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拿着一张叫“叶依奎”的台湾籍身份证来到了广东省丰顺县，他想寻找自己的妻子。
42年前，他接到去台湾潜伏的任务，匆匆地就走了，只留给新婚9天的妻子一句“等我回来”。
此后，在长达42年的时间里，他杳无音信。
42年，15330个日夜！哪个女人等得起？又有多少女人愿意等？
经过多方打听，他又来到了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在推开门走进一个院子后，他惊呆了。
这个男人的真实名字叫谢汉光，他的人生太离奇，若是拍成电影，足可以得奥斯卡了。
1917年9月的一天，在广东丰顺县埔寨镇采芝村的一户农家，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了，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谢汉光。
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在70年后震惊了中央、响彻了中国。
谢汉光在家里排行老二，后来家里的孩子多达11个，务农的父母要养活和照顾这些孩子，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对于孩子们的学习，真的是无暇顾及。
但谢汉光既聪明，也争气，学习一直名列前茅，在1938年顺利考上了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专业。
在大学校园里，他认识了陈仲豪、张伯哲，因为聊得来，三个人很快就成为了好兄弟，也是在跟这些朋友交往的过程中，谢汉光开始悄悄地参加一些抗日活动，思想里渐渐萌生了革命的种子。
1942年，谢汉光大学毕业，留在了桂林一个农场工作，因为表现出色，不久后就做了主任，用这个身份做为掩护，也利用职务之便，谢汉光把农场发展成了地下工作的情报站。
这时的谢汉光，虽然还不是党员，但他心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做起事来胆大心细，成功传递了很多重要情报，还把很多被追捕的同志安全送出了广西。
战火连绵，形势剧变，1944年，广西沦陷，谢汉光被迫离开了广西，他一路逃难到了四川。
在四川，得到一个朋友的帮助，谢汉光进一所中学当了老师，生活得以暂时安定下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终于结束，很多人的心里都松了一口气，觉得总算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此时，谢汉光也和心爱的姑娘曾秀萍结婚了。
1945年10月25日，他意外收到一封来信，是在广西读大学时候的一位老师寄来的，信中说，他将要去台湾的一个林研所工作，因为谢汉光在学校时表现优异，希望可以去台湾做他的助手。
想到能够学以致用，谢汉光欣然同意了老师的邀约，几天后，就带着新婚的妻子，一起动身去了香港，准备在那里跟老师会合。
这一生，谢汉光待在香港的时间也不过几天，但这里却成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地方。
在香港逗留期间，中共华南分局在香港的负责人苏惠找到谢汉光，郑重地对他说：“组织上希望你在台湾工作期间可以做一些地下工作。”还叮嘱说：“你在大学的一个校友，不久后也会去台湾，希望你可以为他安排一个职务，方便他开展工作。”
苏惠
听完后，一直追求进步，想为革命贡献力量的谢汉光，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本来以为是去台湾从事林学方面的工作，现在忽然多了一份隐性的艰巨任务，谢汉光深知这其中的危险，于是决定不再带妻子同行，他对妻子解释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没办法带她一起去了，妻子通情达理，表示理解。
然后，谢汉光留下一句：“等我回来！”就匆匆地跟老师去了台湾。
当时的谢汉光，想着最多几年，也就回来跟妻子团聚了。而当年的曾秀萍，也觉得丈夫用不了太久就回来了，于是她回到广东的老家，打算等他回家。
1946年初，谢汉光到了台湾，老师把他安排在“台湾省林业试验所”工作，在这里，谢汉光的工作表现依旧出色，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可，这也为他长期潜伏下去创造了有利条件。
几个月后，他的老师，也是当时的所长，另谋高就了，于是就推荐他当上了所长，更加方便谢汉光开展工作了。
也是在这一年，先前说的“将会到台湾的校友”也陆续到来，原来是他的好兄弟张伯哲和陈仲豪，在谢汉光的帮助下，张伯哲进入林研所工作，陈仲豪去了一所中学任教。
1947年初，由张伯哲介绍，谢汉光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在一间隐蔽的小屋里，当他举起拳头、庄重宣誓的那一刻，心里燃起了更多的使命感，他发誓要竭尽全力把地下工作做得更好。
那些年，为了掩护好自己的特殊身份，谢汉光在林研所积极开展研究工作，1947年12月，还跟同事合作撰写发表了论文《林分调查与初步研究》。
地下工作也开展得很顺利，随着越来越多的地下工作者抵达台湾，台湾的地下情报网络也越来越完善，一切似乎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在这期间，谢汉光和陈仲豪等同志策划印刷了《光明报》，想借此向更多的人宣传革命进步思想。
报纸是在一个荒野的山洞里印制的，没有人发现，但这份来自山洞的《光明报》却被分发到了很多人的手上，最后，连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也收到了一份。
蒋介石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恼火，命令立刻彻查此事。
不久后，《光明报》的主要负责人钟浩东被逮捕，但无论敌人怎么严刑逼供，他始终什么都没有说，最后被残忍地杀害了。
那段时间，逮捕行动一直在进行，弄得人心惶惶，1950年1月29日，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工作者蔡孝乾被逮捕，架不住严刑逼供，他招了，由此也引发了台湾地下工作者的灭顶之灾，陆续被捕的人超过400，还有1800多人受到牵连。
但谢汉光，是一个幸运儿。
1950年3月的一天，谢汉光收到一个陌生人送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张伯哲写来的，信中说：“有危险，速离开！”还随信附上了30元钱。谢汉光意识到情势危急，立马收拾东西离开了。
几天后有人告诉谢汉光，他走之后确实有国民政府的人到林研所搜查了。
而谢汉光，按照张伯哲的意见，去了台湾东部的林场一带，路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溪伯的农民大哥，见他一副逃难的模样，就好心上前询问，谢汉光则谎称自己是国民党的逃兵。
因为百姓对国民党抓壮丁颇有微词，也便对谢汉光生出了同情。
杨溪伯把谢汉光带到自己家里躲避，几天后，为了安全起见，还把他藏到了20里外的一个山洞里，每天给他送吃的。
几个月后，形势迟迟不见好转，这位叫杨溪伯的农民还找到村长，让谢汉光顶替了该村失踪已经一年多的叶依奎，于是，谢汉光拥有了一个在台湾的合法又安全的新身份，还重新办理了户口本和身份证。
而此时，谢汉光也打听到张伯哲牺牲的消息，他因为想要掩护更多革命战友离开，自己却没来得及撤离。
最好的战友和兄弟牺牲了，谢汉光内心悲痛欲绝，但他也只能咬牙坚持。
之后，他就一直在村里住，然后在附近的一个林场干活。村里人看他一个人，岁数也不小了，还热情地给他介绍对象，但他心系远在大陆的妻子，一直坚持不婚。那些年，他日盼夜想，希望能够早点回家，去跟自己的妻子团聚。
可是，一年又一年，10年过去了，20年也过去了，还是没有办法回大陆，因为台湾当局者的封锁，既得不到家人的消息，也没有任何办法写信回家，每一天，谢汉光的内心都是焦急的，但他还是告诉自己：“要坚强，要相信一定能得到柳暗花明的那一天！”
时间的指针来到了1987年，好消息终于传来，台湾开放了回大陆的限制，谢汉光在知道消息后，第一时间启程，以台湾同胞“叶依奎”的身份回到了广东的老家丰顺县，他在多方打听的过程中了解到，他的妻子曾秀萍，因为丈夫在台湾，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就去了她自己的老家揭西县五经富镇。
谢汉光又赶紧赶去了揭西县，他心中无比忐忑，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结果。
终于，他找到了妻子的家，此时已经整整70岁的谢汉光，颤颤巍巍地推开一扇门，一颗心狂跳不止。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出现在他面前。两位老人先是一阵沉默，然后认出了彼此。
谢汉光42年杳无音信！他的妻子曾秀萍竟然一直在等他！
不仅如此，原来在当年离别时，曾秀萍已经怀孕，后来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她一个人把儿子养大，如今已经儿孙满堂。
离别时，他是丈夫，归来时，他是丈夫、父亲、祖父。42年的别离，38年隐居山林，在这一刻，似乎都值了。
两位老人一直紧紧地握着彼此颤抖的双手，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一家人团聚后，谢汉光找到当地政府，希望恢复自己的真实身份，工作人员一听，简直惊呆了，但因为谢汉光一时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得到的答复是，可以给予他一份针对“贫困台胞”的特殊照顾，每月120元，至于身份和党籍的恢复，还需要组织上的调查。
这件事，还经历了一些曲折。
事情久久没有进展，他开始打听昔日战友们的消息，后来得知陈仲豪在汕头大学图书馆工作，就赶去找他帮忙，一别38年，陈仲豪以为他早已经牺牲在台湾，如今竟然意外重逢，激动到又哭又笑。而谢汉光当年一直没有关于陈仲豪的消息，也以为他牺牲了。
在陈仲豪的帮助下，几个当年一起在台湾做地下工作的战友联名写信，向中央组织部反映了谢汉光的事情，中央组织部收到信件后，高度重视，本着绝不亏待“任何一个英雄”的原则，迅速安排人到谢汉光的老家走访调查。
1995年谢汉光终于迎来了自己“光明”的人生，中共丰顺县委发文如下：
恢复“谢汉光”真实姓名，一并恢复党籍和离休干部身份，相应的待遇也落实了。
与此同时，谢汉光还被评为了“潜伏在台湾时间最长的中共地下党员”。
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老农”，竟然有着这样的特殊身份，惊呆了所有人。
在“做回自己”的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79岁的谢汉光平静地离开了人世，这位在台湾“潜伏时间最长的中共地下党员”传奇的一生，落下了帷幕。
回首他的一生，新婚7天，作别妻子，42年杳无音信，其中4年，以林研所工作人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其中38年，以一位老农的身份隐居在荒凉的林场里。
在1978年重回大陆，跟家人团聚后，总算过上了安定幸福的晚年。
14年后，“英雄”的身份得到认可，次年，就又匆匆地作别了人间。
如果说错过陪伴妻子和儿孙的42年是一种遗憾，在去世前一年得到“身份”和“功劳”上的认可，也算是一种很难得的圆满了。
谢汉光的这一生，舍小家为大家，穷尽一生的颠沛流离，只为心中不灭的信仰之火。
这样的人生，终究是无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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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心海
编辑：柳叶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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