏灌氏蜀王”。概括这些情况，目前我对四川考古学文化序 列与古蜀文明进程的基本关系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三星堆一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为 蚕丛氏蜀王时期，距今约 4800～4000 年前；“宝墩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为柏 灌氏蜀王时期，距今约 4500～3700 年前；“三星堆文 化” （三 星 堆 遗 址 二、三 期） （相当于夏商时期），为鱼凫氏蜀王时期，距今约 4000～3200 年前；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识 71 “十二桥文化” （含金沙遗址） （相当于商 周时期），为杜宇氏蜀王时期，距今约 3200～ 2600 年前；“晚期巴蜀文化” （含船棺葬文化） （相当于 春秋战国时期），为开明氏蜀王时期和与川东巴国 并存时期，约公元前 600 年～公元前 316 年；“巴蜀文化余存” （相当于秦国后期与汉代 初期），为秦汉时期，也是两个文化的交叉期和 过渡期，约公元前 316 年～约公元前 100 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概括意见，尚待更多的考 古资料的验证和更加具体的分析论证。
三 祭祀活动在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地位与作用
在 2016 年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的 “公众考古报告上”，三星堆工作站介绍了“十二 五”期间“蜀王城”的考古收获，不仅找到了北 城墙，而且初步确定在大城北部有两个小城，并 提出了三星堆古城修筑过程的几种构想，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探 索研究，但己可以确定大城和小城都是在三星堆 遗址二、三期逐步建造的，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繁 荣时期古蜀国的王城。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三星堆古国具有神权国 家的性质，［21］不仅大量的文物是祭祀祭祀用品， 而且一些重要遗迹现象，可能也与祭祀仪式有 关。我在 1998 年定稿的 《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 明》 一书中就曾指出：“三星堆土堆也可能不是 城墙，而是一个单独建造的土台。它们都可能与 祭祀或殿堂、宗庙之类的建筑物有关，在三星堆 古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分析有待下一步进 行有计划的较大规模的发掘来验证。”［22］由于多种 原因，一直没有专门写文章说明。近期对三星 堆“青关山大房子”的发掘，和对“祭祀图玉 璋”的再研究，使我认为三星堆可能是“祭台” 等看法更加明确，并认为“青关山大房子”可 能是“神殿”，从而提出了“祭台”、“神殿”、 “祭祀坑”三者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 本形态的观点。［23］这里再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 一下祭祀活动在三星堆古蜀文明中具有的特殊地 位与作用。
（一） 祭祀活动是象征国家权威、 维系国家 统一的重要形式， 是三星堆神权国家的思想和组 织基础 三星堆各种祭祀坑中出土的神像、礼器和祭 品中，不仅有代表神权和王权的金杖，而且有众 多真人大小的铜像，其中最大的立人像，可能是 群巫之长与国王众多人头像，可能是各等级的巫 师的酋长。加上那些正在祭祀岗位上的小人像， 共同组成一个巫祭集团，以不断从事祭祀活动的 方式，维护着对国家的统治。“国之大事，在祀 与戎”。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器物和祭品中，目 前还未发现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武器，而基本上都 是祭祀用的神像、礼器和祭品，可见当时三星堆 古国“戎”的成份很弱，“祀”的成份则十分突 出，它以原始宗教作为号召和组织全社会的支 柱，形成一个神秘的神权国家，成为一个祭祀中 心。围绕原始宗教进行的祭祀活动和信仰观念， 在社会中起着核心作用，又通过这样的信仰和活 动来组织社会、维系其特有的社会结构，成为国 家的思想和组织基础。［24］ 三星堆时期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到了一 个高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 的灿烂文明，这时的首领国王，是以巫师和“群 巫之长”的面貌出现的。从出土文物看，三星堆 遗址多神像、祭器和礼器，而没有可以实用的兵 器，即使出现有玉戈、石矛、齿援铜戈等，也只 具有礼仪性质。最早的巴蜀式兵器，集中出现在 与中原文化交界的汉中—宝鸡地区，那里可能才 是古蜀王国的前线阵地。三星堆古城或许曾是一 个基本不设防的宗教活动祭祀中心和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因此，三星堆古国在商代晚期遇到某种 内部和外部力量的冲击时，可能缺乏必要的抵抗 能力，很快便被新兴起的十二桥文化所取代，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迅速转移到了成都地区。这 也许就是三星堆古国神秘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继后的十二桥文化和金沙遗址，它的主人可 能是古蜀传说中的杜宇氏蜀国。他们划定了边界 （“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等），［25］增 古蜀文明研究 72 强了兵器 （如彭县等处所出），［26］王权得到加强， 但仍是一个带有明显神权性质的国家。杜宇氏蜀 王不仅是“从天坠”的，而且死后化又为杜鹃， “升西山隐焉”，［27］充满神秘色彩。从出土文物看， 在十二桥文化中心区的金沙遗址中央，也是一大 片“祭祀区”，有数十个“祭祀坑”，在数米厚的 地层中，发现了大量金器、玉器、铜器，成吨的 象牙，数千枚獠牙和鹿角，大多是祭器和礼器， 包括太阳神鸟、玉琮、铜人像、鱼鸟纹金带等珍 品，证明在数百年间这里经常进行着高等级的宗 教祭祀活动。［28］著名的“羊子山土台”，则有可能 是十二桥文化时期的重要祭祀场地；［29］在彭县竹 瓦亍所出的精美青铜器群，也具有明显的祭祀性 质。［30］直至春秋战国晚期巴蜀文化阶段的开明氏 蜀国，虽然主要青铜器都己是巴蜀式兵器，但从 船棺等葬俗、神徽等印章，［31］和鳖灵“尸而复生” 等传说看，［32］也还保留着明显的神权国家特征， 这些因素都源自于三星堆繁荣时期的神权古国。
（二） 祭祀活动吸引了远近众多氏族部落前 来参与， 形成多元文化因素的有机融合， 促成三 星堆文化的繁荣 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祭祀用品中，己发现的 外来文化器物，基本上都是宗教礼仪用品，包括 神像、祭器和礼器，大约也是用来参加祭祀活动 的。三星堆古国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在当时具 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吸引着远近众多氏族 部落前来参与，并带来了各地的特色文化。其中 有类似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琮、玉锥形 器、骑虎人像；有类似中原夏文化的玉璋、玉 铖、铜牌饰；有类似商文化的铜尊、铜垒、玉石 器；有类似西亚文化的人像、面具、神树、金 杖、金面罩；也有类似石家河文化、三峡、汉 中，乃至西北地区一些古文化的因素，还有象 牙、海贝等来自南方和沿海地区的物品出现。三 星堆不仅出土了类似西方文化的金杖、金面罩等 器物，而且近年在埃及的木乃伊还发现了可能是 来自蜀国的丝绸，说明早在三四千年前可能就曾 存在一条勾通东西方文化的“早期丝绸之路”。三星堆及成都平原在汉以前早期絲路文明中具有 节点与枢纽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是与西方，而且 在与中原、东南、西北、西南、印度等文明的交 流中，都可能有这样的作用，正是多元文化的交 流与融合，才促成了三星堆文明的高度发展。当 然这些因素都己被吸收与加以改造，成为具有三 星堆自身的特色的器物。这种情况可能是由多方 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就是宗教活 动的因素。三星堆大量威武壮观而又神通广大的 神像与祭器的出现，使这里逐渐成为一个神圣的 祭祀中心。川西平原在古代被称为“都广之野”， 具有优裕的自然条件，和谐的人文环境，古蜀人 自己认为是处在“天地之中”，因此比较容易地 实现祭祀者的祈求和愿望，更显示出这个祭祀中 心的灵验和神奇，从而吸引了远方的人群前来参 加，并带来了各具特色的神像和器物，加速民族 和文化的融合，形成一个以宗教活动为主的神圣 祭祀中心和神权国家。
（三） 祭祀活动促进了造型艺术和工艺技术 的长足进步， 加快了三星堆经济文化的发展 “艺术本身起源于宗教，因为艺术旨在艺术 施行某种巫术来招引部落赖以生存的动物和神 灵”。［33］为了取悦于神灵和祖先，古蜀先民做出了 最大的努力和奉献，既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制造 技术，也发挥了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创造出了一 大批精美绝伦的造型艺术品，成为间三星堆文化 最具吸引力的特征之一。青铜器的制造是三星堆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 条件，当时人们把这种最先进的技术，首先奉献 给对神灵的祭祀，不仅有了完整的青铜器的制造 工艺，而且使用了先铸法、后铸法、磕铸法、铸 接法、铆接法等独特的铸造方法，和子母榫接法、 铆孔固定法、方孔插接法、器架组装法等巧妙的 连接方式，［34］建造出一批高大复杂的大型青铜艺 术品，产生了强悍的威慑力和感染力。用于祭祀 天地四方和人神相通的玉石礼器，其数量之众多， 品种之丰富 、工艺之精湛、纹饰之优美，也达到 了极高的水平。以金杖、金面罩、金虎、金挂饰 等为代表的金器，更是在东方古文化中独树一帜。为了充分达到祭祀神灵的崇高目的，三星堆古国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识 73 时期的这些工艺技术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三星堆神权古国时期主要以造型艺术的手法 来表现他们的信仰观念，这方面的特色尤其突 出。他们以威严的面具表现主要神祗，包括突目 的祖先神；以真人大小的人像表现通神的巫师；以各种动植物造型反映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 拜等，既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又有传神的艺术效 果，达到了古代造型艺术的又一个高峰。由于没 有可靠的文献记载和传说故事存留下来，三星堆 古国的大量社会信息和文化传统，下正是蕴藏在 这些生动而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有待于人们去 深入发掘。
（四） 祭祀活动提高了对自然现象和天人关 系的认识， 逐步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信仰观念， 具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萌芽， 并蕴育了道教在四 川的诞生 三星堆的每次祭祀活动，每个保存下来的祭 祀坑，乃至每件用于祭祀的神像和祭品，都有其 特定的内涵和目的，包含着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 和人际关系的观察和理解，表现出特定的思想观 念，并用形象的方式把它们保存了下来。当时的 人们虽然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和解释世 界，而是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为了沟通人间和 神界的联系，古蜀先民在祭拜各种神灵的时候， 通过对天、地、山、川、太阳、树木、鸟兽的等 自然现象的观察，不仅掌握了各种事物的生态特 征，而且发现基中有许多变化和关联，认为它们 是可以相互沟通的。三星堆先民由此产生了对自 然万物的理解和尊重，对环境生态的精心保护， 形成了对自然规律和天人关系的特有的认识，并 且形成了天、地、人三界关系的概念，具有了天 人合一的思想萌芽。他们认为事物之间的变化和 关联有规律可循，可以用来表达和实现人们的意 愿，当时主要方法，就是按照一定的方式把它们 塑造出来，进行祭祀。他们认为三星堆一带是 “天地之中”，可以在祭祀时通过“神树”“神 山”和“飞升”等方式，通过 “天门”，进入 “天国”，达到升天成仙、长生不死、与祖先和神 灵同在的理想。［35］这种把感情与感受，理解与理 想，适应与追求相互融合的信仰观念，在三星堆 祭祀文物中得到形象化的表现。其中不少因素， 成为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源头，并蕴育了 道教最初在四川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三星堆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总之，三星堆古国时期通过反复地进行着各 种规模和形式的祭祀活动，不断强化了神权国家 的思想理念、向心力量和统治能力。从神像、礼 器、祭品的规格、数量、形态来看，当时祭祀的 规模和场面都己达到了非常宏大和热烈的程度，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加之川西平原优越的 自然条件和宽松的人文环境，使祭祀的许愿和人 们的愿望比较容易实现，更加强了三星堆祭祀活 动的灵验性和影响力，形成对周围文化的影响力 和凝聚力。正像“奥林匹克”、“那达慕”等庆 典活动最初都曾是祭神活动的一种仪式那样，三 星堆祭祀活动就成为一次次盛大的的聚会，吸引 和汇聚多方面的人员的文化前来参与，促进了文 化、艺术、经济、技术，乃至思想观念的交流与 发展，形成了长江上游一个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 中心，在东方文明和世界古文明中都占有特殊的 地位。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面貌，使我们对东方 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不管是文化艺术、科学技 术，还是思想观念、信仰习俗，乃至于文明形 态、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都有待人们深入细致 地进行研究。正如李学勤所说：“可以断言，如 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 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 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 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 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36］
注释：［1］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文明进程探索》，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成都，1999 年。首 发于 《长江上游早期文明进程的探索》，巴蜀书社， 2002 年。后收入赵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四川 人民出版社，2004 年。［2］ 赵殿增、陈德安：《巴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的新 古蜀文明研究 74 进展》， 《三星堆考古研究》。［3］ 江章华等：《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 《苏秉琦与 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4］ 主要是三星堆主要发掘者之一陈显丹及三星堆博物 馆部分同志的意见。［5］ 《长江上游古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 课题组，2006 年稿。［6］ 资料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7］ 资料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8］ 资料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 关山战国墓发掘简报》， 《四川文物》 2015 年第 4 期。［10］ 赵殿增：《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分期》， 《中国考古 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 年。［1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广汉三星堆遗 址》， 《考古学报》 1987 年第 2 期。［12］ 详见 《考古》 历次公布的碳 -14 年代测定数据。［13］ 赵殿增：《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 《文物》 1987 年第 10 期。［1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成都十二桥商代木构 建筑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 1987 年第 12 期。［15］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 《四 川文物》 1992 年增刊 《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6］ 《金沙遗址》， 《中华文化论坛》 1997 年第 4 期。［17］ 同 ［14］。［18］ 江章华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 化初论》， 《中华文化论坛》 1997 年第 4 期。［19］ 同 ［1］。［20］ 三星堆博物馆、金沙博物馆等省内主要博物馆均采 用此说。［21］ 赵殿增：《略论古蜀文明的形态特征》， 《中华文 化论坛》 2005 年第 4 期。［22］ 赵殿增：《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江苏教育出 版社，2005 年。［23］ 赵殿增：《三星堆“台”、“殿”、“坑”三位一体 的祭祀形态初探》，待刊。［24］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文明进程的探 讨》， 《长江上游早期文明进程的探索》，巴蜀书 社，2002 年。［25］ （东晋）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26］ 范桂杰、胡昌钰：《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 《文物》 1981 年第 6 期。［27］ （东晋）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28］ 同 ［16］。［29］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 理简报》， 《考古学报》 1957 年第 4 期。［30］ 同 ［26］。［31］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 版社，1960 年。［32］ （东晋）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33］ （法） 所罗门·雷纳克：《俄耳甫斯·宗教通史》， 转引自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 1987 年。［34］ a.曾宗懋：《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 器成分的分析》， 《四川文物》 1989 年增刊 《广汉 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b.曾宗懋：《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器成 分的分析》 《四川文物》 1991 年第 1 期。［35］ 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图”玉璋再研究——兼谈 古蜀人的“天门”观》，待刊。［36］ 赵殿增：《
三星堆文化揭示了什么
江林昌 字数:3029
这次发现需要与90年来成都平原的其他一系列考古发现以及相关文献记载综合起来考虑，才能较好地把握三星堆文化独特的内涵风貌，并判断其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逐步揭开的神秘面纱
三星堆遗址早在1929年就已被发现了。1933年，当时华西大学的葛维汉教授率领其助手到现场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发掘。此后，四川大学冯汉骥先生也开展过一些调查。但由于条件所限，新中国成立前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与文化属性，未能取得明确认识。
1980年代初，四川省考古所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发现了18座房屋基址，以及大量玉器、石器和陶器。考古工作者通过比较分析，认为这些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类型在成都平原还有广泛的分布，因此发掘报告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6年的再次发掘，发现了两个神奇的祭祀坑，坑内出土了大型青铜神像、巨型青铜神树、双眼如电筒伸出的青铜纵目面具、黄金面罩、黄金权杖以及大量的玉器、象牙等等。这些奇特造型的器物，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在中国其他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因而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
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与1986年发现的2个祭祀坑在形制与朝向方面基本一致，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南部的东台地上。坑内出土的500余件器物，除与1986年相同者之外，还有大型的青铜大口尊、巨型的青铜面具、眼部有彩绘的青铜头像，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还有玉琮、象牙雕塑等等。
目前考古工作者对6个祭祀坑中的4个坑作了碳14测年，获得的年代数据为距今3200—3000年之间，可以确定为商代晚期。
除了这8个祭祀坑之外，3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三星堆古城墙、宫殿区和公共墓地。在这个中心古城周边，还发现了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仁胜村墓地等。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国的中心所在。一个曾经辉煌的古国文明，经过90年逐步揭开其神秘面纱，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神话传说原来是真实历史
李白《蜀道难》有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过去，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古蜀国的历史一直处于神话传说之中。如扬雄《蜀王本纪》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其后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这是关于蜀国先祖最早的神话传说。其名号“蚕丛”“柏濩”“鱼凫”，及其后的“薄泽”“望帝”“杜鹃”“鳖灵”等先祖名号，都与动植物图腾有关。说明当时的蜀人仍然处于蒙昧野蛮时期。文献记载的蜀国古史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之中。
然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以及成都平原一系列考古遗址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这些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背后隐藏的古蜀国文明的真实面貌。
考古工作者在这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提取的测样中发现了蚕丝蛋白的成分。这证明早在商代，古蜀国的先民已经从事蚕桑丝织业了，而这种生产传统应该起源很早。上述古蜀先民的第一代祖先“蚕丛”正反映了这一事实。蚕吃桑叶吐丝，可以为人制丝成衣，自然成了先民的保护神。而且，蚕产卵、成蛹、化茧、最后又自藏的过程，与人类生殖、养育、成长、去世的过程类似。在巫术互渗观念的支配下，古蜀先民崇拜蚕桑，相信蚕虫能够沟通天地神灵，保护人类命运，因而他们将本部族的起源始祖，神化为“蚕丛”图腾。
成都平原本是鱼米之乡。农耕渔猎生产生活，首先需要阳光雨露。因此，古蜀先民有崇拜太阳神的习俗。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金器中有大量反映太阳崇拜的主题，如太阳青铜神树、青铜纵目太阳神面具，以及太阳纹金箔。古蜀先民还以此为基础，将太阳神动物化为空中的飞鸟与水中的游鱼。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有青铜鸟头柄的勺子、青铜树神鸟、青铜鱼纹器、黄金鱼饰片、鱼纹金箔等等，均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动物化太阳神的崇拜。而古蜀先祖中的“鱼凫”“鳖灵”“开明”等神话名号，也都在这些三星堆器物中得到了证实。现如今，成都平原还有“鱼凫村”古村名，可见这种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的影响。
90年来，成都地区发现的重要考古遗址除三星堆外，还有宝墩遗址、金沙遗址、桂圆桥遗址、十二桥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竹瓦街遗址、城坝遗址等等。考古工作者对成都地区的考古遗址遗物进行了长期的分析研究、综合判断。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建立了基本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桂圆桥文化：距今5100—4700年 宝墩文化：距今4600—4000年 相当于五帝时代
三星堆文化：距今4000—3000年，相当于夏商时代
十二桥文化：距今3000—2600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
其中宝墩文化、桂圆桥文化已显示了文明的起源，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已进入了文明阶段。这应该就是古蜀文明的真实历史。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出土文物的发掘研究，使得文献记载的远古神话传说的神秘面纱被逐层揭开，古蜀先民所创造的文明古国历史，终于可以让21世纪的我们可见、可触、可摸了。
神奇花朵生长在多元文化土壤上
近100年来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区系类型分析与聚落形态分析已经充分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经历了五帝时代的“多元并行”、夏商周的“多元一体”、秦汉以后的“多元一统”三大发展阶段。成都地区由于四面高山重林环绕，山谷大河奔腾，这些山高水险使得该地“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就决定了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发掘表明，三星堆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型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是自成序列的文化。学者们因此称这支文化为“早期巴蜀文化”。
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区域文化中，成都地区“早期巴蜀文化”的特色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较，其差异性是最大的。无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广大游客，一见到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金沙遗址及其所出的文物，都会感到十分惊讶，心灵受到强烈的冲击。这就是我们称三星堆文化为中华古代文化园里的奇花异朵的主要原因。
创造三星堆奇花异朵的主体，自然是古蜀国的先民，但这并不排除古蜀国先民与其他地区交往的可能。李白所说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不过是诗人的夸张而已。据《山海经》等文献记载，黄帝部族的一个分支昌意族“降居若水”，与蜀山女婚姻。这反映了中原文化在五帝时代已经传入成都平原，与土著文化融合了。文献记载又说，蜀王与夏王同为中原颛顼帝之后，这又反映了夏文化、蜀文化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三星堆所出土的文物中，有些陶器特征“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地方类型、二里头夏文化等有不少类似之处”。
到了商周时代，古蜀国先民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更是增进了联系，李学勤先生曾在《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一文中指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最接近于湖南湖北，而且与淮河流域也有联系。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以中原为核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再经淮河至长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长江三峡传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
以上现象表明，三星堆文化首先是在古蜀文明这块特殊土壤里生根、发芽、生长而绽放的奇花异朵；同时这朵奇葩在成长的过程中，还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阳光雨露，并因此而显得格外璀璨耀眼。三星堆文化的地方主体性，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交融，再次表明了中华文明是多样性、丰富性与融合性、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因此，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总特征。
西方学者通过三星堆，看到了什么？
原创
伊斯托利亚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伊斯托利亚
古典学研究者，自由文史撰稿人
三星堆遗址一直备受海内外学界和媒体界的瞩目，最近新出的发现更是收获了“一醒惊天下”的轰动效应。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教授罗旺 弗拉德（Rowan K. Flad）5月11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
4月10日，埃及宣布在南部城市卢克索发现了距今3000多年的古埃及重要都城遗址，被称为“失落的黄金城市”。这甚至被视为自上世纪20年代发掘图坦卡蒙陵墓以来的“第二大重要考古发现”。
埃及的这一发现被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公共广播（NPR）、《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主流媒体广泛报道，被称为“埃及学的重要时刻”。巨大的报道篇幅，和那两周前中国四川省三星堆的考古发现鲜有关注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三星堆的发现应该被重视，因为这是了解东亚文化的重要窗口。
实际上，海外学界的三星堆研究并不缺乏“传统”，也不乏积淀。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还曾主编过一本题为《奇异的凸目》的著作，收录西方学者对于三星堆的种种观点。
中国的考古遗址非常之多，若论遗址的规模，比三星堆宏伟的还有不少；若论文明产生的时间，比三星堆文明还要早的遗址也有很多，为何三星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么大？
罗旺·弗拉德的文章
“意外”所得的玉器
首先，这其实与三星堆遗址早期发掘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
1929年春天，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四川广汉县城西的月亮湾村，世居此地的农民燕道成在农田意外发现了400多件玉石器。后来，他将这些“意外”所得的玉器分批卖到距离广汉不远的四川省会成都的古玩市场。此后，月亮湾的玉器也在成都的古董商中传开了。
1931年，前往广汉传教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宜笃（V.H.Donnithorne）也注意到这批玉石。董宜笃不仅是传教士，他还是当时成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成员，对四川历史文化的研究颇有造诣。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当时专门研究中国西部地区历史文化的国际性学术机构，其参与人员以当时位于成都的教会学校华西协和大学的师生为主。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当时在四川的欧美传教士加入其中。
董宜笃很快就意识到这批玉石与普通的古玩文物有很大的不同，可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于是联系广汉县政府前去月亮湾考察，同时他还约请时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长的戴谦和（D. S. Dye）博士一同前往。
这年夏天，以董宜笃、戴谦和为首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师生组成的考察队先后两次前往广汉月亮湾，对出土玉石器的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而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者燕道成也将部分收藏的文物赠送给考察队，交由其带回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予以保存，帮助该校的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
《奇异的凸目》书影
“国际化”的研究团队
从广汉返回成都后不久，戴谦和就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办的杂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上发表了英文论文《四川古代的石器》（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在这篇文章中戴谦和认为这批石器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应该是在秦灭巴蜀进入成都平原之前，属于古蜀文明的文化遗存。
不久，新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 C. Graham）博士也注意到馆藏的这批文物的价值，他向董宜笃详细询问了此前考察的详细情况。后又在董宜笃的联系下，受广汉县政府之邀，与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助理馆员林名均一起于1934年春天到达广汉，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首次科学考古发掘。
由于当时由外国人主持的考古发掘在中国尚无先例，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遂改由广汉县长出面主持发掘事务，当然实际的具体操作还是由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考古队负责，即主要是以葛维汉和林名均为主。
葛维汉是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曾获芝加哥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1911年他以美国浸理会牧师的身份来到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直到1948年才返回美国。1932年，鉴于葛维汉此前关于四川南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他被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推荐成为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并兼任华西协和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在该校讲授考古学、人类学等课程。也正是由于这个契机，使得葛维汉得以接触到前一年华西协和大学在广汉收集到的文物，并决定亲自前往当地再次进行考察。
这次华西协和大学的考古队在燕道成家附近进行了为期10天左右的考古发掘，共发现600多件玉器、石器和陶器，这些器物后来都以广汉县政府的名义交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收藏。第二年，葛维汉便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了《汉州发掘简报》（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葛维汉不仅系统分析了三星堆首次科学考古发掘的文物，而且还认为三星堆文化遗址最晚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即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
此后，一同前往发掘的中国人林名均也在《说文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他将三星堆遗址称为“广汉文化”，并认为该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大约在殷商时期以前，而出土的玉石器则应该是西周时期的物品。
葛维汉和林名均的中英文论文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甚至据此提出巴蜀文化并非出自于黄帝一脉，而是独立发展的文明。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重量级论文《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在文中他认为巴蜀文化应为独立发展的一种文化，在战国后期才融入到中原文化之中。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巴蜀文化”的提法，其中较有代表的是后来继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先生，他也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首任非外籍馆长。他在全面搜集了当时四川各地的考古材料后，出版了《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其中也专门涉及到三星堆，他选择将其称为“广汉文化”，并认为其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葛维汉和郑德坤的著作后来都在海外出版，也正是由于三星堆遗址早期发掘团队组成人员的“国际化”，才使得西方社会了解到位于中国西部内陆小城广汉的考古发掘工作，而让海外学界更感兴趣的则是三星堆遗址表现出的与殷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所不同的“非中原性”。这其中还涉及到一段“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学术公案。
被认为和三星堆青铜神树颇为相似的苏美尔神树
中华文明的异域想象？
最早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曾称伏羲是亚当的“第十三代子孙”。受到汤若望等传教士影响的中国天主教徒李祖白在《天学传概》中也提出“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
清朝末年，法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文中通过比较古代中国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的相似之处，再度提出西来假说。拉克伯里研究中的很多新材料源于当时亚述学研究的成果，所以他的“西来说”并没有被欧洲的主流汉学界所接受。
当拉克伯里的观点传入日本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白鸟库吉等人认为传统的东洋史研究者带有偏见，他坚信中国上古文明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并认为这是文明交流产生的必然结果，后来章太炎等中国学者也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勘音释义附和了拉克伯里的“西来说”。
但这种“西来说”传入中国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背景下，也有排满目的。当章太炎后来发现“西来说”不符合自己的政治倾向时，又对此加以驳斥。因为如果汉族与满族同为外来民族，则“驱除鞑虏”的口号就失去了正当性。
不论如何，中华文化西来说都是20世纪早期中国上古史研究难以绕过的话题。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通过比较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和中亚地区发现的安诺文化彩陶和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文化彩陶后，认为中国陶器的制作技术是从中亚传入的，因此中国文化也有可能是从中亚传入的。这种观点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外学者对西来说的讨论。
当然后来梁思永发现了河南安阳的后岗三叠层，证明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朝文化一脉相承，未受外界的根本性影响。安特生也承认了这一点，同时表示自己对仰韶文化的断代有误，技术上的借鉴也不能代表文明的来源。此后，安特生本人也不再坚持中国文化西来说。
面对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异域文明”，有着自身文化传统的西方学者一开始必然会使用比较的眼光，关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在欧洲汉学界，“西来说”仅仅是学术海洋中的一朵小浪花，从来就没有形成一股潮流，但被介绍到东亚之后，却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关注。清末的知识分子积极呼应，其实都有政治的取舍。直到新的考古证据出现，才最后销声匿迹。
中原中心论被打破
“西来论”被破除后，“中原中心论”的观点一直主导着中国本土的历史学研究。随着三星堆等考古遗址的发掘，尤其是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发表《古代巴蜀文化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后，固有的“巴蜀出于黄帝说”的观点受到挑战，中华文明多源起源的观点也日渐浮现。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的大规模发掘。这次发掘，使得“中华文明多源起源”的观点获得了更多的市场。
而最近这些年，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也大大推进了学者关于早期文明的认识，以往学界认为，中西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由中国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进入西域和中亚,最后抵达欧洲的罗马。最近，学界又发现除此之外还存在“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不仅如此，通过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以及四川其他地区考古历史文化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中国古代可能还有一条从四川成都，经云南大理、保山、德宏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线，被称之为西南陆地的“丝绸之路”，这种新的中西文明交流路径也进一步吸引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大家形成的初步共识是，可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解释三星堆遗址中的“异域”色彩。
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也开始接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观念，中华文明西来说已经无人问津了。著名学者史蒂文·塞奇（Steven F. Sage）在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全面研究后，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的制作与同时代的商朝属于同一个传统。
而上文提及的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则将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和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器物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进行比较，认为三星堆文化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原地区文化存在重要联系，并表明青铜时代的四川在东亚大陆的文化交往中绝非孤立的。
1980年秋，北大1977、1978级考古专业同学于山东诸城实习集体合影（最后排树前左侧为罗泰），图自澎湃新闻。
异域之眼之所以格外关注三星堆奇异的凸目，关键还是在于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关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中外考古学界彼此良性互动、交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