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坝战国武士墓葬群揭秘

余家坝战国武士墓葬群揭秘

刘登平/整理

巴，只在《华阳国志》里记载，数字不过千言。巴国留下的众多疑问，一直是考古上的重大谜团。

2000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率领的考古队在开县渠口镇钦云村（原云安村十二组）余家坝发现大面积战国墓群，赫然出土上百具巴国武士遗骸。人们要问，为什么数量众多的巴人武士聚葬于此？

战国墓偶然出土

余家坝位于开县渠口镇钦云村，地处长江支流澎溪河右岸，西北距县城14公里，南去1公里即为云阳县界。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08度33分00秒，北纬33度08分23秒。海拔151-159米，主要部分在海拔156米以下。这里由两条大致平行的低矮土岗组成，四周群山环绕。墓地遗址就在余家坝东北部的临河坡地上。墓地南北长约410米，东西宽约170米，呈新月弧状，面积5万多平方米。遗址内容主要分两大阶段。早期是战国中、晚期的具有巴人特征的墓群，晚期则为元、明时期的居址。遗址系1987年全县文物普查发现，并从群众手中征集到出土文物。1992年7月，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查确认。因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余家坝将被淹没。按照“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的要求，重庆市文物局委托山东大学实施余家坝考古发掘。

墓地的发现纯属偶然。由于常年受河水冲刷，坡地临近河床的一侧经常坍塌，又因为村民经常在此烧砖取土以及整修梯田，陆续挖出青铜器等物。据村民高民安回忆，在20世纪70年代，这里挖出来的青铜器，被村民用麻袋装着送到废品收购站卖点小钱。

不断发现的“废品”引起了专家的注意。1992年，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调查确认，此地为一处战国时期墓地。1994年2月，受重庆市文物局委托，山东大学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并试掘。2000年10月至2007年6月，山东大学考古系连续在余家坝进行大规模发掘，共发掘面积28000平方米，发掘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墓葬262座，出土文物1339件。其中，青铜器629件、陶器574件、玉器70件、漆器等其他文物66件。

武士墓占据多数

余家坝墓葬形制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棺材均为长方形，绝大多数墓穴内只有一个死者。死者身体平放，仰身，下肢伸直，双手交叉置于腹部。

在所有出土的陪葬器物中，最多的是青铜兵器，几乎所有墓穴内都有。完整的兵器组合是戈、剑、矛、钺（读音同月，一种类似斧头的兵器）、削（一种类似短剑的兵器）。所有兵器都放在死者右侧，剑柄位置正好是死者生前的握剑位置，好像死者仍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

考古专家说，巴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对巴这个与战争随行的民族来说，在死后仍做到兵器不离手，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壮。

并不是所有的墓穴都配齐了这几样兵器，也有少量墓穴里缺失一种或者二三种。墓穴并没有被盗挖的痕迹，应该是入葬时就没有配齐。有的兵器还能看出生前是用长藤绕过，而且髹（读音同休，涂刷之意）有红漆。

红漆在战国时期为贵重物品，一般士兵没有资格使用。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死者生前的地位不一般。

经过两千年时光的消磨，有些尸骨已经灰飞烟灭，但从出土的骸骨看，绝大多数墓主生前都是身材高大之人。专家分析他们的身高都在175厘米以上，这在两千年前绝对算是西南地区高大威猛之人。

余家坝遗址东南部M17墓穴中的人骨保存最完好，头向东北，面向西，骨架长约176厘米。山东大学考古系栾丰实教授推测，墓主身高在180厘米以上。其随葬物除标准的兵器组合外，同时配有两件生活用器——铜鍪（读音同某，有耳的罐形盛装物）和陶罐，显示主人生前是个经常四处安营扎寨的军官。

栾丰实教授认为，根据资料推测，战国时期男子的平均身高不足170厘米。士兵是巴族血脉的延续传承的保证，但在战国时期的生活条件和战争环境下，要做到所有应征入伍的士兵的平均身高都在175厘米以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对士兵来说，所有人死后都陪葬这么多的青铜兵器，以巴国当时的经济实力来观察，同样是不可能的。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墓葬大都是当时巴人军官的墓地。这样的墓葬，在余家坝已出土120余处。

武士生前军阶不高

如此多的武士埋葬在此，其生前的军阶在哪个档次？只有从他们生前随身携带的兵器和墓葬方式进行分析。

余家坝出土青铜剑长均为50厘米左右，不超过60厘米。斜肩、扁茎无格、茎上有小圆形穿孔，剑身较宽，中脊两侧都有血槽。这是余家坝遗址出土的最为常见的兵器，都是形制较为常见的巴式柳叶剑。

有意思的是，青铜剑上都髹有红漆。在出土时，大部分的青铜剑已经被氧化，有的长出了绿霉，有的已经被腐蚀得不能触摸，一碰就脆。

这和涪陵小田溪巴人墓群出土的巴式柳叶剑，在档次上完全有了区分。小田溪的巴式柳叶剑在出土时仍旧锋利如昔，其坚硬冰冷的质感如同刚被铸造出来似的，完全没有被腐蚀的痕迹。

为何差距如此之大？栾丰实教授解释说，这大概和墓穴的建设措施有关。小田溪的墓穴普遍使用青泥膏涂抹葬具四壁和墓底，有的还在墓穴内填土分层填塞大量的鹅卵石，不仅使得墓穴构筑坚固，而且可以加强防盗和防腐的功能。由于没有了空气的氧化，小田溪出土的巴式柳叶剑品质更为精良。

涪陵小田溪还出土了罕见的玉具剑——剑的剑首、剑箍、剑格等部位都是用玉制作。栾教授说，这种精美的做法只是为凸显墓主生前的尊贵地位，表明墓主的贵族身份。反过来也可以说明，余家坝遗址中的武士军阶并不高，可能是中下级军官身份。

为何集中葬在一处

为什么如此多的巴人中下级军官被集中葬在一处？

之前曾有一种说法是，在余家坝附近发生过重大战役，因此才有如此大规模的军人墓葬。但栾丰实教授说：“这是绝不可能的！”其理由主要是：

其一，随着发掘工作从南至北的推移，出土的兵器越来越少，而陶器越来越多。如果是因为战役而建造的墓群，陪葬兵器数量应该在伯仲之间。从陪葬品时间的变化来看，从战国中期延续到了汉代早期，其间有将近300年的光阴，不可能是一场战役能够造成的；

其二，没有证据显示尸骨是因为战争原因产生的，而且从尸骨安放的从容不迫程度来判断，死亡时间不应该是在战争期间；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所有尸骨上并无伤痕发现。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栾丰实教授分析，一支巴人在此生活了近300年，因此有大量的墓葬聚集在此是很正常的。就现在的状况而言，整个墓地遗址从南到北被大致分为4个墓葬相对集聚的小区，墓葬的整体布局高低错落有致，显示出这应该是4个家族墓地。

聚葬习俗古已有之，在巴人尚武的观念中，把平时战功卓著的军人按家族集中埋葬是完全有可能的。从余家坝遗址看，每个小区里的军人并没有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布，墓葬的埋葬方向也完全没有规律，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军人的崇敬之情没有因为军阶的高低而有区别。

但在300年的时间就只有一百多座墓葬，这也是不合理的。栾丰实教授解释说，目前发掘工作还没有完成，应该还有更多的墓葬出土。而且在两千年的沧海桑田变化里，不少墓葬因为自然或者人为的原因被破坏，无法寻找也是很正常的。

巴人兵器上的虎纹

在以冷兵器争天下的战国时期，兵器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从巴人兵器上的寒光里，我们能否得知一些湮没的真相？

余家坝兵器上神秘的虎形和人形图案共存一体。巴族之所以被世人认为神秘莫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可以明确被认定为文字的符号。余家坝出土的兵器戈上的神秘图形是否就是巴人文字？

从出土文物看，巴人的戈都是长方形直援形（注：连接木柄部分称作援），刃部一般锈蚀严重。

虎纹铸在主体部分，老虎侧身正首，双目圆睁，牙齿排列整齐，犬齿夸张外伸，双耳竖立，双眉以上部分向后倾斜成翼状。尾巴上卷，前后爪尖锐，虎身饰有目字形回纹，其间饰有斑点。最为奇特的就是，在虎口下方铸一人，侧身跪姿，面向虎身，束发前飘，腰佩利器。

在老虎的腹部下方，还横铸着一个标记，自上而下依次为羽毛、四条平行双弧线、三角形等神秘形状。而在老虎前爪之下，还有“三”和“∩”形纹样。

栾丰实教授解释，《蛮书》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与文献记载应证可知，虎形纹的流行是巴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巴人尚武，把虎纹刻在兵器上，是很正常的。

其它几个神秘的纹样，还不能确定是文字，更近似于巫师阶层祭祀时使用的宗教符号。另一种解释是：“三”形似水，“∩”形似山，可能是巴人在讲述他们的祖先爬山涉水、来到此处的故事。

而兵器上的人形图案，除了标志徽识以外，还有寓意勇猛直前、无往而不胜的意思。专家认为，至于具体含义，还有待研究后才能得出准确结论。

余家坝出土的兵器种类以戈、矛、剑、钺为主，其它兵器非常少见，连当时杀伤力最大的武器——箭，到目前为止也只发现了一枚箭头。当时若没有弓箭，就意味着没有远距离的杀伤能力。在数量如此众多的军官墓群中仅有一枚箭头，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栾丰实教授推测，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可能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处在战争之中，而且他们本身的实力也并不强大，还不具备攻击别人的能力。栾教授同时表示，只有出土了具体证据才能完全说明这一现象，目前只是猜测。

没有发现大量箭头的另一种可能性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关。在已知的材料中，古代余家坝是个山林茂密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作战，使用弓箭的效果远远不及短兵器，因此在这里发现的兵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尺寸较短。

余家坝出土的兵器木柄部分残余说明，这里的矛和戈长度均在1.3米以内。而在当时的中原和汉江地区，出土的同类兵器长度一般在2米以上。栾教授认为，川东地区多山岭而少平地，战争的方式以步战为主，而不是平原地区的车战。因此，短柄的戈和矛更能发挥作用，是当时近距离肉搏战的主要兵器。

武士墓葬中的神秘女性

在两千多年前，军队就是男人的阳刚世界。奇特的是，在余家坝的军官墓群中，竟然掺杂着极少数的女性墓穴，使得人感觉匪夷所思。

这些女性墓葬的分布是没有规律的，在4个墓地中各有4到5座，墓主身高均在160厘米以下，陪葬品中只有少量的生活陪葬用品，如铜鍪和陶罐。个别拥有大量的玉石质珠宝。在M15号墓葬中，墓主身边放有深蓝色的六棱状玉珠、深蓝色圆柱形中空的玉管等二十多件玉器。陪葬用品较少的现象说明女性身份较低。

曾有人认为，这里的女性是殉葬者。栾丰实教授立刻批驳了这种说法：“在女性墓主的尸骨上并没有发现生前暴力胁迫、杀害或者用毒的痕迹，墓主的尸骨是在棺木中，并非在棺木外，并且还有一定数量的珠宝随葬品，殉葬者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已经发掘的百多座墓葬中，居然有四五座男女合葬墓。这几座合葬墓分布的地点没有规律，而且朝向也是随意的。墓内男女同棺，中间有一板隔板把两人隔开，其随葬品各自放置。墓主的随葬品等级都不高，男的就是简单兵器，女的也只有一两件陪葬饰物。

栾丰实教授分析说，可以看出女性生前在家族墓地中的地位是得到承认的。虽然还不能找到男女死者间夫妻关系的明证，但可以说明他们在生前的关系是密切的。所谓男尊女卑的观念在汉代前并非社会主流，只是在汉代儒家兴起后才广泛流行。在战国时代，女子虽然在体力上已经无法与男子争高下，但在做出特殊贡献后，也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如在战国时代被广泛使用的美人计，著名的例子就是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

巴人在战国时代以渔猎畜牧业为主，女子很有可能因为在某方面做出过贡献而得到部落的承认。至于具体是什么贡献，后人不得而知。由此分析，余家坝墓地内的女性能够跻身家族墓地内，是可以理解的。

武士墓来源新说

一般来说，如果有大批墓葬聚集的地方，在不远处肯定有其墓主生前的聚落遗迹。而余家坝墓葬遗址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始终没有发现与之配套的生活聚落遗迹。

云阳县高阳镇李家坝在战国时期曾是重要的产盐区，距开县渠口镇陆上直线距离十五余公里，水上直线距离二十多公里。李家坝曾在1998年出土了二百多处巴人武士墓葬群。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李家坝出士的巴人武士就是李家坝盐井的守卫者。

余家坝出土的巴人武士是干什么的？

栾丰实教授说：“这是余家坝遗址困扰我们的难题之一。云阳李家坝巴人遗址显示，在墓葬遗址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其生活聚落遗址，这说明巴人同样也有在生活遗址附近修建墓地的习俗。可奇怪的是，我们翻遍了余家坝附近的大小山沟，就是没有收获。”

就在发掘工作毫无进展的时刻，一个意外的情况进入了专家们的视线。在余家坝遗址的河岸附近有一个船渡，村民要渡过上百米宽的澎溪河就得靠小渡船。在一个大雨的夜晚过后，负责弄船的村民李老大在河边大声诉苦，说自己昨晚因为忘记拴绳，而河岸被雨水冲塌了极大一片，船被冲到下游撞坏了。

专家们被提醒了，是否当地巴人的聚居地就建在河边，只是因为常年的雨水冲刷而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消失了。当然，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这一说法，但起码开拓了新的思路。

在各朝各代中，因为战争而把军官墓穴葬在一起的比比皆是。在已发现春秋时期的墓穴中，两千多人的军人群葬墓都有出土。这说明，在古代人们对武力的崇拜意识是很浓的。相比之下，余家坝墓葬遗址只是一个较小的遗址。

余家坝到云阳高阳镇的李家坝，坐船二十多公里的距离。在战国时代那种当地还算蛮荒之地的情况下，余家坝和李家坝同外澎溪河岸，在经济上有所交往是正常的。就目前已发掘的情况而言，李家坝遗址的延续时间是从春秋晚期到西汉，时间早于余家坝的战国中期到西汉早期。

从现已发掘的余家坝遗址规模看，还小于李家坝遗址。专家猜测，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物产需求的加剧，李家坝无法承担更多的人口，余家坝遗址于是从李家坝分支出去。两者出土的器物在形制、结构上都有颇为近似的地方。

栾丰实教授表示，我们只能推测开县余家坝是从云阳李家坝的一个文化分支。在从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近300年的时间里，曾有一支巴族人在余家坝生息繁衍，过着几乎与世无争的生活。但最后，因为我们还不可探知的原因，他们消失在了三峡地区。余家坝墓葬群器物的出土，对研究巴人的生活习俗、丧葬习俗，以及巴蜀文化、巴楚文化、中原文化渊源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