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战斗在沂蒙山区，抗战时期，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
6、艰难的归队
1941年父亲在沂蒙山区反“扫荡”斗争中，先后两次与部队打散，信念不移地坚持找回部队。
父亲第一次与部队打散后，艰难地找回部队，这是他不满17岁，于1941年11月上旬在反“扫荡”斗争中发生的事情。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调集第10军团主力和第22师团3个混成旅团以及伪军53000余人，由日军侵华总司令畑俊六坐镇临沂督战，日军山东管区司令土桥中将指挥，对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日军5万余人，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一直持续了约有3个月。在残酷激烈的反“扫荡”斗争中，鲁中根据地党政军民付出重大代价，人口减少 70 万，村庄减少 2000 多个，八路军主力部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
面对凶险的环境，父亲和我说过几次，当时，我军部队里也有人认为，天下是日本人的了，部队里有些人叛逃或开小差了。但他和许多战友始终没有离开部队，即便战斗中掉队了，也要找回部队。
在反“扫荡”斗争中，他为了掩护部队和战友撤退，一个月内两次与部队失散。这个故事充满凶险和悬念，他向我们家人讲过多次，已深深留记在我的脑海里。
本文先说父亲第一次失散后找回部队的故事。
父亲对这次失散，历经六天又找回部队，有详细的记载：“1941年10月底开始，日军对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对日军的这次“扫荡”，我们蒙山支队是有所准备的。我当时在山东纵队蒙山支队2营5连。战前，部队进行了动员，作了必要的武器弹药等准备，每人发了一斤馒头。敌人“扫荡”不久，我们就往山里转移，经过一天的行军，黄昏时我们在蒙山东麓的一个村庄驻下。
次日早晨，5连8班副班长带我和另一名战士去村南高地换岗。按上岗的次序，我知道我该上岗了，可就是不想起来，可能是太累了，好像地上的铺草有什么吸引力似的，带班的同志催了好几次我才起来。
深秋的天气，有了几分凉意，我穿好军装，和另一名战士随副班长出了村，向西南走了大约四五百米，上了一个小高地。不知是谁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真冷啊”。深秋的西北风的确有些凉。
交接完岗位，我们拿着枪，趴在低洼处。副班长叮嘱我们：“天亮了，注意东边、南边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密切注视着前方，四周很静，只有西北风的呼啸声和远处传来的鸡叫声。那位战士不慌不忙地报告：“副班长，东边好像有情况”。我们立刻瞪大眼睛注视着，接着我们几个人几乎是同时发现，敌人从东、南方向正在逐渐包围我们连队住的村子，敌人的战刀、刺刀映着晨曦闪闪发光。敌人来了，副班长立即向村里部队发信号，打了一枪，并命令我们准备战斗。
枪声一响，敌人跑步向村子包围，并有一部分人向我们的哨位冲过来。顷刻，我们连队人员从村子里跑出来，迅速向西北撤去。敌人马上从东、南方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打了几枪，扔了几个手榴弹。“撤”副班长一面说，一面顺向西北的一条小沟跑下去，我们随后跟上。很快，敌人占了我们的哨位，用火力向我们射击，我们只顾拼命地快跑。
寻找部队的第一天
我们一起跑了二三里路，停下来缓缓气。看样子敌人没有向我们追击，枪声也稀疏了。我们和部队打散了，那位战士问副班长：“我们到哪里去？”副班长说：“部队向西北去了，我们到西北方向去找。”
我们走了一段路程，饭没顾上吃，口很渴，只是趴在河沟边上喝了几口水，冰凉的水，但很解渴。翻过几座小山头，爬上了牛皮岭。这是蒙山东麓的一个高地，我们隐蔽在茂密的马尾松林里，监视着山下敌人的活动。这里地势比较高，敌人在附近村庄、大路上的活动，我都可以看见。
到了下午，副班长乘我们不备，弃枪逃跑了，剩下我们两个人和三支枪。当时对敌斗争异常残酷，意志不坚定者开小差的，时有发生。我们怎么办？我正在发愁，和我在一起的战友，因我记不得他的名字，所以只能在文中叫他战友，他对我说：“副班长跑了，你负责吧。”我说:“你负责，我在连队的时间短，还是你负责吧。”他说:“你是学习小组长啊。”我们让了一阵子，他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我的提议。我问他：“你看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说“等天黑了再说。”
我当时17岁，这小小的年纪，真不知道这责任怎么负啊？营特派员曾经告诉过我，我们班的正副班长都不可靠，现在副班长和我在一起的时候逃跑了，我回去怎么向特派员交代？刚才日军来偷袭，我们连去哪里了？伤亡大小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一阵忧虑、焦急涌上来，让我坐卧不安，我像一个离开娘的孩子，觉得没有了依靠，心急如焚。
副班长逃跑前曾经问过我：“这里离你家有多远？”我回答他说不远，他说：“我们把枪插下（即掩埋），去你家躲几天吧。”我不假思索地说：“那不成逃兵了吗？”副班长见拉不动我，不再说什么了。
真没有想到副班长乘我们不备，竟然逃跑了。这件事让我心绪不宁、坐立不安，我反复在几棵大树之间徘徊着。
停了一会，我躲在一个隐蔽处，看看远处，看看近处，观察敌人的活动，搜索我们部队的踪迹，此时，只听见远处有枪声，但看不见我们部队的影子。
突然，我发现前边不远处地上有一摊血迹，我约上战友顺着血迹往前找。
走了约百把米，发现一位着便服的伤者在一块大石头前面躺着。我走近一看，伤者是一位农村青年妇女，她看见我们，有些惊慌。我们对她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是八路军。”这地方是我们的根据地，一听是八路军她就放心了。她的小腿被日军打伤，是贯通枪伤，不严重，进口与出口的距离很近，但流了一些血，她面色蜡黄，冷的她全身在发抖，上下牙齿打得哆哆直响，不断地呻吟着。
战友安慰她说：“你不要害怕，伤得不重，没伤到筋骨，养几天就好了。”我对她说:“给你点布，你自己包扎吧。”她说：“我怕疼，还是你给我包吧。”我从背包里取出洗好的一件破上衣，撕下一块，递给战友，他按平时学的包扎方法给她包好。
她告诉我们说：“我没等天亮就叫鬼子打伤了，一天没吃，没喝，又饿又渴。”听她说完，让我们很为难，因为我们有规定，没有命令不准动备用食品，我略加思考后，决定给她一个馒头，我只有四个，战友提醒我说：“这可要挨批评啊。”我说:“是啊，可救命要紧。”前天下午，我们每人发了一斤馒头，连长规定，没有命令不准吃，我们饿了大半天也没敢动，可是救负伤老百姓的命要紧，我怎么能不给她呢。
太阳快要落山了，周围的枪声慢慢停了下来，山村里的敌人也陆续回去了。我让战友扶着伤者，我在前边，向山西北角一个村子走去。
在路上，我们又碰到了两位掉队的战士，一问都是蒙山支队的，一个是我们连一班的，一个是兄弟连队的。一个叫杜玉贵，一个叫高顺德，他们也是早晨被敌人冲散的，部队到哪去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互相介绍之后，他们想和我们一起行动，此时，我们已经是四个人、五支枪了。我们四个人一起行动，人多力量大。
在我们接近一个村子时，村子里来了三个人，见到我们说是来找这位伤者的。我们停下来，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可能是伤者的亲人，伤者向他介绍了我们给她包伤，自己舍不得吃的馍馍给她吃了，又把她扶到了这里。年轻人听完以后没有说话，直接跪下来就给我们磕头，我们把他拉起来，他一直在向我们道谢。我对他说：“这是我们八路军应该做的事情。”年轻人对伤者说：“白天鬼子在村子里，我不敢来找你。”接着，我们一起进了村，迎面又来了五六个人，其中一个首先问：“伤的怎么样？”伤者一时说不出来，另一个人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村长。”伤者说：“幸好，我碰到了这些八路军同志，给我包了伤，还……”村长说：“谢谢八路军同志们。”村长接着问：“你们准备到哪里去？”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今天早晨和部队失掉联系的，要去找部队。村长说：“先到村里吃点饭，打听一下再走也不迟。”我们大半天没有吃饭了，肚子也饿了，他带我们进了村。
这个村子不大，约有六七户人家，房子让鬼子烧了一些。村长把我们带到村头两间空荡荡的房子里，吩咐一个人去弄饭给我们吃，我们乘机抱枪依墙而坐，休息一会，很快有的人发出了鼾声。我却睡不着，在思索着怎么去找部队。
我正在想着，村长突然出现在房门外边对我们说：“吃饭吧，屋里黑，外边亮堂点，出来吃吧。”随后来了三四个群众，他们手拿着开水，煮地瓜，还有几张煎饼。村长歉意地说：“好歹吃点吧，没办法，吃剩下的你们带上。”我们几个人几乎是一起说的：“谢谢你，这就很好了”。我劝同志们尽量吃地瓜，剩下的煎饼带着路上吃。
我们吃完饭后，群众把盆碗收拾好带回去，村长陪着我进屋，我问他：“打听到部队的信了吗？”他说：“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早晨见到咱们的部队往西去了，可就不知道是上哪去了。”村长点上了袋烟，吸着烟锅吱吱响，停了好久，村长在地上磕了磕烟袋，又吹了几下，他用商量的口气说：“我看你们先在这里住下，等打听到部队下落再走吧。”我略加思考之后说：“不行，我们今晚得走。”村长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到处都是鬼子、汉奸，你们可要小心。”我说：“村长，请回去休息吧。我们休息一会儿就走。”村长说：“不过天亮之前你们得离开村子，说不定天不亮敌人就来了，就是夜间也不要回村。”
村长又问我：“同志，你看着敌人扫荡能扫多长时间？”我对村长说：“敌人扫荡刚开始，要打算的时间长一些。告诉乡亲们，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大部队只是暂时离开这里，以后会打回来的。”最后村长说：“我回头给乡亲们说说，你们几个要找不到部队，就再回来，我走啦。”
告别了村长，我们休息了。我思来想去，怎么也睡不着。思索着：到哪里去找部队？找不到怎么办？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走出屋子向四周看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北面南面时有冷枪的声音传来。不一会，我进屋把大家叫醒，商量了一阵子，统一了思想后，出村向西走。
崎岖狭窄的小山路很难走，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难受，我们静悄悄地向前进。
大半夜的，我们走了十来里路，天快亮了，为了安全，我们只好找就近的山上去隐蔽。还算好，我们带着吃的，没有饿着。
寻找部队的第二天
我们在山上一点也不敢懈怠，一直注视着敌人的活动，白天敌人只是在村子里窜来窜去，没有上山来搜索。
太阳落山以后，山下村子里很平静。我们开始下山，边侦察边进了小山村。
村子里很寂静，进村后过了好几个街巷，发现在村头坐着一位老人，他告诉我们，村里人都在山里躲着。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执意要带我们去山里找村长想办法帮我们找部队。我征得大家同意后，跟随老人一起去山里。
老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洞，小山洞里挤满了人，老人吩咐点起松柴，招呼我们进去，然后挡好洞门。小山洞不大，里边有十几个老乡，挤得满满的。老人吩咐先给我们烧开水，做饭，并差人去请村长过来。
我们喝着开水，乡亲们围过来问鬼子“扫荡”，我们何时反“扫荡”等等。不一会，老人喊了一句：“闪个空，把饭端来吃着说”。我们知道群众在山里很困难，我们自己带的饭还可以吃两顿，我就说：“大爷，我们有饭。”老人说：“你们带的那点东西留着救急吧，这鬼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呢。”许多群众捂着热气腾腾的熟地瓜往我们手里塞，“快吃吧，吃完就睡在这里。叫村长明日出去打听部队的消息，你们再走也不迟。这比你们到处跑方便。”老人边吸烟边说。
我们吃完饭，村长来了，这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很热情。他说：“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天亮以后我找人去西边打听部队的消息。你们放心睡吧。周围都有我们的人站岗，敌人不管从哪里来我们都知道。一有情况就告诉你们。”村长这么一说，我们就放心了。我们四个人商量，我们上半夜休息，下半夜再轮流和群众一起放哨。我们正要休息，一位姑娘指着战友小王的被子对小杜说：“同志，披着这个，脱下棉袄我给你缝缝。”小杜腼腆地说：“不用，我自己会缝。”一位大娘说：“快脱下来吧！我眼神不好，让这孩子给你缝，也好挡挡风。”大娘说完，放在我们面前一些旧布，对我说：“穿上吧，看你这脚裂这么长的口子，都出血了，这冬天还长着呢。”我说：“谢谢你，大娘，你留着用吧，我们不冷，已经习惯了。”“穿上吧！她不是外人，她的孙子也是八路军。”村长催促着说。坐在一旁的大爷说：“唉，这同志还穿着单裤，这一冬的罪可怎么受呀。”
军民围坐在一起，说了一阵子后，大爷催我们睡觉了。
约莫半夜前，我起来到外面去查看情况，换岗的小伙子带我去哨位上看看。深夜很静，我在几个哨位上走了一圈后，回到小洞里，叫起另一位同志和群众一起放哨。
这一夜过得很快，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吃了饭。不久，就听到了东边有枪声，顶多有两里路远。大爷不慌不忙地说：“我约莫着，这枪声不是在瓦谷峪就是红花峪，大伙准备一下，看看敌人往哪里去？”红花峪位于费县。
过了不大一会，山下村子里就着起火来，火越烧越大，整个村子都燃烧起来了，浓烟遮日，烈火冲天，敌人在烧老百姓的房子。
面对敌人的疯狂作恶，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为了保护群众，决定打敌人一下，把敌人引开，免得在村里继续作恶。我对战友们说：“我们顺着这条沟下去，出其不意打它一下。”三个战友正要跟我一起去。大爷连忙阻拦我们说：“他们家把式（武器）好，人又多，不能去吃这个亏。”我恳求地说：“大爷，我们注意安全就是，吃不了亏。你就让我们去吧。”一位年轻人接上说：“给我一个手榴弹，我跟你们一块去，这条路我熟。”大爷又说：“不行，谁也不能去，不能冒失，让鬼子烧吧，不就几个空草房吗，咱山里人有草木有石头，还怕没房子住，只要小鬼子搬不走蒙山，胜利就是咱们的。”许多群众都异口同声把说：八路军同志不能去。
在群众的劝阻下，我们放弃了打鬼子的计划，但我们一直在观察敌人的动向。这群无恶不作的小鬼子，一直折腾到中午才离开村庄。
太阳正西时，我们正在和群众议论如何对敌人开展斗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正热闹的时候，村长带着听探部队消息的老大爷来了。老人说:他先去岭后他的亲戚家，又去了行李沟、付家沟等村，才打听到梧桐沟有咱们的部队。我问：“知道是哪一个部队吗？”老人摇头说：“不知道”。我说：“不管是哪一个部队的，只要是咱们部队就行。”我下定决心，带战友们去梧桐沟找部队，梧桐沟位于大青山西麓山凹处。
听说我们要去找部队，村长马上交代说：“早点做饭，让同志们吃了好走。”一个姓高的小青年说：“爹，我也跟八路军走。”村长劝说:“高大娘前天被进村鬼子杀了，可高大爷还病着，你在家好有个照应，等高大爷病好了再去部队参加八路军也不迟。”众人又劝了他几句，小青年才勉强答应暂时在家照料他爷爷。这时，站在我旁边一位约有二十岁多的小伙子说：“我去当八路，给我娘报仇。”村长凑近高老汉跟前问：“高大哥，你让他去？”高老汉深思片刻说：“你让他去吧，给他娘报仇，打鬼子是正事。”几个青年嚷嚷着要去当兵，我对他们说:“要当八路军，打鬼子这是好事，可现在我不能带你走，我们几个人是掉队的，还不知道哪一天能找到部队，这其间还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等找到部队，敌人扫荡完后，我再来接你们参加八路军。”我耐心地对高大爷和高大哥说了这些，但他们还是说应当去打鬼子为她娘报仇。
太阳一落山，我们四个人怀着感激的心情，带上老乡给我们的吃的，告别了这些支持八路军的群众，直奔梧桐树沟去。
临走前，送我们到洞外的群众反复吩咐我们说：“记住，万一找不到部队再回来。”多好的沂蒙山老百姓，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子女，爱护帮助我们。
一路上，我们尽量快走。先是到了上梧桐沟，后又去了下梧桐沟，没有见到我们的部队，也没见到老乡。
我有些失望而无主见地说：“休息一下，大家都想想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一边休息，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有的说，咱们部队可能去了西蒙山。有的说，不一定，兴许就在这附近。杜玉贵建议：“我的意见，咱们今晚在这一带山上隐蔽观察一下再说。要是能见到山上老百姓就打听一下。”有一位同志补充说：“东边是一座大山，就是来上百八十的敌人，我们跟他转山头也不怕。”我综合他们意见，和他们商量说：“好吧，我们就去大山顶隐蔽，大家看行吧。”大家一致同意去那里。
由高顺德带路，我们一起爬上了大山顶的北侧，选择了便于隐蔽、行动和观察的地方隐蔽下来。
寻找部队的第三天
天亮以后，我去大山顶向四周观察了一阵子，周围很平静，只是远处有间断的枪声，但没有见到我们的部队。
下午，在我们东南方向响了一阵比较激烈的枪声，持续了约十来分钟。杜玉贵说：“响枪的地方在南沙沟峪一带，那是东西蒙山之间北通蒙阴县南通费县的一条峪，叫太通道。”
我们继续在山上隐蔽。
太阳刚偏西时，负责观察情况的同志说：“注意有人来了。”有位同志说：“一个人，是一个人。”来人靠我们越近我们看得越清楚，有眼尖的一位同志说：“是伪军。”“嗯，是伪军。”“穿着黄皮。”这个伪军扛着一支长枪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观察了四周，没有发现有敌人的部队活动，决定采取行动捉住这个敌人。
我对他们说:“一个人观察隐蔽，两个人随我去捉住他。”我们很快隐蔽到了埋伏地点，等他靠近我们时，我们同时站起来将枪口对准他，命令他放下枪，他放下枪，举起了手，没有丝毫反抗，顺从地跟我们到了我们的隐蔽地点。
经过一番审问，我们才知道，伪军一个营驻扎在这里，是伪军营长认为这一带没有八路军，让这个伪军和另一个伪军去送信，去山东边红口子一带伪军一个连传达口头命令，叫这个连今晚上到石岚宿营，途中另一个送信的伪军逃跑了。获悉这个情报，我心中有数了。
一个下午都很平静，太阳落山时，按照我军政策，我把经过简单教育的俘虏释放了。
我们缴了一支好枪，一支崭新的汉阳造 ，还有一百多发子弹，我们平分了。大家一致要我用这支枪，我就高兴地接受了。
天还早，不能下山，虽然没发现山上有敌人。我们就利用这个空闲，练习瞄准，练练臂力，为了保持射击的准确性，只要有机会就得练练，提高杀敌本领。
太阳将要落山时，我们开始下山，先后去南沟、青家 、红口子、东张林等一带，见到了一些群众，但仍然没有打听到部队的消息。于是，我们决定再上山隐蔽，继续在这一带寻找部队。这一夜平安地过去了。
寻找部队的第四天
天亮以前，我们转移到了大青山北侧隐蔽观察。
中午又转移到红花峪东边山上隐蔽。
晚上我们去转山顶，在杨家庄一带仍未找到部队。
虽然几天过去，没有找到部队，但我带领战友们找部队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
天黑下来了，乘着夜色，我们上了燕子山。这个山是这一带的一个高峰。
这一个白天，还算太平，虽然有敌人活动，但是离我们比较远。
在山上，我们商量，今天晚上去北边西村庄继续找部队。
晚上，我们开始行动了，先后走过几个村子，没有找到部队。
估计快半夜时，我们到了杨家庄，这个村子位于蒙阴县。
刚走到村南头，就被敌人的哨兵发觉，好在我们警惕性比较高，迅速向西南撤退。敌人的火力很猛，机枪、小炮响个不停，我们一行中不知道是谁自言自语地说：“是鬼子。”我们一起跑到了胡家庄南沟东侧才停下来，敌人的枪声也停了。
稍事休息才发现有一位同志肩膀部位负了轻伤，流血不多，给他简单包扎后，我们一起讨论去何处隐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很热烈，但分歧也大。我想，如果夜间敌人发现了我们，白天一定会在这一带加紧搜索的。我的意见是，我们尽量走得远一点，到大岗一带去隐蔽。一直没有发言的杜玉贵说：“大岗离这里太远，路也不好走，怕是天亮以前赶不到。”我问杜玉贵：“要是赶不到大岗，那还有什么地方适合隐蔽？”杜玉贵说：“那就去黑峪子北山，那座山也不小，往北一直是山连山。”我说：“好，我们走。”“你的枪给我吧”我站起来边说边把手伸向了负伤的同志，受伤同志说:“不用，我能背。”身高力壮的杜玉贵把枪接了过去“给我吧，谁也别争了。”
杜玉贵在前边，我在后边，我不断催促同志们快走，一路上磕磕绊绊，我们用力向前奔跑。走了一会，落在我后边紧跟的同志上气接不上下气地说：“休息一会吧，组长。”我意识到他年纪小身体弱，这种走法他难以承受，我立即告诉杜玉贵，减慢点速度，中间休息了一会，我们又继续向目的地出发。
东边已经见亮时，我问高德顺到了什么地方？他说刚过折彩峪子。我有些焦急地问：“天亮以前能到大岗吗？”杜玉贵边走边回答。：“不用说到大岗，就这走法，连黑峪北山也到不了。”我又问：“这附近南边山高还是北边山高。”杜玉贵说：“南边北边都有山，都不如大岗高。”我们继续走着。
不一会，下了路我再问：“拐弯向南，这里离右前岗有多远？”高德顺立刻答道：“正南偏西一点，约二里多路。”杜玉贵和我商量：“组长，我们不一定到高山上去。我看就在这离路不远的地方，不显眼的地方可能更安全些。”我说：“行，得找一个便于隐蔽、观察和行动的地方。”杜玉贵附和道：“对。”
我们沿着大间河东边向南的山路走了约一里多路，就爬上了西山。
择地进行隐蔽，此地山虽然不是很高，但地势险峻，满山是松树，乱石盖地，是一个隐蔽的好地方。
天亮以后，我们又调整了一下地方，吃了点东西。除了安排一个人警戒外，其余人都睡了，我规定二班哨由我和高德顺担任。
寻找部队的第五天
太阳出山不久，我们陆续发现莲花石和黑峪北山都有敌人走动，乱喊乱叫乱打枪。东西大道上的敌人来来往往。到了中午敌人才下山，在离我们不远的乱石、大间河、河堐做饭。
太阳偏西时，敌人撤离村庄，随后村子里又烧起了大火。杜玉贵气愤地说：“这些畜生，糟蹋完了村庄又烧房子。”
太阳落山以前，敌人从山上、村里陆续向西撤离，敌人是集中到西边大村子里集结。
不一会，从东边过来约二十多人，其中有十来个鬼子，带一挺歪把子机枪，路过大间河时，又烧起房子来。有同志说：“敌人太猖狂，我们打他一下。”我说：“天到这个时候，敌人大部队都西撤了，这几个敌人我们可以对付。”杜玉贵支持的我意见：“组长，你看东边又过来十来个敌人。”
大间河的敌人走了，东边来的十几个伪军大概是最后一批撤退的敌人了，我主张打一下，大家都同意。
我们隐蔽行动到乱石村南，离村子约二百米左右，此时敌人松散，很大意。我告诉大家说:“沉着气瞄准了再打。”等敌人走到我们射击最有利的地方时，我喊了一声“打。”一排枪打出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狼狈地向西跑了。敌人只顾着逃跑，漫无目标把乱向我们打枪。一会，东边没再发现敌人，向西去的敌人也走远了。
太阳落山了，我们下山进了乱石子村。“组长，这里有一个死人。”杜玉贵指着刚被我们打死的敌人尸体说，我们走近一看，子弹是从敌人胸部穿透的。他的枪被我们拿去，可子弹、手榴弹袋在敌人身上，我们取出三枚手榴弹，五十多发子弹，分完了战利品。我们商量着向东去，继续寻找部队。
我们沿着五彩、砰石子走，最后到了凤凰崖，前边两个村子没有见到人，在凤凰崖村见到了回村取东西的老乡，问老乡但没打听到部队的消息。于是，我们决定到凤凰崖的东南山上隐蔽。
寻找部队的第六天
在山上，白天一个上午都很平静，山上没有发现人，附近也没有听到枪声，路上偶尔有人走动，看样子是老百姓。
下午太阳偏西时，五彩庄北面有几个人在打柴。眼尖的杜玉贵说：“好像是穿军装的，像我们的人。”大家仔细看一看，都说像。
我们商量了一下，杜玉贵和高德顺前去隐蔽接近，看看是不是我们的人。片刻，杜玉贵、高德顺回来了，说看准了，是我们的人在拾柴，但没有敢上前问。我说:“我们别光高兴，要是敌人装成我们的人就上当了，再观察一下。”
过了一阵子，有两个老百姓，从五彩庄出来往北边去。我们决定找这两个人问个清楚。我带同志们下山截住了那两个老百姓，经过询问，确认这些装军装的人是我们的人，谢过之后，我们立即下山向五彩庄走去。
进了村子，站岗的问我们是哪一个部队的，我们说明后，问他们是哪一个部队的，才知道驻在此地的是我们蒙山支队1营的。我们马上到了营部，说明情况后，营部的人告诉我们，2营在馍岗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部队归队了，连长、指导员见我们回到连队非常高兴。
吃过饭后，兄弟部队的两位同志分别回去了，我去连队汇报失散情况，连首长认真听取了我的汇报。当天在全连大会上表扬了我，也表扬了和我一起归队的战友。
第二天，连长宣布，我为我们八班副班长。我们班七八个人，兵比我老的还有几个同志，我担心我当不了，就建议连首长另选合适人当副班长，连长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光看年龄和资历。他鼓励我大胆工作，不用担心。”
1941年冬季，父亲在反“扫荡”斗争中，在与部队失散寻找部队的路上，面对凶敌扫荡，面对叛逃者，面对饥饿困苦，他没有退缩，没有失望，而是勇往直前。
那个时候父亲坚信：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我们的部队是坚强的部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他抱着一定要归队，找不到部队决不罢休的决心，在寻找部队的路上，一直思考怎么样才能带领失散的战友们找回部队，他和战友们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找到了部队，和部队一起重新去战斗。
在抗战时期，他始终坚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他和许多战友带着这种理想信念坚持下来，始终坚持对敌斗争决不退缩。
老马
2022、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