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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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刘大先（拍摄时间：2013年）
刘大先，文学博士，1978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访学及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著有《八旗心象》《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的共和》《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等十余种，译著《陈查理传奇：一个中国侦探在美国》，主编有《本土的张力：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等。有两部专著分别译为日文和英文，多篇论文翻译成哈萨克文。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作协民族文学年度评论奖、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我的批评观
规则改变
刘大先
当代社会整体结构性变迁所带来的文学所处位置、所发挥功能的变化，已经引发了批评者的注意。我们已经深切感受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曾经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学教条都需要重新反思与刷新。一句话，是时候改变规则了。
我说改变规则是拒绝经典的马太效应，让批评的目光投向那些长久被遮蔽却充溢在我们日常中的非经典文学现象和文本。这样的提法有着“文化研究”的背景，但显然不是文学社会学那样的专门化考虑，我想它就如同“反对阐释”类似，只是要对所讨论的话题进行一种反思，提倡某种在特定语境中新近生发出来的美学变革和批评理念。同时，正如一切“新”的总是会随着时间和情势的转移而变为“旧”的，拒绝经典也是一种过程性的、流变不已的提法。
这里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它可能会给人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解构崇高、颠覆既有价值的错觉，但无疑我丝毫没有意愿要在货色杂呈的后现代主义大箩筐中增添一两件鹦鹉学舌的玩意儿。其次的问题是对于既往标准的维护问题，这是个老大难。固然我们日益意识到任何所谓“经典”总是于整体性的生活方式与认知框架中“经典化”的产物，但对于稳定的、有章可循的秩序的渴求根植于批评者的内心深处，遑论陷溺在对于“文学性”没有历史性洞见的迷雾之中的大多数人？
现在需要正面说明的是，拒绝经典是将价值论暂时搁置——价值无涉在我看来是一种虚妄和虚伪——而追求批评的民主生活的来临。因为我们从常识即可以得到这样的经验：任何一个批评者总是局限性的存在，即便是百科全书式的渊博者也不会有勇气声称自己能够掌握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学产品。那么，顺理成章的逻辑推断就是，他的所有批评成果自然都是片面的、局部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批评的行为也是偶然的、机遇性的——他的知识素养、美学品味、评判尺度的形成都受制于他的时代社会环境牵制。
我们赫然发现如今时代的文学是明星式的、作秀式的、景观化的，它交织在人口迁徙、社会流动、信息交换、生活方式和节奏的变化之中，典型的书写文本所需要的时间性、反刍性和沉思性范围不再，而经典与经典化也无法摆脱与殖民体系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塑造、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互为犄角的关系。
这种观察放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中并无新鲜可言，却有着技术和媒体变革时代的新质。我们时代彻底的批评革命者，必须面对前所未有的草根和边缘文学的现状——这个现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也不曾预料的，它是高科技、全媒体、景观时代、消费社会中人们的心灵的变迁及文学技术手段发展的结果。
面对这样的处境，是文学概念的再定义——那些打工者的、非异性恋取向的、少数族群的、城乡结合部的、多媒体技术的美学世界的轰然洞开。文学已变，规则也要随之更改，这是批评的开放时代的到来，也是对我们时代的文学袒露出诚实的内心。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3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幸鹈鴂之先鸣
——感触刘大先
关纪新
“……什么，大仙？”
“对，大先。”
“大仙？跳神的？”
“不，大小的大，先后的先。我的同事，刘大先博士。”
——几乎成了定例，每逢我向熟人介绍身旁的这位年轻人，彼此总也少不了如上一席对话，教人屡试不爽。
不像我们北方人，一听到“大先”二字，立刻联想到民间的宗教职业者、跳神的“大仙”。大先出身于安徽六安，属于乡间早慧的少年才俊，他外加一对双胞胎的弟弟，三个农家儿男，出落出来了两位博士一位硕士，遂成四乡八邻广为称道的神话。
大先确实有股子“神”劲儿，三十多岁已斩获累累：出了两部半的学术专著——《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安徽教育出版社）、《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李晓峰合著）。再去搜索一下“中国知网”，其名下到目前还有着一百五六十的单篇文章。难怪周围有些朋友提起他来每有赞叹，用年轻人时髦的谑语，叫作“羡慕嫉妒恨”。
他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工作，快满十年了。2003年，本来选定安徽师范大学另一位优秀的硕士毕业生来编辑部工作，结果那位高中于名校的博士生录取榜，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便代为履约，把准备去某出版社上班的刘大先，送至这方祭坛，当了一只“替罪羔羊”。
真的是“替罪羔羊”。十年之前走进中国社科院的硕士们，月工资仅几百块钱。如若大先去了事先相中的出版单位，则笃定别是一番成色。农家子弟“裸”进京师，居大不易，要吃要喝要生存，大先承受着属于他的那份煎熬。然而他脸上却总是布满大男孩样的灿烂。一来二去，我发现这小子生命中最大的快活，便是埋头读书。来社科院正中下怀，有大量的书籍供他阅读，有大量的时间供他阅读，是个天大的便宜。
大先是块上好的读书“坯子”。
但凡有点儿空余，很少见他赤手握空拳闲戳着。一起出差，他坐火车读坐飞机读，连坐颠簸的长途汽车还在读。他乘车坐着读会儿再站起来读会儿，说是换着姿势休息；有时候见他手里拿两本书，一本艰涩的一本轻松的，倒着读，也是为了“歇歇脑子”。
天文地理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外加经济甚至于股票，他没有不感兴趣的。攻读硕士时学的是文艺学，到社科院后再去北师大攻读博士修的是现代文学，继而赴大洋彼岸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又强化了关于比较文学和跨文化交流的思考。一般人觉得枯燥乏味的文艺理论，他却总能够甘之如饴。
智商不差，加上高强度苦读，不出成果才怪。古人将积累丰厚的学问人目为“饱学之士”，或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应出此理。
初来时，他还暗自怀揣对于影像文化的痴情。他居住在简陋的单身宿舍，我劝他去二手市场淘个旧电视机以打发无聊。他回答没时间看电视。除了读书就是大量观摩中外影片，超大容量的外接硬盘被几百部影片塞得满满登登。他要继续做少年时代放飞的一个梦，想写部中外影像批评方面的东西。有所为有所不为，十年磨一剑，竟出版了四十七万字的著作《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是不显山不露水持之以恒的个性化工程。外界惊异于他的收获，却忽略了他有过怎样的埋头耕耘。
大先十年来端的是民族文学研究所学术编辑的饭碗，须在其上安身立命。当初有如“拉郎配”般被扭送到这个位置，他认识到有必要来一番观念转轨和学术对接。所谓观念转轨，顶要紧的，便是把中原民族习有的一元文化史观变易升级为体认出民族大千万象的多元文化史观。这事说来容易做来难，每个人都难，知识阶层更难。至于学术对接，则又体现在将既有的看问题方式方法以及知识积累，准确科学地应用于所面对领域的相应课题。
形而上的抽象性思维是大先的强项，十年前的他，凭借着已然熟读诸如孔子《论语》、王阳明《读通鉴论》、柏拉图《文艺对话录》和《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诗学》、黑格尔《美学》、康德《判断力批判》、萨义德《东方学》、福柯《性史》《规训与惩罚》以及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和《象征交换与死亡》等经典的基础，颇有几分天马行空挥斥诸神的来势。第一回参加某个全国性的学术论坛，规定每人发言十分钟，他上来便纵目万里地评点起先前各位的发言，时间到了，才发现还完全没涉及自己精心准备的内容……我至今记得他在会议主持人宣布请他结束发言时，他向我投来的忐忑而自责的目光。这本是二十多岁年轻人免不了的失误。今天当然别是一番景象，哪怕只给他三分钟，他也会把一个见解有理有据、板上钉钉地亮明白。
不少学文艺学出身的青年往往存有一种倾向，面对一种文艺现象、面对一部作品，引经据典高谈阔论，足以教人验证其开阔的理论涉猎，却难以表达剖析客观具象的深刻性针对性。大先开始出道那会儿，我也跟他开过点小玩笑，说他有“空空道人”味儿。不知是否此话刺激了他，他决定选取某个民族的某一文学现象为切入点，扎扎实实下些细读功夫。着手于“清末民初京旗小说”的课题，是他个人正式启动民族文学训练的一段重要经历，强调将深入阅读具体民族的文学作品和切近考察相关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是他异常用心之处。《制造英雄：民国旗人对于清初历史的一种想象》《侠义的落寞：〈风尘四杰〉的现实关怀》《流言时代:〈孽海花〉与晚清三十年》《大小舞台：清末民初的梨园书写》《观念的潜流：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与老舍》《清末民初京旗小说引论》《清末民初北京报纸与京旗小说的格局》《〈红楼梦〉的读者：〈儿女英雄传〉的影响与焦虑》等一批文章，是他作为年轻的文学批评家尤其是民族文学批评家，为自我完成的扎实奠基。
大先上路了。不光是指他遵从悟性及时矫正治学路径，而且为做个从事多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合格学人，他懂得“读万卷书”须佐以“行万里路”。陆续去新疆、西藏、四川、广西、辽宁、甘肃、内蒙古、云南、广东、贵州、湖南、湖北等地做调研，对多样性的中华民族文化样态，他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性体验。此时他喜欢读的，是博厄斯、玛格丽特·米德、马林诺夫斯基、詹姆斯·克利福德、格尔茨等人类学家的著作，刚好也与他的体验相得益彰。
2003年《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与相关单位一道创办了“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一年一届已满十届。学人们切磋争鸣，提出了关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等一系列极具意义的学术创建。大先是论坛中思想最为活跃的青年之一，他配合李晓峰教授完成了国家级项目《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一书，当被视为“多民族文学论坛”目前已有重要收获当中的一部。
他独立完成的、体现为个人在学科建设上独特价值提供的学术专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初成时乃是其博士论文《现代语境中的少数族裔文学》。著作重点梳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史，也着力探讨了三大方面问题，一是历史观念与文学书写的问题，二是主体性与身份认同问题，三是表述、翻译和权力的问题。他200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该校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访学，后在东亚系辅助刘禾教授一起授课，受益极大。在那期间他修改了博士论文，增加了关于地理与空间想象、宗教信仰与文学原型的两章，成为《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书稿。
大先的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宏大的、野心勃勃的架构，目前已经出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只是这一架构的上篇，假以时日，他还想就“阶级”“性别”“身体”“媒体”等诸多与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相关层面的理论问题，进行追加探讨，以构成其有关中国少数族裔文学通盘研究之下篇。
大先者，已非十年前的大先。身后的脚印，能证明他计划的可行与可靠。
我了解大先。十年间他的求索与精进，来之非易。他的身后不单有成功的脚印，也掩盖着不少不足以为外人道也的艰辛、痛苦与牺牲。
人在世上都有追求。当日屈子行吟《离骚》，其中有“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句。而今，在年轻学人们个个扬鞭催马的时刻，那个“恐”字也
许可以改个“幸”字。我为有大先这样一些“先”鸣的鹈鴂感到振奋。
当然，我也期盼着，从读书“坯子”刘大先的脸上，总可以见到那大男孩样的灿烂。
（关纪新，时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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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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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