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认为：1954年里美国的外交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了西方的凝聚力和实力，以对付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这一切要归功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被莫斯科的温和语调所迷惑，以为苏联真希望和平。在欧洲，受骗的人最多，因为人们担心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唯一的出路或是采取绥靖政策以共处，或是进行一场核战争来打击红军的入侵。杜勒斯参加了柏林会议，这是近5年来四大国外长的第一次聚会。在会议上，杜勒斯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苏联的扩张主义真面目，他毫不掩饰地指出西方世界需要依赖核武器的报复力量。然而，杜勒斯意识到使用这种力量是一种绝望的举动，最好还是设法使西方世界重新获得行动的自由，采取其他方式来聚集和使用他们的集体力量。为此，他在一年中进行了8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马不停蹄地访问了许多国家，行程101521英里，为实现其目的打下了基础。
杜勒斯
杜勒斯是1953至1959年美国国务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以鼓吹冷战、推行反共政策著称。1888年2月25日，杜勒斯生在华盛顿。父亲艾伦·杜勒斯是纽约州沃特敦的“自由派”牧师。杜勒斯从小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杜勒斯的外祖父约翰·福斯特在1892至1893年担任过哈里森政府的国务卿。外公和外孙的关系非常亲密。外公宠爱他的这位长外孙，亲自引导他进入法律界和外交界，使他父亲想把他培养成牧师的计划落空。
杜勒斯在沃特敦读完中学后，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巴黎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召开时，外祖父福斯特以中国清政府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福斯特偕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杜勒斯一同前往，让他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秘书，使他在初次的外交活动中接触到当时最著名的一些政治家。在会议期间，杜勒斯发挥了既懂英语，又懂法语的特长，为代表团充当翻译，这使他体会到在国际外交活动中掌握多国语言的重要性。于是他在大学读书期间，抽空在西班牙住了一段时间，学习了西班牙语；又利用去欧洲旅行的机会，粗略地掌握了德语和意大利语。大学毕业后，杜勒斯取得了律师资格。1911年经外祖父推荐，他进入纽约苏利文一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杜勒斯由于懂西班牙语，经常被派往拉丁美洲地区执行该事务所的法律业务。翌年，杜勒斯同珍妮特结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勒斯的姑夫兰辛出任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从而又为杜勒斯树立了一个榜样。杜勒斯在美国政府战时贸易局做律师。战后随威尔逊总统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参加凡尔赛和会，充当和会赔偿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在拟定赔偿方案时显示了才干。
从凡尔赛回国后，杜勒斯回律师事务所重操旧业。由于他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卓越表现，在法律界名声大振，不久就成为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从1926年起，他开始主持这家颇有声誉的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工作，一直到1949年就任国会参议员为止。在二三十年代，杜勒斯先后充当了美国、德国、波兰、比利时等国的政府或者大公司、大银行的法律顾问，成功地处理了许多国际性的法律纠纷。他的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些在欧洲有商业活动的美国公司和银行的法律事务，在巴黎和柏林设立了分事务所，因此他经常去欧洲各国，在处理律师业务的同时，留心考察各国关系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他曾担任纽约银行、美国钞票公司、美国农业化学公司、北美公司、底特律爱迪生公司、加拿大国际镍公司以及英国巴布科克和威尔科克斯公司的董事，还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和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主席。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益迫近，杜勒斯对世界事务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苏利文一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有20多个合伙人、80名律师，还有一批速记员、办事员和通讯员。杜勒斯不仅主持业务工作，还要为经常拆伙和每年调整工资等行政琐事而花费很多时间，这使他感到腻烦。30年代后期，杜勒斯对世界性的教会和平活动产生了兴趣。1937年，他参加了由国际联盟赞助的巴黎文化合作会议，议题是能否对世界进行和平变革，因为当时的世界正由于日本和德国的军事扩张而无情地走向战争。随后他参加了在英国牛津举行的政教关系问题会议，他相信如果没有信教的人那种推进道德的潜力，要创立有利于和平的条件的努力是迈不开步子的。在希特勒进攻波兰前，杜勒斯出版了《战争、和平和变革》一书。他在该书的前言里说，该书是他自凡尔赛和会后20年来思考的结果。1941年，杜勒斯出任基督教教会组织公正和持久和平委员会的主席。他走遍全国各地发表演讲，宣传该组织的宗旨。
1937年春，杜勒斯偶然认识了纽约年轻有为的律师杜威，约他参加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随后，杜威在调查纽约的勒索诈骗案中充任特别检察官，显示出杰出的才干，在全国赢得了盛誉。这就促使杜威竞选地方检察官，并且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随后的岁月里，杜勒斯和杜威接触频繁，成为他的政治伙伴。1940年，杜勒斯帮助杜威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没有成功。共和党推举威尔基作总统候选人，结果被罗斯福击败。
当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后，作为世界事务的长期研究者，杜勒斯发现它有若干不足之处，特别是它没有考虑到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为此，他通过公正和持久和平委员会发起一个运动，提请国会和各州政府对这个问题注意，在公众中引起积极的反响。当时，由于威尔逊总统在国际联盟问题上有过不愉快的教训，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还很强烈，所以罗斯福才反对丘吉尔把建立一个战后世界性组织的想法写进《大西洋宪章》。经过杜勒斯及其委员会的宣传鼓动，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参战，并且胜利在望，美国舆论已经赞成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以确保战后的国际和平。于是罗斯福要求国务卿赫尔草拟导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召开和最后成立联合国的各项计划。
1944年，共和党推举杜威作为总统候选人，杜勒斯成了杜威竞选班子中的外交政策顾问。这时候，罗斯福政府正在筹备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同英国、苏联磋商建立战后世界组织。杜威和杜勒斯在竞选中对这个正在筹备中的会议提出责难，认为它带有大国支配小国的味道，有损美国的民主传统。罗斯福为了使这次重大的外交活动能够取得成功，迫切需要获得国内“两党一致”的支持。而杜勒斯正是这个“两党一致”的信奉者和鼓吹者，他促使共和党和民主党统一了认识，即不要使创建一个世界组织的努力卷入国内政治斗争中。杜勒斯的这一举动得到罗斯福及其国务卿赫尔的赏识，从而杜勒斯被委派为旧金山联合国筹备会议的美国高级顾问，又参加了1945至1949年间一系列四国会议的大部分会议，并且被委派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
1949年7月8日，杜勒斯补缺就任参议员。同时，他辞去苏利文一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职务，从此不再是该事务所的合伙人了。杜勒斯在参议院和另外几个共和党参议员一起支持民主党总统杜鲁门提出的批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方案。杜勒斯补缺参议员的任期到11月结束。他发现自己喜欢当参议员，因为这样他就有比以前更好的一个发表演讲的讲坛，于是他竞选下届参议员＇结果被民主党候选人莱曼击败。
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为了感谢杜勒斯在外交政策上对他们的支持，慷慨地任命杜勒斯为国务院顾问。有一天，杜勒斯对艾奇逊说：“你瞧瞧对日和约，国务院已议论了4年，毫无结果。你为什么不给一个人一年的时间，行动起来，讲好条件，如果他不如期做好这件事，就算他失败呢？给他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足够的权力，使他能达到这个目标嘛。”艾奇逊为杜勒斯的建议所打动，不久就指定他接管对日和约的拟订工作，后来杜鲁门派他为大使衔的正式代表，处理这一事务。杜勒斯斡旋于有关各方之间，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他接受杜鲁门总统特别委托后正好一年的那一天，对日和约在旧金山举行了签字仪式。他如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950年，杜勒斯出版了《战争还是和平》一书，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事态的发展，突出地表达了反共信念。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以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实力是同苏联领导人打交道取得成功的关键。当然，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而且也包括经济力量以及一些无形的东西，例如决定人们做些什么以及他们做到什么程度的道义上的判断和世界舆论。”两年后，他把书中的一些原则进一步提炼，在《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威慑”和其他政策。在杜勒斯看来，以前的一些反共的理论，不仅过去没有奏效，将来也不会奏效，因此他决定试试自己的理论。
在1952年总统竞选之前，杜勒斯去欧洲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进行了长谈，他发现他俩在对欧洲事务的见解，尤其是在坚决反共的态度上极为一致，因此决心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他起草了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政纲的外交政策部分，随后到各州去发表演说，帮助艾森豪威尔拉票。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击败了被朝鲜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杜鲁门，当选为总统。他随即请杜勒斯出任国务卿。这是艾森豪威尔宣布任命的第一批新内阁成员的第一个。杜勒斯在1944年就已巴望得到这个职位。1948年，当舆论认为杜威肯定将要当选时，他几乎尝到了这一职务的味道，结果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这次杜勒斯终于如愿了。
艾森豪威尔就职的时候，正是麦卡锡主义施虐达到顶峰之际。在美国历史上这段肮脏的时期里，很多无辜的美国人每天都提心吊胆，担心会突然沾上那个没完没了的麦卡锡意见听取会所搞出来的一件所谓证据，从而对他们施加恶毒的政治迫害，扣上同共产党有联系或亲共的帽子。甚至政府高级官员也担心会碰上那种随时利用某些事实而拼凑出来的不真实的影射和谎言。艾森豪威尔由于享有极大的声望，是不会受到攻击的。杜勒斯一贯坚持反共的立场，也是不会受到攻击的。但是，他们有在道义上帮助下属的义务，尤其是在下属们蒙受冤屈的时候。然而，杜勒斯并没有这样做，而且启发艾森豪威尔不要同舆论相抵触，采取放任麦卡锡使其自取灭亡的方针。
杜勒斯上任的第一天，发给国务院几干名职工一份个人声明，其中有一段是：“我们是美国重要利益的第一线捍卫者，这些利益正遭到一场政治战的袭击。而这场战争象一场公开战争一样，它具有敌对的目的和危险的潜在力。···这种危险使国务院和外事部门的每个成员都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它要求我们称职，遵守纪律，并对我们的总统和国会制定的政策保持绝对忠诚。”令人反感的字眼是“绝对忠诚”，因为国务院职工很自然地联想到麦卡锡意见听取会的歪理所要求的那种思想受到控制的“忠诚”，否则将有受到迫害和失去工作的危险。接着，国务院里任命了一名麦卡锡分子麦克劳德担任国务院安全官。这个人配合社会上的麦卡锡分子对国务院的官员蓄意攻击，搞得国务院人心惶惶，而杜勒斯则听之任之。有些受到麦卡锡分子迫害的高级官员的案子，如对中国问题持公正见解的戴维斯等人的调查案，在对他们的所谓忠诚进行了审查后，他们是否可以继续任职，杜勒斯要做出最后决定。杜勒斯没有支持这些遭受迫害的下属，不是把他们撤职，就是逼迫他们辞职。他的所做所为，助长了麦卡锡分子对国务院官员进行肆意攻击的嚣张气焰，使许多官员多少年后仍然有沮丧情绪和不安全感。很多人认为杜勒斯是极端残忍的人。
杜勒斯对下属对他的普遍反感并不在意，而时刻铭记在心的是要获得艾森豪威尔的信任。按照美国宪法，内阁并不是集体负责制，部长只能由总统直接任命。因此，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一言一行都保持绝对的忠诚。这种忠诚既是出自对美国宪法的精明理解，也成了一种有来有往的相互关系。杜勒斯极端小心地注意不让任何东西破坏这种关系。他经常事事都先通过总统，即每一次重要的演说，每一个重大的行动，每一次与外国政治家的重要接触，都无不先让白宫知道。杜勒斯谨慎地让艾森豪威尔知道每一项他认为总统应该了解的世界事态发展。艾森豪威尔讨厌看长篇报告，对于不是写得极其简短的文件，连碰都不去碰它。杜勒斯彻底了解这一点，他认真写形势总结，从不忘记扼要说明处理意见和建议，他那种简洁而有分析力的文笔正好符合这一需要。结果是，总统终于通过杜勒斯那副眼镜来观察世界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外交政策究竟有多少是属于杜勒斯的？又有多少是属于艾森豪威尔的？答案是，虽然杜勒斯总是倡议者，他却小心翼翼地尊重艾森豪威尔那种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杜勒斯十分清楚地知道，他的许多前任，包括他的姑夫兰辛，之所以会碰到困难，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这条简单的箴言：总统是行政首脑。后来，虽然杜勒斯总是按照这条箴言办事，绝不采取未经总统同意的任何行动，但是，随着艾森豪威尔这位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的智力和体力的衰退，他对实际决策的影响变小了，而杜勒斯左右华盛顿的局面的作用就变得更大了。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在政治观点上，尤其坚决反共的立场上非常一致，私人关系也非常密切，所以艾森豪威尔渐渐地绝对信任杜勒斯的忠诚，而杜勒斯也从未使总统失望过。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写道：“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在美国现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没有一个总统曾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给予他的国务卿这么大的权力。这种权力虽然是总统给予的，但在事实上已经深深地同杜勒斯个人联系在一起了。很难把这种权力同他个人分开，没有其他的人是总统现在能够给他这种权力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不能用武力战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开始进行除了战争以外的一切敌对行动，即“冷战”。“冷战”一词是美国参议员巴鲁克在1947年的一次国会辩论中首先使用的。同年英国首相的演说和次年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标志着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行冷战政策的开始。杜勒斯就任国务卿以后，大力鼓吹冷战政策，并且以它作为外交活动的基石，提出了一连串具体的政策。
杜勒斯在就职后的一年里，就抛出了3个令人难忘的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政策声明。第一个是“解放”政策。这个政策发挥了他那本《战争还是和平》中的观点，鼓吹西方国家有义务“解放”那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受奴役”的人民。由于没有得到什么响应，不久就不提了。第二个是“痛苦的重新估价”政策。这是试图对那些心存观望的欧洲人，尤其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领导人施加影响，要求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否则，美国对西欧的外交政策必须做出“痛苦的重新估价”。也就是说，如果西欧国家不随着美国的指挥棒转，那么美国将重新考虑它是否还有必要对西欧进行援助。这一政策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因为西欧人虽然吓了一跳，但是知道美国是放弃不了欧洲的。第三个是“大规模报复”政策。这是在美国侵朝战争失败后，美国被迫承认打不赢地面战争的形势下提出的。杜勒斯宣称：美国“目前的基本决定主要依靠一支庞大的报复力量，它能够用我们选择的武器，在我们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这一政策把赌注押在核武器上。由于苏联在核武器研制方面进展很快，美国巳不能垄断核武器，所以尽管杜勒斯后来多次提到大规模报复政策，只不过是恐吓和讹诈，从来也没有达到认真地接近于要付诸实施的地步。
如果要在杜勒斯鼓吹冷战的一系列政策中找出一项“影响比较大”的，那要算“战争边缘政策”。杜勒斯宣称：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的边缘而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又是一种战争讹诈，之所以说它“影响比较大”，是因为这一政策的奉行，使美国三次处于“战争边缘”，并且引起世界战争危机。
第一次是针对朝鲜战争的所谓“放蒋介石出笼”。艾森豪威尔执政以后，为了兑现他在竞选中许下的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诺言，在其首次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他将执行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即“下令第七舰队不能再用来保卫共产党中国了”。前此，游弋在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不仅蛮横地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也不允许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随便采取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所谓的“不再保卫共产党中国”，意味着蒋介石的军队将试图反攻大陆，以策应美国侵朝战争。总统并没有使用“放出笼”这个词，它是新闻记者创造出来描绘总统这个命令的。很多美国人和大多数西方盟国都担心蒋介石将从事一次军事冒险，其结果是美国将不得不去把它拯救出来，这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知道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只能搞些袭击活动，根本无意支持他进行军事冒险，而只是借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尽早从朝鲜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腿来。后来，美国公众看到蒋介石的军队并没有“出笼”，于是批评政府是在它不能积极行动时，试图在口头上表示“积极”。
第二次是干涉印度支那人民的抗法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侵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企图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印度支那人民在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取得一系列胜利。到1954年，法国开始承认将要在印度支那彻底失败。这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有重大关系，因为它认为印度支那的地位就象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牌，如果它倒了下去，东南亚其他地方也会倒下去。杜勒斯迅速做出了美国军事介入的决定，计划联合英法军队打击越南的军事要害地区，切断中国对越南的供应线。后来，由于法国丧失了战斗意志，英国根本就不愿意参战，美国不敢单独承担参战的风险，联合军事行动计划告吹。不久，越南人民取得了奠边府大捷，法国只好在日内瓦会议上承认印度支那三国的独立。杜勒斯不肯善罢干休，一手扶植起南越吴庭艳傀儡政权，使越南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后来导致美国又陷入了一场长达14年的侵越战争，最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第三次是在台湾海峡挑衅。杜勒斯对新中国一直采取敌视政策。1954年，他纠集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在马尼拉签订了旨在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条约，即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翌年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赶走了盘踞在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并且炮轰金门。艾森豪威尔随即要求国会授权他使用武力来“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杜勒斯则奔走于美国和台湾之间，具体实施他的战争边缘政策。1956年1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详述三次“战争边缘”经过的文章，提醒读者注意的按语说：“三次处于战争边缘，杜勒斯是怎样赌博而获得胜利的。”读者们立即批评杜勒斯拿美国的安全去冒风险，而曾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史蒂文森则指责杜勒斯在玩“俄国式的轮盘赌”。
1954年是杜勒斯在国际外交上最为活跃的一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在西欧正处于对欧洲防务集团问题在思想上陷于瘫疾状态的时刻上台的。国势衰弱的法国与在经济上迅速强大的德国互相猜忌，英国对这个军事集团的支持犹豫不决。因此，艾森豪威尔在就职演说中，特别要求打破这种僵局，敦促“开明和有灼见的西欧国家领袖们，以新的活力着手促使实现各国人民合成一个整体”，共同对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此，杜勒斯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954年1月，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奥地利问题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杜勒斯同英国外长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联合起来对付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因此不可能产生任何真心诚意的谈判成果。但是，在东西方冷战时期，四大国外长能够举行会晤，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柏林会议没有什么结果，西欧对欧洲防务集团概念的犹豫不决态度达到了顶点，因此，杜勒斯在一年中多次横渡大西洋，出访欧洲各国，千方百计地促使西欧联合起来。在这方面，他得到联邦德国总理兼外长阿登纳的密切合作和支持，而同英国外长艾登的关系始终搞得很僵。杜勒斯同法国外交伙伴的关系一般来说还比较好，因为他有一种亲法情绪。
杜勒斯在积极插手欧洲和亚洲事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美国的后院美洲。1951年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担任总统，执行独立外交政策，拒绝参加美国纠集的侵朝联合国军队，并在联合国多次投票赞成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这是杜勒斯所不能容忍的。1954年8月，在加拉加斯召开的第十次美洲国家会议上，杜勒斯向一些与会国家施加压力，使会议通过了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在美洲国家的颠覆活动的决议。此后，美国不断对危地马拉政府施加压力。6月，一支武装力量从洪都拉斯入侵危地马拉，推翻了阿本斯的政权。
杜勒斯认为，光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不足以遏制苏联的军事力量，于1955年又在巴格达发起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由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组成一个防御体系，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杜勒斯以反对他的盟国－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卷入的姿态出现在中东政治舞台上。他这样做取得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可以使美国继英法势力衰落之后染指中东政治事务，一方面可以抵制苏联在中东影响的日益扩大。
1957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二个四年任期开始。艾森豪威尔毫不犹豫地又任命杜勒斯担任国务卿。艾森豪威尔在1月5日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宣布将向提出要求的任何中东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发动的武装侵略，以巩固和保障求援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这个主义一出笼，就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前总统杜鲁门说，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力量既不够，而为时也太晚了”。史蒂文森则挖苦说：“应该填补的第一个真空不是中东，而是国务院。”杜勒斯则为艾森豪威尔主义辩护说，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中东就将“丢失”给共产党。
不久，约旦的左翼分子和侯赛因国王的支持者之间爆发了战争。杜勒斯同总统磋商以后，宣布美国的第六舰队立即驶向东地中海，美国军队将“在几天内”空降约旦。侯赛因的支持者因此占了上风。这是杜勒斯首次实施艾森豪威尔主义。后来，杜勒斯运用它成功地影响了黎巴嫩的普选，并且出兵黎巴嫩。
在杜勒斯的反共理论体系中，最恶毒的要算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和平演变战略。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演说中提出：“决心致力于以法律和正义作为武力的明确的和重要的替代物。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中国的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印发了杜勒斯的几篇讲和平演变的演说，提醒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注意。他说：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用和平演变来腐蚀我们。要警惕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
在杜勒斯任国务卿的6年里，国务院的气氛一直很消沉。这不仅因为杜勒斯听任麦卡锡分子去迫害自己的下属，还因为他任命的大使多半是一些唯命是从的人，他信用一个小范围的智囊团，而不把自己的想法和行动全盘告知国务院，这对国务院官员们的士气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当杜勒斯在1959年4月因身患癌症而不得不辞去国务卿的时候，国务院的混乱情况已经成为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包袱，针对这种情况而采取一定的措施，已被公认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了。1959年5月24日，杜勒斯死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