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窗｜从前，时光很缓，车马很“慢”

4月1日开始，公安部新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规对交通违法行为记分规则进行了调整，在一个周期内满分仍为12分，根据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一次记分的分值分成12分、9分、6分、3分、1分共5档。酒驾、高速公路倒车或逆行、替别人记分并谋取经济利益等严重违法行为，一次性记满12分。开车加塞、开车打手机等，一次记3分。新规也明确提示，记分罚款不是目的，关键是为了提高大家交通安全意识，减少交通违法行为，从而保护大家的安全，保障道路的畅通。就像电影《流浪地球》中反复提醒的那样，出门在外一定要记住“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古人有关交通的一些小故事，或者说那些关于车和马的往事。古人出行不似今天这么方便，如果不是靠两条腿步行，除了依靠车马外基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对社会等级的强调，车马出行逐渐衍生很多规范和礼仪。对比一下就能发现，一旦违反了这些规范和礼仪，后果可能比今天罚款记分严重得多。

令人骄傲的是，车的发明和山东有着特殊的渊源。据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造车的鼻祖奚仲就诞生在古薛国，今属枣庄。关于奚仲造车的记载，见于多种史籍。《淮南子·修务训》篇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滕县志》中则描述为：“当夏禹之时封为薛，为禹掌车服大夫。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故后人亦称奚仲造车。”从这些史料中可知，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大禹封为车服大夫，即车正。按《管子》记载，“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而且书中还特别称赞，“奚仲之巧，非斫削也”。也就是说，奚仲制作的车，不仅一刀一斧的斫削极为精致，其构思设计更是极为精巧。管子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足以证明奚仲造车的水平之不凡。奚仲去世后，被百姓奉为车神，后人在千山头修建了奚公祠常年祭拜，以求出行平安。“祭拜奚仲，平安出行”的民谚在当地流传至今。

车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车被用于生产、生活，也被当成开疆拓土、掠夺财富的战争工具。在这个过程中，车逐渐变成“奢侈品”，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著名史学家葛志毅认为，正是车服作为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构筑起三代贵族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由于车服制度的推行，使贵族与平民在身份地位上悬隔开来。《尚书大传》记载，“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得命，然后得乘饰车骈马，衣文骈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罚。庶人木车单马，衣布帛”“未命为士者，车不得有飞軨，不得朱轩”。从这些记载中可以了解到，车服成为爵命之赐的物化特权，贵族与平民也在车服的使用上显著地分开。更通俗地说，车与服装，都已经成为区分地位尊卑的标志，如何使用也已经制度化。不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在乘车与穿衣方面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普通老百姓只能乘没有装饰的木车、穿没有花纹的布帛，否则会受到相应处罚。

在《礼记》中，记载了乘车和用车的繁琐礼制。《礼记·曲礼》中说“客车不入大门”即要求客人的车不能进入主人家的大门。规定“妇人不立乘”，古代马车的车厢叫舆，古人乘车是站在车舆里的，叫立乘。但是，妇女不能立乘，即妇女不能站着乘车。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规定？显然，在制定规则的人看来，妇女站在车上，不文雅，过于张扬，不合乎妇德妇道。另外还有要求，如“车上不广欬，不妄指”，意思是说，坐在车上时，不大声咳嗽，不随便指画。其细致可见一斑。

《礼记》中的这些礼制规范，并非只约束乘车者。对于那些驾车者来说，也有形形色色的规矩需要遵守。《礼记·曲礼》中这样记载：“仆御妇人，则进左手，后右手。御国君，则进右手，后左手而俯。”驾车人在为妇女驾车的时候，要注意把右手放在身后，以示避嫌。在为国君驾车的时候呢？则恰恰与此相反，要把右手放在前面，左手在后，并微微俯身，以示恭敬。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一不小心踩了国君的马的饲草，根据礼制规定也要受到相应责罚，所谓“以足蹙路马刍有诛”。

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乘车和用车的礼仪制度，是能够获得切实维护的。在《论语·先进》篇中，讲述了一个孔子维护用车礼制的故事：“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杨朝明教授这样翻译解读这段话：颜渊去世后，他的父亲颜路请求用孔子的车做颜渊的殡棺之椁。孔子回答说：“无论有没有才能，但总是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鲤死了，只有棺而没有椁。我不能徒行以用我的车做他的殡棺之椁，因为我曾做过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颜渊就是颜回，德行高洁，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得知颜渊去世的消息，孔子非常悲痛，哭得非常伤心，并对身边的人说，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能为什么样的人伤心呢？即使如此，当颜路提出“以车为椁”的请求时，孔子还是明确拒绝了。这看上去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是孔子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杨朝明解释：“当时对于各个阶层，丧礼有严格的区分，颜回为士，其殡不当用车，故孔子婉言拒绝颜路的请求。这体现了孔子维护礼制的态度。”这个故事的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用车不能违礼。

一般说来，在古代，车和马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对于骑马和马驾车孰早孰晚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议。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古代的车马》一文中表示，古书上常见车马并举，“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一般地说，没有无马的车(当然，马车之外还有牛车等)，也没有无车的马。因此，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王力先生认为，战国以前，马是专为拉车用的。春秋时代，可能有骑马的事，但那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从匈奴学来了骑马。后来骑马之风才渐渐盛行起来。青年学者马彦峰则认为，马之骑乘要远远早于马之驾车。在马被人类驯化之后到马车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中，马已被广泛地用于骑乘。至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重点是推广了胡服，彻底解决了中原服饰不便于骑马的弊端，更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次骑兵服饰的改革。不过，马彦峰也表示，“无论马之骑乘还是驾车，都体现了大陆古代人民‘善假于物’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并且以此为核心而形成的古代车舆制度谱写了大陆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到今天，古代的那种车马组合已经基本淘汰，生活中很少见到了。在一些山区尤其是牧区，当地群众或牧民仍然养马，但马的用途已与古代大不相同，马身上背负的那些礼仪规范已不复存在。车的变化当然更大，而古代赋予车的那些礼制内容，与现在的汽车更是根本沾不上边了。开车的人，只要小心遵守交通法规，扣分罚款这些还是能够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开车比古代实在是“轻快”多了。（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报道）